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在七七事变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组建的，是青岛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它在青岛地区最早举起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旗，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仅就个人亲身经历的和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回忆一下崂山抗日游击队组建和转移的经过。
一
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起就在青岛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统治和残酷镇压，加上王复元等叛徒的出卖，青岛市共产党的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以后，直到七七事变以前，青岛没有重建起市一级党的组织，只有失掉关系的少数党员，分散隐蔽在崂山郊区和市内。
我出生于青岛市崂山郊区兰家庄(现属崂山县北宅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自1922年起在青岛市内做工，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和职工运动部长。1929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淄博特派员，到淄博后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直到1934年7月才因病保释出狱，隐蔽在兰家庄西山养病。这期间虽经过劫后沧桑的变化，但我仍然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教育青少年，朝思暮想寻找党的领导。1935年冬天，因贫困所迫，我又去济南成大纱厂做工。
1937年春节期间，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的共产党员李西山(我的入党介绍人)和王焕章(我的五弟)获释出狱，回到崂山家中。数月后成大纱厂因黄河泛滥而停工，我也回到崂山。当时我们找不到党组织，就商定自行组织起来，李西山、王焕章和我在毕家村北河柳树林里组成了党的小组，在找不到党的领导之前，我们3人小组就是临时党组织。小组会上确定，要积极慎重地分头找党。不久，成大纱厂复工，我又回到济南，但没有找到党，只鼓动工人组织了互助会。李西山在青岛市内宣传七君子的著作，找到了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王守璞、王云九、王功哲(3人都是崂山郊区王家泊子村人)。王焕章结识了埠落小学(在毕家村前)教师王武修。那时，国难深重，战云密布，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向青岛市长沈鸿烈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沈不但不允许，反而把山大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集中起来进行所谓防护训练，以防“轨外”活动。王武修也参加了集训。集训期间，山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通过教唱国际歌和抗日救亡歌曲(王武修爱唱歌)，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教育了王武修，发展他为民先队员。集训结束后，王焕章和李西山通过王武修与山大民先队部取得联系，终于在山东大学找到了党组织。他们立即写信告诉我，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党。我接信后高兴异常，急急忙忙返回青岛。
1937年9月，我从济南回到兰家庄，李西山立即领我到山东大学，见到了山东大学特别支部书记李欣和组织委员陈振麓，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在陈振麓的宿舍里住了一夜，陈振麓送给我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李西山、王焕章和我先后加入了民先 。按照特支的布置，我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发展民先，酝酿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过特支的考察，报请中共东北军工委批准，李西山、王焕章和我于11月初正式接上组织关系，恢复了党籍。
在我们找到党组织之后，鉴于青岛党组织几次遭受大破坏的沉痛教训，我和王焕章向特支建议，把青岛党的活动中心由市内转向农村，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农村建立抗日游击队。特支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派陈振麓、王艺带领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还有高嵩，来到毕家村，住在埠落小学校。陈振麓来毕家村常住后，成立了中共毕家村支部，陈振麓任支部书记，李西山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王艺在毕家村住的时间不长，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李欣起初来过几次毕家村，没有常住，以后上了高密。毕家村支部建立以后，党员同志分头到各处联络老党员老熟人，扩大党的组织，发展民先和游击队员。