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咳！小老弟！虽然你只比我小两岁，但我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小弟弟。能经常通过电话和书信，谈起我们在太行和沂蒙的许多往事，实在令人感慨万千。王：是呵！半个多世纪前进行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三次巨大变革之一啊！我们有幸投身其中，此生此世也就无怨无悔了！
阮：咱们是一起长大的。对你从少年时就受到戏曲熏陶和很早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由一个战区难童、小戏迷，成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往事历历深印在我的脑际……。
王：可不！从1939年相识到现在已是62个年头了，我们从当年的热血少年，已成为耄耋老人。你已八十岁，我也快了。
阮：不要伤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从成立到现在，我们俩是六十多年一直坚守在戏剧舞台上的幸存者了。
王：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了！我常常回忆起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怀念故去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我总是亲切地称他们为同志哥、同志姐。
阮：这个称呼在今天已经很难听到了！
王：时代不同了，称谓的涵义也不同了！但理想和追求都是永存的。我常常回忆起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同声歌唱、同台演戏、同甘共苦，那真是同生死、共患难，情同手足、亲如家人啊！对这段深情厚谊的追忆，也许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了！
阮：是啊！在战火中，在生死搏斗中结下的情谊，令幸存者至死不忘！刚刚收到临沂费县政协魏宝玉同志寄来的一份资料，是抗大文工团刚到沂蒙时的人员名单，共计才三十四人。队伍虽小却非常精干。其中有领导成员、演职员、炊事员、饲养员、通讯员。当时，不论演出小节目、还是大戏，全体人员一起上场。每人身兼数职，大家齐心协力，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时的文工团是一支非常能战斗的文艺轻骑队，一边打仗，一边宣传。那种艰苦奋斗、团结合作，深入生活的精神，我认为今天还是值得继承、发扬光大的。
王：我们这些文艺战士既是宣传员、工作队员、又是战斗员。真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每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又要求成为多面手。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有时还要担负起通讯、侦察任务。有的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采访，以纠察队员的名义检查战场纪律、俘虏政策，到战斗前沿去开展对敌伪政治攻势的“火线喊话”。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随时要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思想感情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体验了革命战争和社会变革中各种各样人的思想情感。为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不致临渴掘井。更不是生编硬造！这就是深入火热的战斗生活。
阮：这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是1940年春在沂南刘家店子照的。我约略算了一下，照片上一多半战友已先我们而去。有的牺牲在战火中；有的被错误地杀害了……。现在他们中大部分虽然都已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可当年都是些很有才华的革命文艺青年啊。想起他们不禁黯然……也常想起你，你也曾受过一些磨难，很为你难过。但你还是比较宽心豁达的，不提那些往事了……。
王：最近写了几句“顺笔溜”，以表达我对往事的心境。“人生五味遍品尝，笑对磨难别已往，难得桑榆晚景美，夕阳斜辉似朝阳。”逝者已矣，往事不提也罢。我倒觉得在我们数十年艺术实践中，把一些值得记取的东西记录下来，好像很有必要。我们两个老人，济、京两地往返不便，长途电话费也太贵，只好通过纸上交流。也不知我们这些话题，还有无价值？
阮：我觉得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也许能找到一份清醒，找到不可能用任何东西替代的价值追求。戏剧是浓缩的人生。从大跨度的历史角度看，战争年代老区的戏剧活动，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一代人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感，在中国戏剧史上也应该占有光荣的一页。
