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他们的驻地，他们问：“你们这群小孩要干什么？”“我们要吃粮”，我们说。“嗨，别，别，别，你们太小了。”他们说。不要我们，可我们说，“我们已经来了，跟着你们走了这麽远，从晋城走到了阳城，说什么也不回去了”。就这样，他们把我们给收下了，我就是这么当的兵。
他们是文工团，又唱又跳的，热闹啊。我小时候在家里也是个好热闹的，头上插一个鸡尾翎，没有野鸡翎，弄些鸡毛绑上，看戏看的嘛。胡子用的是玉米樱子，弄一圈挂在嘴上，当时觉得好玩，喜欢这东西。我就这样当了兵。
1938年1月，我们在阳城的城隍庙里住，那时候文工团很简单，一个口琴，一个二胡，就这两样乐器，一、二十个人，没有别的。我们去了以后就学跳舞，现在我还记得舞名叫《乌克兰舞》。曲子我还记得，“33321/22216/551712/321”.一个人用口琴吹这个曲子，我们就随着曲子跳《乌克兰舞》。当时能记得的就这么多，总后原来政治部卢南樵主任的爱人于明当年和我是一个宣传队的，我们俩到了北京以后联系上了，聊了半天当年的事。
那个时候说老实话，关键是肚子问题。那个时候家里比较苦，能有地方填饱肚子比什么都强。当兵吃粮，至于你这个部队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真正知道是抗日、打鬼子、闹革命的，还是参军以后，许多道理都是参军以后才知道的。我在我们村念了三年的私塾，学了三字经、百家姓还有论语，学校就在我们村里，不要钱，这就是我参军前对家里事情的依稀记忆。
在部队里呆了一个时期，1938年夏天以后，有人说要把我们这些孩子集中起来送到延安去，理由是我们太小，在敌后不行。后来不知怎么传出来说是去延安要过黄河，我们那个时候对过黄河很恐惧，因为当时没有船，就是个牛皮筏子，人往上一趴就在水上漂了。我们这群小鬼说不去，结果就没去成。
1939年2月，抗大一分校从延安到了晋东南，部队就把我们这群小鬼送到抗大去了。我被分到了卫生科看护训练班，那时的看护就是现在的护士。我在那里受了3个月的训。那会儿没有什么针不针的，只有二百二（红汞）和碘酒。我们跟着医生巡诊，背着药箱，里面就是二百二、碘酒这些东西，还有些纱布、棉签之类的，就这些东西。有人受伤了，我们就给他抹抹。
1939年11月，我们就到山东了。我这个人在家里就很活跃，到了部队也很活跃。卫生科到山东后单独住在一个村子里，过年老百姓都要耍“红火”，当时我扮成一个老太太，我不会弄啊，于是别人在我耳朵上挂上一个大辣椒，两个人抬着一个杠子（就是扁担），我身体很灵活，一会儿跳上去，一会儿跳下来，特别活跃。
2月份，就把我选到文工团去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我，现在想想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确确实实在八路军的宣传队里呆过，二是因为我很活跃，唱歌、跳舞、耍“红火”，什么都会，在那群小孩中间小有名气，因此文工团就把我给选去了。当时苏伟是我们这个小宣传队的队长，胡荫波是我的班长，傅泉是我的副班长。我到文工团时，傅泉、苏伟、阮若珊他们早到文工团了，当时是想把文工团扩大一下。怎么扩大呢？就想扩大舞蹈，苏伟又会跳又会唱的，他就当了我们小宣传队的队长，这个小宣传队最多发展到有十五、六个孩子，实际上是个小舞蹈队。我们还演出过。花棍是我们自己做的，和老百姓找几个小字钱，也叫麻钱吧，三、四个小钱一组，放在竹子两头抠好的空隙里，用竹棍敲打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能发出悦耳的响声。第一次张庄赶集（那是文工团到山东后第一次跟当地老百姓接触），几个小朋友跳的就是打花棍舞，编了几句抗日的词，就演出了，很受老百姓的欢迎。那次赶集，宣传队还通过拉洋片、展览宣传画等向群众宣传抗日。我还记得我们小队员还帮助写标语的同志提刷标语用的桶。大同志刷标语，我们就到老百姓家去抠锅底下的锅灰当写标语用的黑色（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墨），把石灰水和锅底灰掺起来，我们小孩就干这个事。这么大的桶，里头搁点石灰水，然后就到你家去、到他家去抠那个锅底灰，史屏呀、鲁岩呀当时都是写大标语的，我们小孩就提着桶跟着他们。
1940年6月，我在文工团亲历了“反顽”战役，《沂蒙山小调》就是在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
傅泉从周纯全那里到了文工团，中间还有两兄弟候炳鑫、候炳章先后跟着周纯泉。我是因为1942年精兵简政，那个小孩走了以后，我就跟了周纯全。我跟周群全恐怕不到一年半，后来我为什么离开周纯全的呢？很简单，他说你大了，不要再跟着我了，到队上（连队）去吧。我就到连队里去了。
后来我到了一大队，再后来我到了上干队，上干队的级别是抗大一分校最高的。里边的学员都是营、团级以上的，其他的都是连、排级的，上干队是比较高的，抗大一分校就这么一个上干队，营团级干部到上干队是来学习打仗的。
我负伤是和丁文政治教员俩人趴在一个坑里（飞机炸的坑），他年纪大 ，我护着他，他也照顾我。敌人刚扔了炸弹，一般来讲不可能在原来的坑里第二次再扔炸弹。我们俩趴在那个弹坑里，敌机已飞过去了，丁文教员就离开那个坑了，结果飞机又飞过来，把他炸死了，我负伤了。