我到市内联系了曲学尧，在李村找到1928年入党、后失掉关系的钟振先，发展了李村医院护士长聂士秀和另一名护士，以及林振铎老先生的孙女等人加入了民先 ，建立了民先支部。我到十梅庵找老工友臧作厚，动员他出来组织游击队，他说他不行，给我找个能行的人，就领我去找李明海。李明海和王焕章认识，我们谈起来后更加亲切。李明海说，他们多次寻找党组织，没能找到。我便领着李明海、姜明吾到毕家村，与陈振麓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7年11月，李欣去了高密，陈振麓早已来毕家村常住，和李明海、姜明吾等也接上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特支，成立青岛市委，由陈振麓、李西山、王焕章、李明海和我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市委机关设在埠落小学校。市委成员不是按部门分工，而是分片负责，集中力量发展游击队。陈振麓坐镇埠落小学，管全面工作。王焕章分管东南沿海浮山后、登瀛、王哥庄一带。李西山分管市内。我分管西北方向杨家村、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
市委在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放手发展民先，入伍的游击队员都是民先队员。因时间短，需要经过一段革命工作考验，所以只发展了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员。1937年底至1938年初，市委先后发展聂士秀、兰孝永、王景秘、王武修、王守璞、王功哲等入党。王守璞、王功哲都是1934年入党，后失掉关系，当时市委来不及查清其这段历史，就决定先让他们重新入党，以后查明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他们1934年至1937年的党龄。
二
1937年下半年青岛重建起党组织之后，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发展建立游击队，因而崂山抗日游击队发展很快。毕家村党支部建立后，当地的同志和山大来的同志紧密结合，一齐努力，运用开演讲会、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放手发展民先和游击队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毕家村、兰家庄、枣行的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埠落小学校长李崇汉老先生(李西山的父亲)，在当地威信很高，他积极支持我们，对各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连地主毕序周等人也动了起来。毕家村的国术教师宋中堂，带领他的一些徒弟参加了游击队，积极地向参加和支持游击队的青少年教授拳术。有时反动势力想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就拉起队伍到拳房列开阵势，叫王述朴等青少年下场打拳，向反动势力示威。群众发动起来后，抗日救亡活动热火朝天，以埠落小学为活动中心，唱歌、演戏、练操、学武术，讲游击战术，十分活跃。有时还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宣传。住在埠落小学的山大学生和其他外地人，吃饭都是毕家村的群众自愿提供。当地人的食宿及其它费用都是自己解决。
在郊区许多地方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之后，市委领导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中心和司令部设在埠落小学，打算成立四、五个中队。第一中队在浮山后、沙子口、登瀛等沿海地带（包括李村在内），由王焕章分片负责(登瀛村孙明烈士的父亲表示要拉起一个中队)。第二中队在桃林、北疃、大北曲一带，由我分片负责，这里的村庄大，党的影响好，群众热情高，一个中队已初具规模，正热火朝天待命集合。在这一地区计划成立两个中队，很遗憾，我们离开崂山太急促了。第三中队在沧口附近十梅庵、楼山后、大枣园等村，由李明海分片负责。这里党员多，基础好，有斗争经验，工厂停工后回到农村的工人觉悟高，李明海、姜明吾等早已发动了一些失业工人和农民。第四中队在毕家村、兰家庄一带加上外来的人。由于我们的游击队在崂山待的时间不长就转移到诸城了，所以只成立了第四中队，其它中队都没来得及建立。第四中队由陈振麓担任中队长，宋中堂任中队副，王儒林任指导员，高嵩负责讲游击战术。四中队发到六、七十名队员，除从市里、李村来的人集中吃住外，当地的队员都在自己家里吃住，必要时集中起来。
游击队组织起来后，缺乏武器，第四中队只有王儒林带着一支手枪，其他人都是两手空空。于是，我们就一齐动手，千方百计收集武器和军需物品。邹铎和王翀等从阎家山水源地弄来4颗地雷；王守璞从市里弄来4颗手榴弹和两把大刀；我从市里日本中学弄来1把指挥刀和1大箱电子管，又从杨家村矫恒成家弄来1支鸡捣食土枪；陈振麓弄来两个玻璃灭火球；兰孝永弄来两颗手榴弹和1把大刀；王功哲和聂士秀从市立医院和李村医院弄来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香里村李信吉从青岛弄了1支日本三八式步枪，从我们司令部门前过，我们动员他把枪交给了崂山抗日游击队。还有哪些同志搞到什么武器，我就记不得了。