王：从太行山区到沂蒙山区，为了开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我们文艺战士，在袁成隆主任领导下，大力收集、整理、改编民歌小调。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如当地称为“杂耍”、“小节目”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演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曾编辑出版过一本刊物《戏剧杂耍集》，供各文艺团体、农村剧团使用。
那时还是以话剧演出为主。多在露天广场，观众一般上千人，多时近万人。改妆、换景时为了不让群众焦急等待，调整好演出气氛，便在幕间由一个“喊前台人”，像似现在的节目主持人，即兴讲一些串场词，或是插演一些“小节目”。如说：“武老二”（后替代山东快书）、唱大鼓、或清唱、表演相声。这样一来改妆、换景就从容了许多，观众也稳住了。“小节目演出效果有时往往超过大节目”。
在农村，从春节到元宵节，广大群众会自发地搞起许多民间艺术活动。如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舞狮子、打腰鼓、扭秧歌、民乐吹打、曲艺说唱等多种民间艺术活动。热闹非常，十分红火。我们受到启发，也说起快书，扭起秧歌，打起花棍来。我们的苏伟同志就曾经“打花棍”打到解放了的大上海的南京路上。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只要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们就千方百计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达到宣传群众、宣传革命的目的。
阮：由此逐渐发展创作了有歌、有舞、有对话、有情节的“小调歌剧”。久演不衰的有《爱护根据地》、《亲家母顶嘴》、《二郎神大闹佛堂》、《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等。你我搭档演出的《亲家母顶嘴》我演亲家母，你演我儿子。我骑在驴背上跑圆场做着虚拟动作，你在后面挥鞭赶驴，边唱边舞，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场面十分热烈。
王：这得益于我们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东北、西北各地的抗战青年云集在一起。快板、相声、大鼓、评弹，各地方的民歌小调、戏曲，甚至“卖梨糖膏”、“拉洋片”的调都曾被拿来为我所用。在搜集、整理、加工改编的同时，注意到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剔除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的成份，用其表现形式崭新的生活内容。说到这里，应该提到我们的笔杆子——李林同志。他是东北流亡学生，熟悉东北及北方各地的民歌小调。我们演出的《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等小调歌剧，以及大型话剧《过关》（和贾霁合作）大都出自他的笔下。那首脍炙人口、流传全国的，现在被称为革命历史民歌的《沂蒙山小调》就是和您共同创作的。当年的歌曲创作在我们团也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像艾力作曲的《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沙虹词、久鸣曲《永远跟着共产党》一歌，在全国广为流传。李林、久鸣这两位同志已在前几年先后逝世。
阮：还有绰号“小调篓子”，人称“俱乐部”的我们的老大哥张革非同志。吹拉弹唱全都来得，肚子里有的是玩艺。他少年时在北京，常出入天桥、什刹海，在收集、整理、加工民间艺术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位有功之臣。
王：革非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九二年我们在上海丁香花园聚会时，他已是老态龙钟，离不开手杖，行动很困难了。
阮：在四十年代初，我们创作的以民歌为主要曲调组成的小型歌剧，当时是属于比较超前的创作之一。那时还没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更没有《白毛女》、《血泪仇》。我们的小调歌剧创作演出已经十分红火，实践证明我们走的路子对头。因为它植根于民间，它载歌载舞，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可以大胆地说它是“中国新歌剧的雏形”。在根据地里鼓舞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广大军民中营造了欢乐的生活气氛。
王：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重温过去，不只是怀旧。对于过去我们所从事的艺术活动中的经验教训，应当认真总结，正确地看待它。
阮：战争年代的话剧，在广大农民和部队战士当中，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大喜欢到很喜欢，是经我们艰苦努力地工作，才逐步受到老区工农兵欢迎的。那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电影。文工团晚会演出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活动。话剧在晚会中又占主要位置。春节、“五一”劳动节、“六一”抗大校庆、“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祝捷大会、英模大会等，都要有晚会演出。山东还举办过“八大剧团”联合公演。
