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早晨刚刚上课，就听到校门口响起呼喊声，“同学们，快来参加抗日的队伍！”外校的同学围着校门呼唤我们冲出去，一阵阵救亡的歌声此起彼伏：“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枪！……”我们热血沸腾，我校的同学也唱起歌，呼着口号，拥到大门口，但大门被严严地锁上了。女附中的校规平时是很严的，也很守旧。比如，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学生，一律穿黑裙子，白袜，黑鞋，天蓝色上衣，袖子都要过肘…… 这时同学们却热情爆发，一反常态，无所畏惧。几位高年级同学带领大家围住校办公室，扣住教务主任、庶务主任，和他们交涉、辩论，要求开大门，群情激奋。老师就是不给开门，校门冲不出去。高班同学又号召大家到大礼堂开全校大会，大会是由高二同学刘志兰、贝锦玉，还有杨如杰、浦安修等同学主持的。校长、教务主任都被请来，站在台上。他们想讲话被制止了，只好站立在旁。刘志兰、贝锦玉作了激动人心的讲演，他们谈到“九一八”以来华北面临的危机。投降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要成立了，华北危亡，同学们再不要读死书了。我们不做亡国奴，就要起来抗战！号召群众起来抗战！反对不抵抗主义等等。她们流泪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救亡运动，要求校长、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共赴国难共同抗日。大门不打开，我们当即宣布从今日起“罢课“！会后，有的同学退缩了，想赶快回家。我心情激动，热血沸腾，跑回我们初二甲班教室，大声对同学们说：“我们决定罢课！谁来上课谁就是甘当亡国奴！”同学们都愣了，睁大眼睛望着我，好像不认识我的样子。“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我就和其他班级的进步同学互相串联，成立了女附中学生救国会，主席就是刘志兰、贝锦玉等大同学。第二天我以纠察队纠察员的名义在学校大门口站岗，劝说同学们不要来上课。那一年天气特别冷，我的脚冻起了冻疮，也不敢告诉妈妈。这时候其他同学的家长都不让她们到学校来，我的父母不但不责备我，反而很支持、鼓励我，我骄傲我有这样不一般的父母。
从此，我从初中二年级14岁即卷入“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现在回想起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仍然激动异常。在12月的严寒中，军警的水龙头冲在身上，真是滴水成冰，真的可以冻掉耳朵。二十九军的大刀，最初也是很凶的。但他们之中许多是参加过西北抗战的战士，在同学们慷慨激昂陈述抗日战士应以抗战救国为己任，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拯救国家时，战士们涕泪交流，和同学们握手言和，动人的场面屡屡发生。我参加了“一二·一六”大游行，“三·三一”为郭清之死的抬棺游行。有一次游行到正阳门内棋盘街小广场内，被军警围困，门外的同学进不来，门内的同学出不去，一直僵持到中午，同学们饥寒交迫，这时只见城门楼上挂下无数个竹篮，内有包子、烧饼、油条……是附近老百姓慰劳学生的，同学们大为感动，北京的市民历来就有支持援助爱护学生的好传统。1936年初，我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当年15岁，介绍人是刘志兰、贝锦玉，现在她们都已故去。我们组织读书会，到香山做抗日宣传，由崔嵬、张瑞芳演《放下你的鞭子》。暑假，“民先”组织我们到西山樱桃沟开办夏令营，学习打游击战，组织篝火晚会。从此我缺了很多课，但期末考试仍考第一名。
我作为“民先”队员，后成为小队长。首先我的功课优等，能取得同学的信任。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读书会，发展“民先”队员。这时我认识的大姐姐刘志兰和贝锦玉，给我很大启示。志兰姐家中贫苦，我第一次知道有半工半读的学生，她就是一面做家教，一面上学的，我很佩服她。抗日战争中，她成为左权的夫人，她的同班同学好友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夫人。1939年我到抗大学习，途径八路军总部，听说她们俩都在那里，但没有见到。后来我参加了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行军途中，在两面环山的一条大沙滩上，我见到志兰大姐，她骑着马，非常高兴。她拿一双草鞋送给我，这一别，直到建国后我们才又得见。