1937年12月，崂山抗日游击队曾经到惜福镇和国民党的游击队搞过一次合作。那时，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孙殿斌(后来听说他是我党的叛徒)拉起一支队伍，驻在惜福镇。他们枪多人少，我曾亲眼看见国民党用汽车往惜福镇运枪，但他们在崂山地区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招不起人来，有枪没有人。他们了解到驻在毕家村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深得群众拥护，组织起来的人不少，就妄想以合作为名，以武器为诱饵将我们的游击队吃掉。孙殿斌多次派代表到埠落小学和我们谈判，要我们去惜福镇联合，去后发给武器。我和王焕章对国民党存有戒心，不同意前去合作。陈振麓、李西山等力主合作，上级党组织也同意合作。经过研究决定，同意前去联合，但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和国民党游击队合编。市委分工陈振麓、王焕章、李明海带领四中队和十梅庵等村的一些人前去惜福镇，保持警惕，见机行事。我和李西山留在外面，掌握一部分力量，策应他们，做他们的后盾。我们认为，只要外面有人，而且是力量较大的后盾，孙殿斌就不敢轻举妄动。
在市委做出决定后，陈振麓等带领队伍，带着一些武器，用大车拉着医药用品，前往惜福镇。部队在沙沟小学宿营，把药品存放在沙沟小学里。夜间，我和李西山领人到沙沟村，按照王云九调查的有枪人名单，本着“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精神，指名说服动员把枪交给我们抗日队伍。有几户很痛快地把枪交了出来，记得有三、四支手枪。反动地主李代华等人则怀恨在心。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到了惜福镇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单独住在一个院里。孙殿斌推翻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不但不发给我们枪支，而且要把我们的队伍散编。我们坚持不合编，几番交涉无效，竟然把我们的队伍困在那里。
我们的队伍进了惜福镇后，我和李西山常到惜福镇附近打听消息。一天傍晚，我和高嵩到小庄(距惜福镇2里路)李淑静(李西山的妹妹)家，李淑静对我们说：“四哥，你快跑吧!国民党把我们队伍的领导人都枪杀了!”我一时弄不清这消息是否准确，但感到斗争是很剧烈的。我和高嵩立即离开小庄，当夜宿在杨家村矫恒成家，第二天清早回到兰家庄西山，把兰孝感、兰孝烈等青少年动员起来站岗放哨。经过商量，派兰信洛(兰孝永的父亲)去惜福镇探听消息。兰信洛化装成赶集的，进了惜福镇，见到陈振麓、王焕章、兰考永等同志安然无恙，就把我建议的和国民党斗争的计划告诉他们。于是，王焕章、宋中堂等同志就磨大刀，摆弄手榴弹，扬言要“拼啦”。国民党见此情景，有点害怕，就发给我们几颗手榴弹，企图敷衍一下。之后，王武修从惜福镇回到兰家庄，我们交谈了情况，商量了对策。我用麻袋包着鸡捣食土抢和洋刀，到桃林、北疃找到我游击队骨干纪家成、于良坤，做了安排。他俩马上带人骑着4辆自行车，带着伪装得鼓鼓的麻袋，把鸡捣食土枪把子和洋刀把子故意露在外边，一齐进了惜福镇。国民党中了计，以为我们送进去很多武器，就向我们说好话，发给十几支破抢。我们继续斗争，他们又发给一些手榴弹。
一天黄昏时分，我在桃林得到情报，即墨县韩炳臣的常备队要打惜福镇。我打算把我们的队伍拉到桃林来汇合，就叫于良坤等人煮地瓜、烧稀饭等着，我一个人去拉队伍。当我赶到惜福镇时，恰巧遇上孙殿斌的队伍在前头，我们的队伍在后面行军，都刚从惜福镇出发，向流亭方向开去。我在行军路上把紧急情况向陈振麓、王焕章说了几句，就领着我们的队伍拉向东南方，和孙殿斌部脱离开了。王焕章殿后，被国民党打了一响暗枪，没有打中。我们的队伍来到沙沟小学住下。孙殿斌的队伍往西走到桃林，被即墨县公安局常备队打垮。我游击队员肖维成等人，在沙沟西河崖截住孙殿斌部的两个散兵，缴了他们的两支盒子枪。
我们的队伍在沙沟小学住下后，我惦记着于良坤等人还在桃林等着，但我这时肚子疼得厉害，不能动弹，遂商量确定由王焕章和宋中堂代我前去。二人连夜赶到桃林，不幸被即墨常备队抓去。于良坤误接国民党的队伍，被砍了两刀，幸其武术高超，只是腿部受了伤。第二天清早我赶到桃林，得知王焕章、宋中堂被捕，押解即墨城。我就叫纪家成等10个人骑5辆自行车，跟随我返回沙沟小学。回来后，只见许多东西放在屋里，留肖维成一人看守，陈振麓带队伍出操到山上去了。这时，我见沙沟村西头有人在鬼鬼祟祟窥伺，往小学送开水的人表现很紧张。我感到有问题，就立即和肖维成去找队伍。沙沟反动地主李代华等人埋伏在村西头墙后面，向我和肖维成开了枪，打中了肖维成的肚子。以后，聂士秀给肖维成上药包扎，李景召(李西山的哥哥)送他到市里的医院，因耽误动手术，伤口恶化，没能抢救过来，1个月后，牺牲了。全国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我们在沙沟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后，队伍在杨家村康公寺集合起来，我外甥矫恒成发动杨家村的群众慰劳我们，吃了顿大豆腐和热地瓜。随后，队伍回到毕家村，外地人继续住在毕家村和兰家庄，当地人又回家吃住。
沙沟地主袭击我们并抢去药品之后，害怕报复，便托人求王云九出面调停，表示愿意赔偿1200块银元，向我们赔礼道歉。王云九来到兰家庄西山，与陈振麓等商量怎么办。为此，市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群情激愤，大家提出，要人不要钱，要他们交出凶手。沙沟地主不肯交出凶手，结果没有谈成。李代华等人狗急跳墙，出钱贿赂了即墨县常备队。几天后，韩炳臣的常备队开来3卡车人，用迫击炮把埠落小学轰坍了。我们在埠落小学的人都跑上了蝎子山，没有伤亡。
我们游击队的四名骨干王焕章、宋中堂、于良坤、肖维成被捕或受伤，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李西山和我为了营救王焕章和宋中堂，千方百计到处奔波求援。多亏一贯同情革命的李景召(李西山的哥哥)急人之所急，他找到青岛市的商务会长王政庭，王先给即墨打了电话，又给即墨县长写了信，使王焕章和宋中堂得救了。这时我正在灰牛石小学校找李修清，到峪去找亲戚，想法保释王焕章和宋中堂。正当着急的时候，喜出望外，李景召从青岛租乘小汽车给我们送来了王焕章和宋中堂获释的证明。三九严寒时节，王焕章和宋中堂坐卧在监狱里的洋灰地上，饥寒交迫，将近10天才得出狱，可以说是艰苦的锻炼。就在我和章茂桐去即墨城监狱迎接王焕章和宋中堂出狱的那天，反革命的即墨常备队把我们的司令部轰坍了。夕阳晚霞时分，我和章茂桐两人骑自行车返回，行至兰家庄附近兰公塔山陡坡处，冷不防遇上3卡车反革命常备队。前头的敌人把枪栓一推，大声嚎叫：“站住!”我在前面大声回答：“站不住!”自行车下陡坡比汽车还快，敌人的汽车上陡坡好比乌龟爬行，也难以回头。我们越过了敌人，弃车奔上高山，恰巧遇上卖馍馍的外甥矫恒成路过，遂叫他把自行车推回家。这是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又遇到的一次危险。