王：演话剧在那个历史时期，是我们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曾创作演出了一些独幕剧和多幕剧。在太行时期，大都是演王震之、李伯钊的作品，像《军民合作》、《一心堂》、《流寇队长》和日本话剧《婴儿钉戮》等。到达沂蒙之后，演本团创作作品多一些，如《我们没有抗命》、《一双鞋》、《喜酒》、《第五纵队》、《阿Q正传》、《过关》等。也演过阳翰生的《李自成之死》、曹禺的《蜕变》，阿英的《李闯王》和前苏联作家高涅楚克的话剧《前线》。
阮：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准备大反攻、动员大参军的日子里，分局宣传部长陈沂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莒南县刘家扁山一段动员参军的动人故事。我们全团人马，编、导、演、舞美，所有人员进驻这个山村，和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近半年的深入体验生活，对人物所生活的环境、外部形象、内心思想感情、语言、动作在每个人的心中活了起来。最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由李林、贾霁执笔创作出《过关》这出话剧。演出后，在山东解放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对于“准备大反攻，动员大参军”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观众纷纷举行座谈，报纸整版的发表评论和观后感之类的文章。《过关》的创作演出，在山东戏剧史上是值得写上一笔的。建国后《过关》剧本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这也让我想起若干年后，你们山东话剧团演出话剧《丰收之后》，和当年的《过关》十分相似。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你们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演出，都博得好评。北京人艺、青艺，都曾上演过该剧。我在“中戏”教学中，也作为教学剧目讲课，学生们都感到获益匪浅。深刻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王：苏联话剧《前线》的演出是一次奇特的演出，一出戏在两个舞台上演。这出戏是作为整风的参考，是必看的剧目。记得延安曾要求敌后各根据地有条件的文工团，都要上演。一一五师和我们先后都上演了该剧。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简陋条件下，演出这么一个大型外国戏，真可谓困难重重。人员不够，我们就和鲁南剧社联合演出。化妆、服装、置景方面想象不到的困难就更多。最难处理的是“火线战场”一景，由内景变换为最复杂的外景，很难快速变换，逼得并排搭起两座舞台。到“火线”一场戏时，演员和观众一起移动位置继续演出和观看，这是我演戏数十年来唯一的一次。
阮：当时我们的工作是经常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化妆油彩都要自己去做，灯光是汽灯，灯最重要的部件是纱罩。东西很小，却很昂贵，大都是通过敌工部从敌占区弄来的或是缴获来的胜利品。这东西很轻很小容易破碎，便由我们女同志轮流手持着行军，足见那时是多么的艰难困苦啊！
王：话剧是剧场艺术。但也不能固定一种演出形式，或只限定在城市剧场演出。好像应该深入到农村集镇、工厂、军营、学校这样广阔的舞台上去。抗战初期我就看到过赵丹参加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在广场演出，效果也很好。上海京剧院把京剧送到大学校园中去演出，以普及京剧，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新兴起的“小剧场”演出、音乐剧、降低票价等，总之应多动脑筋，想办法去争取更多的新观众，巩固老观众，把戏剧事业推向前进。
阮：我有同感。关键是要继承话剧的优良传统。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深入生活。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反映广大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在表现形式上力求创新的好本子。更需要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质量的精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戏剧工作者的使命。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观众、了解市场。我们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剧场管理、理论研究者要共同努力，我相信是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的。
王：四十年代初，我们还曾做过京剧改革工作。那时叫“改良”、“旧瓶装新酒”。我们都很年轻，热情高、干劲足、有闯劲，对京剧很爱好。又深知京剧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都是些外行，却也能干出些成绩来。