我思想上的第一个启蒙者，就是刘志兰大姐姐，她指导我读书，指导我工作。有一次她问到我想不想参加共产党，我说：“不！我是爱国青年，不参加任何党派！”她笑了，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知道我父亲的政治面目。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给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扎实的基础，我初步明白了我要走的生活道路，虽然那时只有十四五岁。
1937年七·七事变，一夜之间北京城静默了。父亲第二天不知何往，志兰等大姐姐们也要走，但不能带我，说我年纪小，照顾不了。不几天，大表哥贺守愚也走了。这时北京还是一座空城，日本兵还没有进来。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从监狱里救出父亲的学生阮务德、庄金林等四人。他们都是平津救亡运动的学生领袖，出来之后暂住我家。他们的到来，给我很大启示和鼓励。他们住在我家南屋客厅，我和妹妹们还和他们一起偷偷唱救亡歌曲，听他们讲狱中的生活和斗争。从他们言谈中，我认识到他们在监狱中敢于斗争、不怕吃苦、乐观向上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坚持读书学习的精神。他们说，根据现在的局势，就要考虑新的斗争方式。
我不久也接到“民先”组织的安排。由于目前的工作已经转入地下，而且我已被女附中开除，太暴露了，呆不下去了，组织令我转学到教会办的学校，贝满高中部就读，继续开展工作。为此我准备了一个暑假的英语，……好不容易我和崔君慧同学在1937年暑假后，被录取成为贝满高中部的学生。这所学校当时称作贵族学校，教学质量高，英语等学科都由洋教授直接授课，学费昂贵，很多学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有钱人家的女儿。像乐家老铺的女儿，甚至是坐小汽车来上学的。但是，我到学校后也看到另一种情况。这里还有不少贫苦学生是半工半读的，她们为学校打工，给校长接电话，看后门等等。我很想接近他们，但我的组织关系仍在西城区，而且是单线联系，不能暴露自己的面目。我又当起特别用功的好学生，也和同学们到初中部教堂做礼拜，却始终没进“静室”去祈祷反省自己。住在一个宿舍的同学钱亚满和我讨论有无上帝的问题，当同学们都睡去的时候，我们俩偷偷进了钢琴室，认真地交谈。我们很虔诚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她信神，我不信神。……直到舍监老师的脚步声响起，我们才慢慢回到寝室。在贝满高中时，“民先”和我的联系人是幼稚师范的一个同学，……她常常给我带信，让我到西单把口“有光堂”咖啡馆接受任务。我穿着时髦，左手臂扎一块手绢作为暗号。我在“高尔基文艺社”活动，首先向姨母募集捐款。她很慷慨，捐得最多。再一次接头，我把钱交上去。他们买了药，由我们的同志装作菜农，把要藏在菜根底下混出城去。这样的活动进行过几次，进行的都很安全。…… 北平沦陷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贝满学校不受日本人及汉奸政权的管辖。我们不学日文，不参加北平市的伪文化活动，如“庆祝南京陷落”之类，我们比较自由一些。当年冬天，大约是12月，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北平上空飘动着“庆祝南京陷落”的大气球，内心非常悲痛、愤怒，不禁泪流满面。我们是亡国奴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在贝满高中一年，就是英文跟不上。老师是英国人、美国人，连物理课也用英语直接教授。我第一次物理不及格，其他功课还能努力跟上，语文成绩较好，但再不是全班第一名了。语文课上我曾写了一篇《冰岛渔夫》的读后感，以冰岛日出、日落的美景寄托我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老师在批语中赞扬了我，但说不要给别人看了。这批语我小心保留着，但抗战胜利后回家已经找不到了。
1938年9月，我入高二第一学期。刚刚开学不久，就在中秋节前，另一位我不认识的联络员，到学校来找我，送给我一盒月饼，让我在没人的时候打开看。她还说，和你联系的××同学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怕她受不了酷刑，万一在昏迷中说出认识的人来，组织上要你立即离开北平。说完她就走了。我回宿舍，打开月饼盒，当中留一字条：“让我们踏着同志的鲜血前进！立即离开北平，或到西山，或到天津工厂做工。”我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赶快回家找妈妈商量。刚好妈妈也正急着要找我回来，说爸爸和她最喜爱的学生、助手钱荫林（钱建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从晋绥前线回来，他们被反动部队扣押，由一名叫乔石的佃户相助，逃了出来。