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青岛党团组织被破坏后，长时间没有重建起来，直到1937年7月，仍然没有市级党团组织。
1935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原校开除。就在此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团组织决定让我报考山东大学，到青岛去建立组织。
1936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8月下旬来到青岛，来青后联系了一些进步同学，酝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我们召开了青岛救亡同学会成立会，除山大一些同学外，还有一些中学的学生参加，会上通过了我起草的青岛救亡同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我们还和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部取得联系，及时得到民先的队刊《队中的生活》，籍以及时获悉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救亡运动的动态，得到工作上的指导。
1937年2月，我因出席“全国学联”的执委会（山大是全国学联执委）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共青团的联系人袁汝镛。他告诉我，1936年11月党中央已宣布解散共青团组织，规定团员可以立即转为党员。他也找不到党组织，叫我回到北方找党。不久，我就回到青岛，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只好自己主动地进行革命工作，继续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4月，我们在青岛的中山公园后山召开了民先山大队部成立会，我和王艺、陈振麓等许多同学参加，会上选举吴綪担任山大民先区队长。7月初，我和王冠仲、吴綪等人去北平，准备参加民先全国代表大会。去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气氛十分紧张，代表会没开成。8月8日，我随北平南下的学生返回青岛。回青后正值暑假，在校同学很少，我和民先骨干分子，团结在校同学及社会上一些人，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做了以下事情：
一、开展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剧团，专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鼓动人民起来抗日。
二、积极参加接待过往青岛的平津流亡学生。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邹鲁风负责此事，我们和他互相配合，密切联系。
三、利用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防护训练班，在青岛市内和郊区毕家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民先。
四、和民先山东省队部取得联系。我到济南向他们汇报了青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带回一些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材料。
五、说服动员在校同学反对学校内迁，争取他们留在敌后打游击。
六、慰问进驻青岛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官兵。
七、为了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同志讲授游击战术。
我在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过程中，多次和邹鲁风接触，我们政治观点一致，工作关系密切，我得知他是我党党员，便也向他透露了我在上海参加了共青团的经过。9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迺光，带着邹鲁风写给我的信，到山东大学来找我接关系。项迺光告诉我，组织上承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我赶紧发展建立党的组织，以便更好地在青岛地区开展工作。项迺光还和我具体研究了如何首先在山大发展建立党组织。
我接上组织关系转为中共党员后，根据东北军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建党工作。我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我了解到，陈振麓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时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我便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我又发展王艺入党，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经东北军工委批准，我和陈振麓、王艺3人组成中共青岛特支，我任支书，陈振麓任组织，王艺任宣传。特支成立后，不仅在山东大学里面开展工作，发展了周璇、王翀、吴綪等入党，而且面向全市，也在青岛市的别的地方开展工作。由于山东大学老早就已经成为青岛市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心，一些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和热心抗日的群众，纷纷来山大和我们联系。
早在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新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召开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及时地提出了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
青岛特支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分析了青岛地区的形势，研究确立青岛特支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准备在日本占领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后，青岛地区的一些老党员先后获释出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找党，通过各种方法与我们联系。先后找到青岛特支的有：青岛郊区毕家村的李西山，兰家庄的王焕章、王景瑞，十梅庵的李明海，大枣园的姜明吾，以及住在市区的高嵩等。经过考察了解，报请东北军工委批准，先后给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李明海、姜明吾等恢复了组织关系。
在和郊区的老党员接上关系之后，根据他们的建议，青岛特支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兰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于是，陈振麓、王艺带领的山大学生章茂桐、王儒林、王桂荣（女）等人到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陈振麓到毕家村后，建立了毕家村党支部，陈振麓任支部书记。李明海、姜明吾30年代初入党，是沧口区委的成员，后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前被释放回家，他们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就自行重建了沧口区委。他们和我们接上关系后，也受青岛特支领导。
青岛特支决定到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后，我曾几次到毕家村去，和同志们一起研究组建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不久，东北军工委决定派我到高密去工作。当时高密县一个绅士叫蔡晋康，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一支队伍，起名叫高密抗日游击队。东北军工委的王再天和蔡晋康取得联系，并向项迺光报告了这一情况，决定帮助争取蔡晋康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为此，决定建立中共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由伍志钢（原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邹鲁风和我3人组成，伍志钢任书记。于是，伍志钢、邹鲁风和我带领山大部分民先队员，前往高密抗日游击支队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我到高密蔡部后，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中共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王景瑞、李西山、王焕章、李明海5人组成，陈振麓任书记。东北军工委派王艺去泰安报告了山东省委。市委成立后，驻在毕家村，继续发动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
1938年1月10日，日寇在青岛的崂山山东头强行登陆，占了青岛胶济路另一端后，济南于1937年的12月25日也被日军侵占。在日寇即将占领高密之前，高密游击队转移到了诸城。在青岛地区形势急剧恶化之际，国民党的反动武装不去积极抗击日寇，反倒乘机袭击我崂山游击队，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来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扩大我党在蔡部的力量，以更有利于蔡部的争取和改造。
1938年1月底，青岛市委带领崂山抗日游击队60余人，先后到达诸城，与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共110多人，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名义上属于蔡晋康部，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队伍。汇合后，中共青岛市委和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合并，组成中共鲁东南工委，伍志钢任书记，委员有邹鲁风、赵志刚、董坤一、王景瑞、李明海、李西山、王焕章、王艺、陈振麓和我。当时打算在诸城以南的五莲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工委会上，通过了伍志钢提出的《为建立鲁东南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的文件。会后，将我第四中队全部人员分散到各个民运点上去开展群众工作。
1938年2月，蔡部的反动分子制造事端，说我们在蔡部发展民先是破坏和瓦解他们的队伍，突然将我第四中队分别包围起来，胁迫我们离开该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撤出蔡部，鲁东南工委带领第四中队108名同志，向徐州转移。途中，大雪纷飞，同志们斗志昂扬，不断唱起伍志钢利用苏联《祖国进行曲》的谱子编写的进行曲，高歌猛进。
我们到达徐州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了联系。根据长江局的指示，由伍志钢带领80余人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部工作，邹鲁风带领20余人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分配到了别的地方。
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抗日战争初期，青岛党组织及其建立的崂山抗日游击队，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发展的规模不大，但它在青岛地区高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发扬了青岛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领导作用这一伟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当时青岛市委及其领导的这支队伍，如果不是远离青岛，而是在青岛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就有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远离了青岛，但仍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的洪流，谱写了为革命一页又一页的光辉篇章；奏出了一曲又一曲的凯歌，许多同志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有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辜负青岛人民的期望与重托，因而这段光荣历史将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