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初期的崂山游击队（文/李欣）

    我是福建长汀人，1935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经团的领导派我去青岛做学运工作而进了山东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当时我正在北平，眼看中华民族有亡国的危险，这时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好打败日本鬼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下，各阶层、各党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这样我就回到山东，想法联合同志搞游击队。但学生们赤手空拳，从哪里去弄枪？谁有枪？国民党的军队里枪，地主豪绅有枪，穷人是没有枪的，我们大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有枪。所以要弄到枪，就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武装里去。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批斗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你却跑去和地主豪绅坐在一条板凳上？”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当时都非常想参加八路军，但是八路军那时刚刚从陕北进到山西，离山东还远着呢，共产党员要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来创造抗日人民武装，还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到地主豪绅士军队里去，去进行统战和争取他们的工作。高密地处胶济铁路东段，是胶东和滨海地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那时高密有个绅士叫蔡晋康，是高密县第五区的区长，又是蔡家庄中心小学的校长，一个小学校长有了多少力量？你们不晓得，这个人还有点来头，他曾在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办的讲武堂学过军事，又是个大地主，在高密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虽说是个小小的区长，但他是个地头蛇，别的区长还都听他的。我们在青岛怎会认得他的呢？不仅我这福建人不认识他，就连高密籍的山大学生王翀（单勣）也不认识他。事也凑巧，当时驻在高密到青岛一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有个地下党员廉耀东和蔡晋康有特殊关系，这才使我们和蔡晋康打起交道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山东人民的抗日起义风起云涌。当时我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项廼光具体领导五十一军党的工作，他得知地下党员廉耀东（公开身份是中校团副）和蔡晋康既是讲武堂同学，又是拜把兄弟，五十一军进至青岛高密一线后，廉在去青岛途中路过高密，就顺便去看看老同学蔡晋康，话说到抗日，蔡就告诉他自己正准备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廉耀东一到青岛就向项廼光汇报了，项说：“我们可以支持帮助他抗日。”廉再次带着任务找蔡商谈，说：“你真要拉起队伍，我可以找一些人来帮助你，这些人都是大学生。”蔡欣然同意。廉回来向项廼光汇报后，项即确定建立以伍志钢为为书记的蔡部工作委员会，邹鲁风和李欣为工委委员。带领几位山东大学的民先队员去该部开展工作。王翀是高密当地人，人地两熟，由他先回去发动当地青年来充实我们的工作力量，首先将他们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接着我们山大的一共11位[我们于1938年2月撤出蔡部后，山东大学有一位女同学叫万家蕊（民先队员）从青岛来到蔡部找我们，听说被他们活埋了，如加上她就是13位]也先后来到该部，其中有周璇（周持衡）、王艺（王良）、程恒诗（程咏陶、陈汉）、唐棣华（胡家珍）、李凤（李风）、吴綪、王桂荣（王继川、王坚）、章茂桐、陈振麓和王儒林。最初我们先去的一批有伍志钢、邹鲁风、周璇、王翀和我，是由廉耀东引见蔡晋康的。蔡当时带着一副银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儒雅，见面的地方又是蔡家庄小学，根本不像个武夫，倒有点像个教书先生。但他的参谋长邵魁五却像个凶神一样丑陋，只差不是个白脸，看上去和舞台的曹操差不多。他原是胶济铁路线上的一个段长，有一批护路警察作为入伙的资本，还当上了蔡的参谋长。他的政治部主任叫任子中，他任高密县中的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不久，王翀从高密城里及县中也动员了十几个人参加这支队伍。这些同志有穆忠信、郭存杰、郑星瑞、王平、庄明箴、黎明（李瑞宝）、单中和（单岗）、毛健民等。
    开头我们进去的同志都做宣传工作，贴标语、画壁画（我们从五十一军来的一位地下党负责干部张岗能画大型壁画）、印传单，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郑星瑞演老汉，唐棣华演姑娘，在蔡家庄周围各村宣传演出，影响不小。
    蔡这支队伍开头称做“高密抗日游击队”，不多时间凑集起了上千人。随后又向国民党请了一个番号叫“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山东第一支队”（蔡晋康有个族兄在国民党那里任立法委员）。山东的老百姓后来最恨这种“别动队”，都骂他“鳖种队”。这支队伍成员很复杂，形形色色，派系林立，有各区区丁，有以邵魁五为首的复兴社派，以任子中为首的CC派，有以蔡的族弟蔡省三（外号蔡五猴子）为首的本地土匪，还有“乡建派”、“学行社”、“齐鲁文化研究社”等名目繁多的大小派别。此外据说还暗藏有个曾任过山东省委常委的叛徒曹克明。