……妈妈说父亲他们像乞丐一样，沿平绥铁路步行回到北平。妈妈正在给他们做衣服，还不敢在家里住。妈妈听了我的情况很着急，赶紧向学校请假，说是祖母病故要回老家去。我立即准备去天津。妈妈说我年纪小，还是上天津耀华读书，先不去工厂。当时我16岁，第一次离开妈妈。妈妈送我到车站，对一个小女孩子出远门她很不放心，忍不住地掉泪。火车上我的座位旁还有一男子，说是“棉业改进会”的(后来听说这是汉奸组织)。妈妈不明白，当时一着急，就托付这位陌生人照顾我到天津。火车开动了，灰色的北平城渐渐远去消失。我一路流泪，离开我眷恋的北平，离开我亲爱的妈妈、弟弟、妹妹，我那温馨的家、同学、朋友。一个个形象，在火车的急速前进中，在泪眼中闪现着……我到天津是通过爸爸的党的关系，暂住在一个同情我们的崔律师家，地址是不能告诉人的。可是一下火车，那位男子就非常热情地给我雇车，他就知道我的地址了。这时爸爸已在天津取得了党组织的关系，他来看我，知道我暴露了地址，很不高兴，说我太没经验了，并很严肃警惕地说，若不行就再搬个地方。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了爸爸的政治面目。果然第二天，那位男子来看我，说要向我妈妈负责，回北平去告诉我妈妈，我已平安到达等等。崔律师的女儿（后来成为我父亲老友刘及辰的妻子）把我藏在厕所里，坚决不承认有这么个人，那人也只好愤愤地走了。爸爸怕我们俩的事互相影响，他只来看过我一次，嘱咐我一切要小心，不能暴露自己，并告诉我已经给我安排好到抗日前线的关系。他先离开天津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我则与崔律师的女儿住在一起，等待爸爸派人来。妈妈这时来信，还让我准备功课考耀华。我们住的这座房子就在法租界，附近有教堂。我很少出去，爸爸不让我出门，真是苦闷极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一个姓谢的叔叔来看我，此人个子不高，是个白白净净很秀气的二十多岁青年人，这是爸爸为我安排好的。谢叔叔给我送来花旗袍、帽子，说一两天内和我的“父亲”回老家探亲。果然一两天后，谢叔叔来接我。我完全是一个农村姑娘的打扮。那位“父亲”是商人，长袍、马褂、戴呢帽，五六十岁了，很气派。 谢叔叔是他的账房先生，戴着捂耳朵的帽子，也穿了一身长袍。我们在火车上会合，先坐火车到德州，下车后住一晚上店。我第一次住这样的店，被子的味儿受不了，一夜没睡。第二天坐一辆马车向冀南农村走去。经过德州的卡子，要向日本兵鞠躬，心里很不好受，但没办法，也照样应付过去，没发生什么事就上路了。走了三个晚上，每天晚上，车前座一位壮汉，向旷野呼喊着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后来谢叔叔告诉我，这是雇来（党组织安排的）的保镖，他是向土匪喊话，让路通行的。到最后一晚，壮汉不见了。第二天一早，谢叔叔说“到家了”，这里已经是抗日根据地了。蓝蓝的天，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苗儿，阳光明媚的、平坦坦的河北大平原，轿车隆隆向前，我们自由了。这里暂时还看不到战争的景象，我和谢叔叔一个接一个地唱起救亡歌曲：《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梅娘曲》、《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长城谣》、《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保卫马德里》、《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每唱起这些歌曲就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是这些歌使我以旺盛的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是这些歌送我走上了抗日前线。轿车飞快地又走了两天两夜，到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见到父亲的老朋友、老战友杨秀峰伯伯和孙文淑阿姨。不久，我成为行署的一名电报员，就这样我到了抗日前线。我从天津出发前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国破家亡，我必须像花木兰一样上前线，不能再上学读书了，请妈妈原谅。妈妈见信后让二姨到天津去追我，但我已经走了。是妈妈到贝满给我取的行李。后来我的同学崔君慧说，管校长对我妈妈说，阮若珊是个好学生，她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接受她。好像管校长猜到我为什么离开学校了。这一走，真像花木兰一样，十二年以后我才在刚刚解放了的石家庄法院见到久别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行三人（谢叔叔和我假父亲）到了冀南威县我的“父亲”家，亲戚们都来看远房的侄女，评头论足，把我看得不知所措。直到谢叔叔为我找到杨伯伯，才结束了这一段喜剧的旅程。杨秀峰伯伯在“七·七”抗战开始就带着一队学生兵在西山打游击，现在他已转战冀南平原。杨伯伯让我留在他身边做译电员，谢叔叔也分配了工作，后来我一直没再见到他，听爸爸说他曾任驻蒙古大使。当年留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位很幽默，很有情趣的年轻人。