三
1938年1月，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向诸城转移。
当时的形势是：1937年12月中旬，日本侵略军由齐河、济阳分两路渡过黄河，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日军于12月27日侵占济南，并在12月25日占领周村后沿胶济路东犯。日本飞机不断在青岛上空炫耀武力，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逃往徐州，驻防于胶济路东段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也仓惶向徐州地区撤退。1938年1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青岛。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立即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诸城县，先到高密柴沟镇去，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为此，市委在兰家庄西山王景秘(我三哥)家院内召开了干部大会(市委成员都参加了)，传达了上述决定。邹鲁风代表东北军工委特地从高密前来崂山，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做了动员。会后立即分头行动。当时市委和游击队的不少同志(包括我在内)，不愿意远离青岛，认为在青岛地区收集枪支、发展队伍条件比较好，在青岛附近开展游击战比较有利。但市委全体成员和大多数游击队员都遵守组织纪律，服从组织决定，坚定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辞别亲友离开家乡，毅然决然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场。上级还指示，不要带武器，要化装成老百姓，分批出发，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时易遭损失。我们将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来，连夜为一些同志赶制便衣，我弟兄们结婚时穿的衣服也拿出来用于化装。我们撤离崂山时是分3批出发的。第一批是先遣队，由王焕章、王儒林、张茂桐带领，由兰孝永、王翀等，约十几人。第二批由我和王守璞带领，有聂士秀、王武修、王功哲等，约40人。第三批殿后，由陈振麓、李西山带领，约十几人。
第二批是主力，也可称为中路。这一路的行军经过是，1938年1月25日，即旧历腊月二十四那天，我们第二批出发的同志告别了亲人，在埠落小学集合起来，排列成整齐的队伍，高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满怀革命激情，昂首阔步前进。队伍穿过华阴集时，适逢赶集，路两旁的群众对我们流露出敬佩和惜别之情。队伍行至桃林，纪家成、于良坤等数十人拦着我们不让走，要我们就地抗日。我们只好说：“去去就回。”当天，队伍过了城阳宿营。第二天行至胶县铁路边，遇上日本侵略军，我们立即夹杂在老百姓中间，随着遍地跑反的人群，越过日寇的部队，在雪花飘飘中继续前进。走到离柴沟几十里的村庄时，看见到处是跑反的群众，得知柴沟镇已被日寇侵占了，我们就地宿营。夜间听群众反映说，胶县的汉奸大开城门迎接日寇，日寇进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的青年妇女跳车、投井自杀。日寇的暴行，成了我们抗日宣传的生动材料。
我们又冒雪走了两天，才到达诸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书记伍志刚以及王焕章等先遣队的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第十三中学。我们第一次登上诸城县的城楼，联想起清朝时期诸城人刘墉的诗句：“飞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更加激发起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豪情。
我们到诸城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独立自主地单独编队，没有和蔡晋康的队伍混编。不久，蔡部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排挤驱赶我们。我们一百零八名同志被迫离开蔡部，转移到徐州，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联系。长江局安排我们分别前往国民党五十七军万毅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其它地方，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崂山抗日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许多同志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有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5年5月16日于北京（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