抗战之初，青岛地区党组织于1937年冬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郊区崂山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领导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市内不少党员骨干都参加了这支队伍，扩大了党在青岛地区的政治影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这支武装于1938年初就奉命撤离青岛地区，市内已没有党的组织，郊区农村的武装力量又撤走，青岛地区党的组织和活动处于青黄不接的不利形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决定派遣得力干部回青岛，以重建党的组织，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并拟选择有利时机派遣武装力量到青岛郊区崂山开展武装斗争，配合掩护地方工作。为此胶东区党委确定由统战部长林一山具体领导进行这项工作。林一山约见曾长期在青岛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王云九（当时任胶东军区五旅供给部长），商量物色派往青岛的人选。要求是：政治思想坚定，有独立工作能力，并熟悉青岛的情况。根据这些要求，王云九建议并经区党委同意，选定了胶东兵工厂厂长兼指导员曲华，令曲华尽快返回青岛敌占区领导开展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曲华原名李继仁，1910年生于青岛市郊区惜福镇李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时读了几年书，由于家境贫寒不能继续上学，就跟随家庭来到城市谋生。16岁就到一家私营小工厂（东益铁工厂）当学徒。他一面起早贪黑干苦力活，一面刻苦学习技艺，3年学徒期满即转到青岛兵工厂（现海军造船厂）做工。他历经磨练，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关心国家大事，对资本家压迫剥削阶级兄弟极为愤慨，对当时青岛纱厂和四方机厂的工人反对压迫和剥削而举行的罢工深表同情和支持。
1936年他通过家庭的关系，结识了王云九，王是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后来虽因青岛市党组织受破坏暂时失掉联系，但一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对曲华经常讲解国家大事，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社会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曲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其从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转变和提高。他对国民党在国内推行攘外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屈膝退让、丧权辱国的行径极为不满。再加他长期失业，生活非常困难，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社会的黑暗无比愤恨，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深向往。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之际，青岛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忙着向大后方撤退逃跑，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安危。而曲华的爱国思想进一步激发起来。他满腔热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到处寻找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1938年春，王云九介绍到崂山参加了抗战革命活动，成为崂山抗日队伍的骨干。并于1938年秋由王云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曲华被党组织派往胶东军校学习，他刻苦学习政治、军事，结业后分配到胶东五支队六十五团任特务连指导员，曾先后参加过多次战斗，带领部队英勇作战，受到表扬。胶东军区领导机关为了加强后勤兵工厂工作，调曲华到胶东兵工厂任厂长兼指导员，他以出色工作，为我军的军工生产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选派曲华做青岛城市地下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胶东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坦向曲华部署了在市内建党的具体要求：重点是在工人，青年学生以及其他劳苦群众中发展党员，首先是在影响较大的工厂企业和学校单位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区党委又责成统战部科长崔涛和组织部科长王台协助曲华研究了工作方法、制度以及交通联系等具体工作。区党委又指示青岛所在地区南海地委给予协助。在做好有关准备工作之后，曲华到达南海地区，地委书记刘宿贤亲自接谈，并责成有关部门对化装、交通等作了妥善安排。地委又通知青岛外围的胶县、即墨等县协助青岛开展工作。曲华在几年中来往到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又先后派出许多同志到上级机关学习或开会联系工作，这些县委的负责同志都以高度的革命友爱和责任感亲自接待安排食宿，或派人护送转移，这在当时开展青岛工作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是宝贵而又热情的支持。