从此我在杨秀峰伯伯身边工作。冀南行署和一二九师部队一起行动，我同时也就入了伍。冀南是一片平平坦坦的大平原，当时还没有挖掘地道，日本鬼子的坦克、骑兵横冲直撞，闪电般突击，对这一地区开始疯狂扫荡。我们大约有一个多月没进过村，没进过房。白天隐蔽在村口、墙根或树林里，夜晚行军、作战。杨伯伯两耳失聪，谁的话都听不见，只有孙阿姨趴在她胸前讲话，他才能听到。就这样他还在频繁扫荡中指挥作战，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红色教授、出色的指挥员。杨伯伯给我一匹马，行军时他骑马在第一，孙文淑阿姨排第二，我是第三。但我非常笨，经常从马头上滑下来，给杨伯伯增加不少麻烦。特别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地进了村，住在一大娘家，我抽空熟读密电码。不了黄昏时又发生情况，敌人离村只有五里路，通讯员通知我赶快转移。走得慌忙，我竟把电码本放在席子下忘了拿，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杨伯伯赶快让警卫员回去找，幸好房东大娘已给我把电码本藏起来了。我虚惊一场，受到一次队前批评的处分。以后，敌寇的扫荡更加频繁、残酷，除了行军、战斗，做不了什么工作。生活上我还不习惯吃小米饭，当时自己带着一点钱，有时就进村买烧饼、油条吃。行军不会骑马，我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干脆自己走。不想脚上又打了血泡，用针挑开时弄脏，发了炎，脚肿得很大，腿也肿了，还有一条红线，最后想骑马也不行了。这个大包袱实在让杨伯伯和孙伯母为难。他们只好和地方党联系，在威县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家地下老党员，是老两口，我被寄存在他们家养伤，这时已是旧历年前后。两位老人担惊受怕，又为我治脚，令我非常不安，可又没什么办法，只有等情况好转些，杨伯伯来接我。
春节过后，老人的外孙王炳春来看他们。看到我这情况，长期下去，怕两位老人受不了，就决定接我到他家去。过了一两天，他赶着一辆马车把我接到他家。这里是威县章化村，平原上很大的一个村子。
王炳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威县县委工作，是共产党员，很老练成熟的样子。他农村知识青年的打扮，上衣口袋总插着钢笔，衣服口袋里装着笔记本之类，言谈中我感觉他读过不少书，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家是一家四世同堂的中农大家庭，早晚吃两顿菜糊糊，生活还可以。家中有奶奶，还有五叔、七叔（都是党员）、五婶、七婶。炳春的父亲是老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被处死，这是一个党员之家。她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和善、诚挚的大娘，他还有一个小妹妹小玉，十五六岁，长着一对大眼睛，清秀淳朴，很可爱的。我和大娘、小玉一起生活，睡一个炕，吃一锅饭。全家老少都对我非常好，老奶奶特别喜欢我，像待自己的孙女一样亲。这样，我就在这家住下来治脚病。正好炳春的舅舅是开中药铺的，炳春从县上回来路过药店，就经常买下膏药，亲自为我治脚。以后我脚好一些后，又在村学校里给他们当文化教员，教他们唱歌、学文化。我穿着王奶奶给我机织的布衣裤，头戴花手巾，和小玉一样打扮，我已成了章化村人。时间过得很快，正是春暖花开三四月间。课余，我和小玉到田间捡麦子，挖野菜，捉一种小虫子，回来喂鸡，那鸡一天可下两个蛋。桃李花开之后，金黄色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浪，潺潺的溪水，平静优美的乡村生活使我陶醉。我竟一点也不想家，把大娘他们家当成我的家了。这是我初到农村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但好景不长，敌人来扫荡，我也随着群众“跑反”，我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残暴。过路的日本鬼子是骑兵，他们虽是过路，也要显示他们大皇军的淫威。章化村的民兵以坟地为屏障，和鬼子展开激战。逃出来的老百姓都爬在坟头后面，坟旁有许多茂密的树，日本鬼子无意在此作战，但也打了许多冷枪。