我负伤以后，跟着部队突围出去，当时的部队真苦哇，什麽药都没有。当时又是晚上，敌人把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把我们堵在了山上，准备第二天清剿我们。我们连夜突出来，找了一个老乡，老乡说这条路是我们采药时走的一条小路，你们要敢走我就带路，你们要是不敢走那就算了。当时我们不走也得走哇，我还负着伤，一路很痛苦，下山时不能摔跤，有伤口，骨头也断了，一摔跤痛的钻心。卫生员对我不错，给了我一点十滴水喝。当时没有别的东西，就有点十滴水。我们突围下山以后到了一片松林里头，大家休息，我也就休息了。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就睡着了，结果队伍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我醒了，一看，人呢？人没了！当时我就哭了，因为太小了。我看见前面有一个村子，我就向那个村子奔去了。正好村子里出来一个人，他说：“你哪儿的呀？”我说我是抗大的。他说：“你怎么自己跑到这儿来了？”我就把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你跟我走吧”。他是个区长，就把我领到一个老乡家（一个老大娘家），老大娘家有个儿子，在山沟里住着，他家的房子在一个巷子里，这个巷子共有五家，我住在最后一家。正好那天小鬼子的一队骑兵来了，房前是一条大道，他们顺着大道就过来了。敌人来了我们就得往外跑，第一天不知是迷信还是怎么的，树上有喜鹊叫，第一次叫的时候有人喊：“快跑，鬼子来了。”老大娘就抱着被子领着我赶快跑，刚到山底下，骑兵就从大道上过来了，老大娘吓得用被子把我蒙上，鬼子过去了，我们回家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汉奸队伍来了，挨家搜，搜到第三家的时候鬼子来了，鬼子没来以前汉奸想发点洋财抄个家弄点什么。老百姓家太穷，什么也没有，汉奸抄到第三家的时候，就听见他骂：“真他妈的穷，什么也没有！”就要到第四家了（我住第五家）小鬼子来了，只听见汉奸说：“皇军来了，快跑！”就跑了，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区长送信来说：“你们晚上不能在家里住了，晚上你们得到外边去，在家里住太危险了。”于是晚上老大娘就抱着被子把我领到地里去了。那时地里刚砍了高粱，高粱杆捆成的秫秸戳起来搭在一起，人可以在里面避寒。
当时老大娘有胃病，她想把被子铺在地下，我想把被子盖在身上，老大娘就依着我用被子把我和她裹在一起，用身体的温度暖着我过了一晚上。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八路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离不开老区人民的支援与支持！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第二天回村，交通员就送信来了，说抗大一分校来人了，问我是不是回去？我说回去。于是村里就派人送我，一个人把我领到另一个村把我交给那个村，那个村再出一个人把我领到另一个村，我到第三个村的时候，看见老百姓牵着牛啊羊啊往外跑，一看就知道是敌人来了。送我的那个人说：“小同志，我家里还有一家人，还有牛什么的，你能不能自己上山躲一躲呀？”我说：“行，你回去吧。”我就自己上山了。刚上山，就见小鬼子从山下的村子里出来了，就这么快，就这么巧！因为他们是过路鬼子不是驻军，所以对我没什么威胁。中午，我就下山了。正好鲁中军区有个团在那里驻军，说：“你哪的？”我说我是抗大的，问：“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把经过说了，“那好，那好”那人说，“就到我们医院去吧”。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所谓的医院就是你在老百姓家里住，有人隔三差五地给你换换药，这就叫“医院”。我就这么着住了将近不到三个月的医院，伤呀什么的基本上好了。
当时正好是五一前后，我看到三个侦查员（以前我们都认识），他们把我领回一分校了。过河时他们背着我，那次我才知道侦查员的本事真大呀！走到哪儿都有他落脚的地方，走这个村，到那个村，进去找谁都特清楚。回到一分校，我就被编到了二营六队（队长胡翔九是胡荫波的爸爸）。指导员颜红（福州军区副政委）和副队长高振亚（在导弹部队）我给他们俩当通讯员受益匪浅。这两个人要求我学文化，说你一天到晚晃晃荡荡的不行，给你个任务吧，我说：“什么任务？”他们说识字，跟着文书识字，另外教我写日记。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学了点文化，文书对我也很好，一天教我一个字，我在家里虽念过几年私塾，时间长了都就饭吃了，在那里又学识字还写日记，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还给《大众日报》投过一次稿。后来就让我到特务连去了。特务连就是警卫连，在特务连因为我特别灵（我在屋里头，谁从我窗子地下过，我就知道是谁来了，谁走了），又在文工团呆过，也很活跃，会教歌、跳舞什么的，所以在那里当战士、班长，在那里入的党。说起入党还有一个小故事。第一次介绍人跟我谈话，说你打败鬼子后干什么？我毫不打磕地说，“打败鬼子后回家呗，干什么”？就这么一句话，完了。：没入上。人家希望你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你说打败鬼子就回家还行。介绍人告诉我说，这次不行了，支委后来跟我说，你打败鬼子不能回家呀，咱们得建设共产主义呀。过了一个月又来找我，问我打败鬼子干什么去呀？我说建设共产主义。这回入党了，那年我18岁。16岁我参加过朱德青年队，里面都是些小孩儿，要求很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偷东西、不跟人打架、作战勇敢，就这么几条。那时候小孩还抽烟，我小时候就抽烟，还有个小烟袋。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在抗大一分校所经历的事。2009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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