    我们的同志大都集中在政治部，邹鲁风当政治部副主任，我和周璇等分任科长，部分同志如赵书扬、杨战韬、陈汉等则在连队里做政治工作，称为政治战士。还有做联络工作，叫联络参谋，主要在大队一级，我本人就做过。蔡晋康给了廉耀东一个副司令的头衔，但廉在他的部队里没有人，是个空架子，有位姓曹的参谋主任就不听他的，实际毫无权力。我们党代表着工农大众的利益，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开始就有斗争。在高密阶段暴露的还不那么明显，1938年1月，也就是在我们进入该部的1个多月时间，日寇进占高密之前，我们的队伍向诸城转移，随之即占领了诸城。
    诸城那时地下党有赵志刚为首的诸城县委，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主要成份是教员和学生，一共有30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后来青岛方面以陈振麓为首的青岛市委发动的崂山游击队遭到当地反动武装的袭击站不住脚，先后分批转移来蔡部，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警察等60多人，加上最初从高密参军的一、二十人共一百多人，组成了一支名义上属于蔡晋康，实际由我党领导的第四中队。这时的蔡部工委改称鲁东南工委，仍由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王景瑞、董坤一和我。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伍志钢起草的《为建设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文件，会后并分派人员到各民运点上进行发动群众工作。
    到1938年2月份，我们和蔡部的关系越来越僵，其中不仅有原来高密那帮反动势力的破坏，还要加上诸城反动势力的因素。因为那时蔡部也成了诸城反动势力的一个集合点。诸城这地方党派纷纭还要胜过高密，据说中国有多少党派，诸城就有多少党派。赵志钢是诸城著名老党员王翔千的女婿，赵的爱人王辩是早期的共产党女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我们在蔡部的政治面目是昭然若揭的。诸城的反动派和高密的反动派串通一气，他们勾结在一起，决心把我们挤走，这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廉耀东首先被迫离去，廉去后蔡部更处处刁难我们，不久他们就借口我们在他们中间发展民先队员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而把我们颁在各民运点上的第四中队分袭包围，胁迫我们离开蔡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撤了出来；我们集中起了108位同志沿台潍路向南转移，虽然我们曾派去找山东省委，但直到我们到达徐州也没有找到上级组织。
    在我们撤出蔡部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缴枪投降问题。这是文革期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的产物，过去从没有被当成一件什么事。这是1978年反革命分子吴法宪为了陷害那时的空军保卫部长张战戈首先制造出来的一桩大冤案，为此株连了一大批曾在蔡部工作过的同志。正如我在前面谈到过的，我们最初进入蔡部的同志，谁也没有枪，试问谁还带上枪去上大学呢？崂山游击队本来搞到了几支枪，后来他们奉调来蔡部时，敌人已占了青岛、胶县和高密，他们是打扮成难民，通过敌区，分批来到蔡部的，当然不能带枪。据说后来参加到蔡部的个别诸城同志有手枪，再则是蔡晋康给过几支枪。文革期间，大搞逼供信，弄出了很多笑话，有的被迫说：“我交了一支没有枪托的枪”，有的说工委下令“集体交枪”等等，全都是无稽之谈，即使有个别同志有枪的把枪交了，以便摆脱当时的困境，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列宁说过的：“我给”你钱、武器、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会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见《列宁选集》第四卷193页]
    在徐州会战风云紧急之际我们来到了徐州，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经决定，由邹鲁风带领20余人在山东省政府做沈鸿烈部的统战工作，由伍志钢、李欣率领其余的80余人去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所在部队开展友军工作。
    我们在蔡部工作虽遭到挫折，但我们团结了青岛、高密、诸城一批优秀青年在我党的旗帜之下，有的同志风趣地把他们称做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百单八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批同志的大多数都成了党的骨干，有的同志还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在诸城的青年中就有郭虹隽、刘灰拣、王培义等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同志因为曾在蔡部工作过，蒙受了种种冤屈，有的人被打成了国民党员和缴枪投降的大叛徒，成为专政对象，有的人如张战戈（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长）还被弄到边远地方进行劳改，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段历史才得到了正确的评价。
    毛主席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蔡晋康部队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成为胶东著名的投降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迫于形势才向人民投降，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选自《诸城党史资料》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