我亲眼目睹，在坟地里，一农妇已被打伤，孩子还爬在她身上吃奶，另一大嫂两只小脚被日本鬼子用枪打穿站不起来，爬在坟头上哭，我虽脚有病，七叔扶着我跑，但其实我比那些妇女还是跑得快些。鬼子兵进村烧杀抢掠一阵就回县城了。敌人走后，我们回到村里，满街是被划开肚子的死猪、死鸡，肠子肚子鲜血淋淋，鸡毛乱飞。人们哭天喊地，一片劫后余生的惨景。乡亲们忍住悲痛，收拾残局，又重新开始生活，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能忍。这一次的反扫荡对我震动很大，我亲眼目睹英勇作战的民兵，我望着强忍着悲痛，继续生活、战斗下去的乡亲，不安心再住下去了。我是出来抗战打鬼子的，难道还不如一名老百姓？到前线去！我渴望杨伯伯快点来接我。
约四月下旬，一个夜晚，杨伯伯果然派了小部队来接我。临行匆匆，我穿着王奶奶给我织的白粗布上衣、花条布裤子，带了从家里出来时的一个衣包，其中有内衣裤等日用品，丢了一些，还留下一些。深夜离开王家，大娘和小玉一直送我到大路口，给我带着干粮、鸡蛋，还给我一小包铜元，大娘说留着路上喝茶用。大娘、小玉依依不舍，说到学校后写信来。大娘、小玉以及他一家人纯朴、热情、实在的农民高贵品质，留给我深深的印象，使我一生一直怀着对农民的同情、信任、感激、怀念之情。我和大娘、小玉含泪告别，跟着来接我的部队，走上去抗大的征程。
告别了大娘和小玉，随部队和杨孝昭（杨秀峰的妹妹）、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会合，部队给我们三人一人配备一匹马，并告诉我们今晚即过平汉路，过路时打枪不要害怕，跟着部队走就是。吃过晚饭，大约九十点钟，我们三人一人骑一匹马，每一匹马由一位战士牵着。过了几个村，天色已暗下来，临到过铁路，只听枪声大作，分不清是敌人打来的，还是我们自己放的，只是马惊叫起来，跑掉了。我们三个人都从马背上掉下来，战士也不见了。这是部队已经过了路，我们三个却留在了路这边。天还没有亮，我们藏在麦田里乱走，转了一夜，直到天微微发亮，才看到远处有穿黑衣服的人影在晃动。钟大姐说这里很危险，是护路村，可能那是伪军，我们要赶快化妆，扮成老百姓，千万不要暴露自己。当时我还穿着王奶奶给我做的粗布衣裤，孝昭姐也是便衣，只钟大姐穿军装。刚好我还带着几件从家里带出的衣服，钟大姐这是正在怀孕，身体肥大，只好把我的衣服、裤子撕开来给她换上。她把携带的长征时的许多照片，在地边挖个坑埋起来。这时太阳已经东升，我们三人摸到一个破砖窑，想在这里藏一天等天黑再找部队。可又怕被人发现，因为砖窑就在路边。我们只好稀里糊涂摸到一个村子，碰运气吧。进村后许多人围上来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胡编，说是过路走亲戚的，因打枪，被打散了，还说钟是我嫂子，杨是我姑姑。他们不信，又把我们分开询问，说你们口音怎么不一样呢？最后，一位同志把我拉到另一间房，给我看一张照片，是冀中干校毕业照，其中有杨秀峰，还有我认识的北平同学黄甘英、张洁洵。他们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些人，我说好像认识。他说：“小同志，别瞒我们了，咱们是一家人，杨主任你们总该认识了吧？咱们是同志，快到家吃饭吧。”看到照片上的熟人，我相信他们了，是“同志”，多么亲切的称呼。于是他领我们三人到一大娘家，吃的是土豆块熬小米粥、咸菜，一天一夜没吃饭，这顿粥的美味令我终身难忘。后来明白，接待我们的就是冀中干校的同志，当然他们也是地下党员，是这个村的负责人，这里是两面政权，叫做“护路村”。这一下我们放心了，这些同志帮我们找部队，钟大姐托人找她埋的照片，她说都是长征时留下的，还有毛主席的，可实在找不到也就算了（后来确实没有找到）。第二天，小部队返回路这边找我们，我们很快就联络上了。当晚护送我们的部队更加小心，每两位战士负责我们一匹马，我骑的是一匹老马，这一次总算平安过了路。过到路那边，走了四五十里，出了敌占区才休息。一位战士把他带的仅有的两个鸡蛋给我吃，我非常感激，一了解，这可不是平常的战士，他们是长征过来的红军。这立时引起我对红军英雄的崇敬之情，没想到红军就在我身边，还要护送我们上“抗大”。我亲眼看到红军战士，无比兴奋。一路上红军对我们诚挚热情，令我终身感激不尽。
走了一天到达山西辽城，这里是一二九师司令部。当天刘伯承师长接见我们三人，当问到我参军要到哪里，我说到“抗大”。问我想学什么？我说“学英文”！现在想来真够傻气的。刘师长哈哈大笑，他说这里可没有英文，只有军事、政治。他问：“你能吃苦吗？”我说能吃苦。刘师长说：“这里可是要吃苦的哟！”就这样，第二天我还是骑着那匹老马，和孝昭姑姑一同到达山西晋东南屯留县故先村“抗大”女生队入学，开始了正规的军事、政治学习。我们这儿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是年1939年5月，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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