1939年冬，曲华由南海地委经即墨县委到达青岛郊区，他利用自己是当地人的有利条件，隐蔽在可靠的亲友家里，通过各种途径初步了解青岛市内和郊区的情况，全面分析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当时青岛地区斗争形势非常严酷，日军把青岛作为“大东亚圣战”基地，加紧了残酷的统治，敌军警特宪和汉奸横行；正在全面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施行“东亚共存共荣”奴化教育，腐蚀麻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采取各种花样的活动，消磨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对抗日言论和活动，特别是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活动疯狂镇压，对普通老百姓以“保甲”组织加紧管制。在青岛郊区日寇建立了大量敌伪军据点，经常出动“讨伐”，乡村伪政权普遍建立，以严密控制农村，打击抗日活动。当时在青岛和郊区群众中抗战活动正处于低潮。
另一方面，青岛地区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非常复杂而激烈。国民党长期统治青岛，其组织较有基础，不仅市内各机关、学校、团体有国民党组织，在青岛郊区乡村也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市长沈鸿烈统治青岛十几年，采取几项所谓“利民”措施，修建了几项工程项目。在政治上有影响。群众中的“正统”观念，沈鸿烈虽然不战而逃跑到鲁南地区，但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李先良又窜回来拉起部分人员在郊区崂山建立了“青岛保安总队”。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也拉起了许多股游击队。这些国民党的势力不抗战，却打着抗战的旗号，极力煽动反共，把持着郊区地方政权，对人民严密监视统治。当时我党在市内只有少数党员在分散的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曲华派入市内倒有点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滋味。
曲华进入青岛市内前隐蔽在郊区时就开始了工作，他先后选定两个村物色对象发展建立党的组织。一个是兰家庄村，这个村在抗战开始时中共青岛工委曾秘密驻在这里，并在这里发起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党在群众中较有影响。他在这个村发展了兰义山、兰义藻，兰莲芬，兰佩芬等为党员，还发展了兰成杰等几名党的赤色群众关系。兰义山后来打进村政权，兰义藻任小学教员，掩护开展工作。另一个在李辛村，他发展了宋良玉为党员，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开展工作，又发展青年李继俭为交通联络员，在联络员的家里建立秘密联络点，这俩个村坐落在由郊区通向市内的东西两条公路要道上，地理位置很重要。后来这两条村成为地下党组织从市内到根据地的一个中间联络站。1942年市内工作受到破坏时，许多同志临时隐蔽在这里，继续工作，或从里再转移到解放区。
1939年底，曲华由方勋掩护从即墨城秘密进入青岛市内，立即着手在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展开工作，1940年3月首先发展崇德中学（现十一中）高中学生方勋为党员。接着又在该校发展尹华、莫易、张辽为党员。这第一批4名青年学生党员，曲华分别谈话，进行教育培养成为骨干。5月底、6月初建立了党支部。由3名成员组成，方勋为书记，张辽为组织委员，尹华为宣传委员。曲华交待在当时青岛市地下党未建立市级统一领导组织时，这个支部全面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当时支部成员都在崇德中学，重点先把崇德中学的工作开展起来，根据条件逐步向外单位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崇德中学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先后又有余华、陈翼、武光、高永成、徐文洵、庄毅、周群、王文成、王文仁、聂希文等十几名学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同时又在农林事务所发展谭国梓（唐飞）为党员。
不久，曲华根据上级的指示，为了同国民党争夺青年，使他们团结在我党的周围，决定建立“青岛市青年抗战先锋团”组织，这是我党直接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由张辽任团长，方勋任政委，具体领导这个组织的活动。首先在崇德中学发展了一批团员，经过教育和锻炼，不少团员先后发展为党员。
党支部在崇德中学的组织发展活动，该校反动当局有所察觉，便采取压制措施，于1940年秋无故开除了方勋、尹华、莫易、张辽等党员。曲华立即让这些党员转移到市立中学去，党支部继续向校外开展工作。1940年下半年，市内崇德、文德、市立等学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曲华在开展青年学生工作的同时，就着手在工厂企业中展开工作。1940年5月在崇德中学建立党支部时，他决定莫易不在校内活动，主要开展工厂企业的工人工作和女校工作。不久，莫易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发展工人宋秀卿、张奇、薛隐为党员，又以他们为骨干继续发展马文、闻伯玉、李凤鸣、雷受銮、赵美香等一批女工为党员。1940年底，颐中烟草公司建立了党支部，薛隐为书记，马文、闻伯玉为委员，通过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又开展了该厂周围一部分工厂企业的工作，在染厂、火柴厂以及铁路、四方机厂、电信局、发电厂、码头等单位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其中有刘琪、窦郁山、李金锡等。这些工人党员团结了一大批赤色群众在自己的周围，经常开展学习宣传等进步活动。女校工作于1940年10月也相继展开，在文德女中发展杨真、李敏等入党。