阮：临沭河边有一个民间京剧社由票友和贫苦艺人组成。有傅祥凤、孟祥元、马祥甫、马润生等人。山东省文协接收了他们。分局宣传部陈沂部长指示我们：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参加剧社各项工作，帮助他们进行京剧改造。并要求首先向他们学习。对旧京剧的改造要慎重。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互相学习和融合。最后，剧社纳入了我们的编制。艺人们学文化、学政治、提高了思想觉悟，有的人还入了党。当地颇有些名气的文武老生、也能演青衣花旦的女艺人崔碧云、武旦马瑞珍、马成姐弟也参加进来。先后又从战士剧社、鲁艺“宣大”调来仇戴天、赵剑秋、马杰、赵健等人。仇戴天的言派唱腔颇有韵味。马杰擅演长靠武生。赵健在“宣大”就演过《王佐断臂》。赵剑秋能编能演，拿手京胡、程腔伴奏。行当齐全了，队伍壮大了。原来只能演唱《投军别窑》、《武家坡》、《贺后骂殿》等几出传统戏，后来增加了许多剧目，如《四进士》、《木兰从军》、《童女斩蛇》等。所有上演的剧目都经过认真而又慎重的整理、加工、修改。如《反徐州》就突出了有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徐达和起来造反的农民的戏。京剧社全部纳入我们的建制，原来的艺人都改为供给制。和文工团话剧演员混合编制，正式成立了“山东实验剧团”。新文艺工作者和京剧艺人组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台演出。京剧演员演话剧，话剧演员演京剧。
王：这是我们向传统戏曲直接学习的绝好机会。深入进去以后，就发现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诸多方面都有值得学习、研究和思考的东西，真是受益匪浅。搞京剧的同志也都感到向新文艺工作者学到了很多东西。
阮：还记得在《空城记》中几个老兵，《木兰从军》中的四征兵都是由你和乃初、李林、白桦几个人扮演的。
王：我们几个都是京剧爱好者，但在戏里也只能跑个龙套、演个丑角、没有唱，只有京白。在演《木兰从军》四征兵自报家门时，就报本人姓名。我们几个都是根据地里群众非常熟悉的话剧演员。突然出现在京剧舞台上，那副扮相、那种腔调，一出场便是满堂彩，顿时台上台下便空前活跃起来。
阮：我在《童女斩蛇》中演童女，老弟演胡县令。都说是赶着鸭子上架。唱腔只有一段慢板，一段流水，我可费了劲才勉强完成任务。京剧演员马瑞珍在话剧《过关》中扮演一思想落后的丈母娘，演得很泼辣，人物形象生动，博得观众叫好。话剧演员、京剧演员同台演戏，融合得很好，双方都觉得学到不少东西。
王：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是一次有益的探索。这让我想起电视剧《四世同堂》中，京剧演员李维康演的大嫂就很好嘛！当然现在不是要像我们从前那样去做。离开舞台十多年了，有时想起从前做过的事，觉得很有意思，也引起一些思考。最近又重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梅说：“一九一八年春我演《童女斩蛇》，用意是为了破除迷信……。借此剧暴露官吏的贪污，表现童女的智慧，是一出带有喜剧性的讽刺剧，情节比较简单，可头几场都是满座，看来这出戏还能吸引观众”。梅大师早年就以极大的热情编演了许多时装新戏，如：《孽海波澜》、《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由此使我想到，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戏曲、话剧编演现代戏的热情似乎不够高，尤其是反映现代生活的戏，少了些，不知您以为然否？
阮：是的，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就演《童女斩蛇》，而且演出盛况空前，至今仍历历在目。当蛇形出现时，观众都拥到台前跷起脚观看，斩蛇后，那雷鸣般的掌声，大快人心的叫好声，十分动人。这一段时期我们的演出有话剧、有歌剧、有小节目，又增添了广大群众非常喜爱的京剧，真可谓丰富多彩，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受到更热烈的欢迎。
王：我觉得现在的话剧青年演员，要重视向优秀传统的戏曲学习。对于传统的东西，青年演员接触的太少，老一辈演员赵丹在《李时珍》中扮演李时珍，金山在《风暴》中扮演的施洋大律师，崔嵬在《红旗谱》中扮演的赵老忠的表演都吸取了优秀传统戏曲表演的精华，并且融化得很好，不露痕迹，不觉得生硬。真是妙极、美极！堪称表演艺术的范本。
阮：非常正确。记得黄宗江曾对我说过，他年轻时演《鸳鸯剑》，一位老艺人看后，夸奖他身上有锣鼓点。老弟在《阿Q正传》里演的赵司晨，《蜕变》中演的范兴奎，《过关》中演的刘三叔，就有锣鼓点。你们二位在童年都受到民族传统戏剧的熏陶和后来的特殊机遇都是很难得的，所以你们俩能成为知音。总之，干我们这一行的，要有浓厚的生活积累。要向民间的、中国的、外国的、一切优秀的戏剧文化学习。以优秀的民族戏曲文化为基础，和现代戏剧审美要求相融合，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应该走的路子。我们热切地期待话剧事业，再作一番艰苦努力，勇于创新，大胆探索，必然会有新的振兴、繁荣和发展！我已八十岁，老弟你也七十八岁，咱们俩个戏剧老人闲话一番，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提笔写点、动嘴说点而已。
王：说是闲话，倒都是心里话、实话。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首往事，总觉得反差太大了。眼前的一切常使我们陷入久久的沉思。也有可能说的是一些多余的话，甚至废话，就不再打扰同行们了。
2000年11.25小雪之后\2001年1.16农历小年于北京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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