从1940年秋开始，又在工业集中的四方、沧口区选择较大的一些单位，深入群众，物色对象，进行教育，发展党的组织。先在日本经营的大企业丰田式铁厂发展工人李继佩为党员，在台东区太东铁厂（自行车厂前身）发展工人黄佳伦、朱敬善等为党员。他亲自培养教育，以这些党员为骨干，在四方、沧口工业区的橡胶厂、四方机厂、纺织厂等大企业又先后发展高日九、李景雨、曲盛贵等工人为党员，滕文锷、单际春等赤色群众。并分别在这些厂建立了党支部或小组。1941年秋，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中共四沧分区委李继佩为书记，高日九、曲盛贵为委员。1941年底又将四沧分区委划分为四方、沧口两个分区委。高日九为沧口分区区委书记，李继佩为四方分区委书记，分别领导各区的工人工作。台东、四方、沧口等主要工业区的工人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从1939年底开始到1941年全市先后发展40余名党员，主要成份是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还有一批抗战先锋团团员，全市一批较大的工厂企业和重点中学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党组织在全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工作需要也相应地形成建立起党的秘密联络点，一个在苏州路33号，曲华秘密在这里同党支部主要领导成员开会，研究部署工作；一个在无棣二路7号，以莫易为主，领导颐中烟草公司以及台东区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作；在四方区嘉禾路21号，以李继佩为主联系四方、沧口区工厂企业的工作。
1941年秋，胶东区党委鉴于青岛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决定建立中共青岛市工作委员会，增派谢明钦为市工委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市工委决定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领导成员适当分工，继续工作。谢明钦、杨真抓学校的学生工作；曲华抓工厂企业的工人工作。根据分工需要，并便于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经工委同意，曲华搬进四方区工人宿舍同工人住在一起。
1942年初，工委书记谢明钦提出要到沧口盐滩村开个磨房作为职业掩护，同时抓沧口区的工人工作。1月5日晚，谢明钦到达盐滩村工人宿舍，正当与两个党员商量开办磨房问题时，3人突然被日寇逮捕。与此同时，上海纱厂1名党员也被逮捕。当夜敌人进行刑讯，第二天日寇特务继续到橡胶厂、丰田纱厂继续逮捕，并到苏州路33号搜捕一名姓李的工人。当时曲华住在四方区工人宿舍，得悉敌人曾到苏州路33号搜捕姓李的工人，怀疑可能发生问题，便迅速赶往盐滩村向谢明钦汇报，才发现工委书记谢明钦等人被敌人逮捕。据事后了解，谢明钦等人是由叛徒尹常安告密，由自首分子李克柱带领日寇特务前往盐滩村逮捕的。当夜押在沧口飞机场日寇海军警备队，敌人连夜刑讯，至2月上旬，先后被捕的有谢明钦、高日九、曲盛贵、吴世训、周永智、纪家登、刘洪祥共7名党员，后押在常州大日本海军囚禁场。
1942年3月31日，日寇第三遣支舰队军罚处分会议作出判决，宣称：高日九诱劝李子斌（谢明钦的化名）、曲盛贵、吴世训及周永智加入共产党，扰乱帝国占领地之治安，判处死刑；曲盛贵判刑5年；吴世训判监刑3年6个月；李子斌判监刑3年6个月；周永智判监禁2年。纪家登，刘洪祥因无口供后被释放。
在青岛工委书记谢明钦被捕和部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后，曲华立即采取应变措施，连夜派人与杨真商量后，通知有关党组织人员转移隐蔽，对遭到破坏的沧口区部分党组织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同时，设法弄清组织破坏的原因，了解被捕人员的下落情况，然后前往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途经即墨县委，见到袁超（当时已调南海地委工作），袁通报说：“日寇正在向胶东地区扫荡，我机关部队大转移，无法联系，让曲华暂回青岛隐蔽工作。曲华返回青岛郊区后，暂时隐蔽在大北曲村，5月4日日伪军出动讨伐经过该村，曲华和薛隐转移到村外，与敌人遭遇而被逮捕。敌人未得到任何证据，经简单审讯后，薛隐交保释放，曲华与其他被捕的群众一起押往警察局。在押期间，曲华买通伪警察送出信来，告知组织他被判发往东北煤矿当劳工，请组织放心。他决心设法迅速回来。狱中关心党组织，充满斗争信心，据说1942年6月（阴历端午节之后），在被敌人押往东北途径济南车站换车时，曲华组织鼓动同车的劳工一起暴动。不幸被敌人枪杀，英勇牺牲，年仅32岁。
曲华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一定胜利，正因为他这种坚定的信念，不论环境如何艰苦困难，总是信心百倍地为党工作。1939年秋，他奉命到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明知任务艰险，但组织作出决定，他无条件服从，只身一人来到敌人严密统治的青岛，毫无顾虑地投入战斗，从不畏难叫苦，他执行党的任务有坚强的毅力，较高的水平；善于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论工人、学生或农民，不论老年、青年或妇女，都能分别对象进行工作。他是抗战初期胶东党组织最早派到青岛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干部。在2年多的时间里，为重建和发展青岛地下党组织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许多曾接受过他的教诲帮助而参加党，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都为他的大智大勇，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他临危不惧，处事果断。1940年底，他到上级汇报工作，同时带领女学生党员杨真到根据地学习。到达平度县准备出城北门到城北我联络站，敌人盘查很严，杨真一身城市学生打扮，曲华深恐岗卡出不去，当机立断把她托给汽车公司一位售票员，将杨真安全带出城外。
曲华的妻子1940年病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他托付老人，自己单独住在工人宿舍中，全力投入革命事业，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长期不准孩子前去看望。曲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1983年青岛市政府正式批准曲华为革命烈士，以褒扬他对革命的贡献。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