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或1937年春，我们驱赶偃师县教育局长的时候，我是牛庄小学的唯一代表，是校长牛秀生和我的入党介绍人刘老师他们派我去的。我当时因为小，对让我干什么去也不清楚。因为原偃师老县城发大水给淹了，新县城搬到了“槐庙”（一个车站名），当时是临时县政府所在地，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办公机构。老师说你去吧，到槐庙后有人接你。我是下午去的，我到的时候槐庙已有一群一群的人了，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参加会的主要是大学生、中学生。偃师中学地点在猴氏，是偃师中学的地下党组织的，大学生带头。我跟着他们，一会儿天就黑了。我们就进了临时县政府装牛、马车的门楼。我跟着他们喊口号：“打倒余局长！”大学生喊，我也跟着喊，后来人们就往前冲，当时我小，大学生就把我往前推，一推就把我推到里边去了，退也退不出来。县政府的民警（当时叫衙役）有枪，就听“啪，啪”地开枪了。我第一次听见枪响，因为年纪小也不害怕。后来县衙役把我给扣下了，带到一间房子里，后来才知道是看守所。晚上了，有大学生给我送饭吃，天亮以后不知怎么回事，又把我放出来了。我们在县立一小吃了早饭，在操场上转了一圈，说是局长让我们赶跑了，我们就各回各校了。我爬上了虎头山，西望首阳山，不久就回到了牛庄小学。现在想起来，由于偃师县的地下党有基础，是偃师牛庄小学的地下党叫我参加的这项活动，也就是说我们赶走教育局长是在党的领导下干的，是偃师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生领导我们干的。
我家是贫农，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奶奶都还在，也都是种地的。我们家有二亩红薯地，离牛庄的南面有二里多路远，我记得我爷爷奶奶的坟墓就埋在那块红薯地里。在我们村的西南首阳山下（首阳山，商代君王的两个儿子伯夷与叔齐亡国后隐居在此，食草而终），有两亩棉花地，这些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因为我经常到地里去给爸爸送饭。棉花地里兼种豆角，地边上种高粱，我们河南人吃单饼，就是把青豆角摘下来卷饼吃。首阳山年年发大水，我爸爸那块棉花地的地边常常被水冲垮，他修地边的时候我看到过，很苦很苦，一个人挖土，水冲垮了以后再修起来。再往南走就是我家租人家的地，因为是山坡地，所以只能种荞麦。地里有柿子树，此树不怕旱，就在地头上长着，春天荞麦没长成的时候，柿子树开花了，我当时很小，就跟着妈妈去捡柿子花和摘柿子的嫩叶，因为柿子花和柿子的嫩叶都能吃。我虽然家庭困难，但上小学读书很努力，后来是校长和老师凑的钱，一人一块大洋凑了七块，把我送到了洛阳中学，我们村我是第一个考上洛阳中学的，非常不容易，也是因为小学有地下党的关系。1937年7月，我到洛阳中学后才知道，吴芝蒲是豫西的特委书记，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到延安去了，后来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我一到洛阳中学就到吴芝蒲那里去了，晚上我们几个学生到他住的屋子，现在说是开会去了，开秘密会议。当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三年级的国文教员，我是一年级的学生，还有比我大一点的两三个人，当时也不知道是开什么会，反正就去了。后来老师给了我一些印制的传单，让我到洛阳的城墙上去散发，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到城墙上拿出来一看，是陕北公学和抗大的招生广告（洛中前后有好几批学生都去了陕北公学，当时流传这么一句话：“延安有陕公，洛阳有八中。”）。后来到了暑假，学校组织宣传队下乡，我们的校长周筱培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敬重共产党，她的丈夫是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登封县的县长，她掩护共产党。周校长百年诞辰时，我给她题了字：“洛阳牡丹甲天下，洛中盛开革命花，感谢恩师多教诲，学生永远怀念她。”座谈会上有人说，我的题词代表了全校师生的感情。当年组织宣传队，我们都积极参加。那时候就是教唱歌，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呀，什么《长城谣》啊，什么《大刀进行曲》呀等等，等等。最流行的还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到一个国民党伤兵的医院里慰问伤病员，到登封，我们组织儿童团、自卫队、宣传队，校长的丈夫是登封县的共产党员，当时他掩护我们。1937年的7、8月，洛阳的同学，和我一个村的，叫牛凤菊，现在叫何真，是总参的干部，她通知我。当时我叫宗松茂，她说松茂，有事。我问什么事？他说你不用问，你回去跟家里说一下，三天以后到洛中集合。他比我大，在开封读过书，在偃师一小也读过书。我问干什么？他说到洛中再说。我爬山越岭翻过登封层层叠叠的高山，回到偃师老家，按照他们教我的跟妈妈说我要上西安考学，妈妈一听我要到外边去上学，非常高兴。妈妈从我们住的窑洞里找出一个储钱用的粗陶制的罐子，把里边的铜板哗哗哗地都倒了出来，说老娘也没有别的给你带，这几个钱装上吧。我说还是你和姐姐、弟弟留着用吧。妈妈说你出去比家里困难，你带着吧。她用布包了包，又用家里织的土布给我包了件衣服，捆成河南的小背包，让我弟弟去送我。我弟弟那时候刚上小学，他把我送到槐庙偃师车站，我就用妈妈给的两个铜板买了一碟子凉粉给弟弟吃，把弟弟高兴的，我说你吃了吧，我要走了，去西安考学，以后再跟家里联系。这样我就走了，离开了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就到西安了。到了西安，带队的就是牛凤菊。另外还有两个女的，还有洛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我们五个学生到了西安，住在西城外，居民区，再以后就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挂上号了。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到咸阳有汽车，坐了一站汽车，下车后就直接往陕北走。当时年轻啊，走多少路都行，后来就一人找了根棍子，因为陕北到处是黄土地，沟豁遍地，怕摔倒掉到沟里。后来我们就到了栒邑陕公分校，罗迈的校长，后来就是周纯全了。我们5个人后来就分开了。
我们8月份到的陕北，第二个月就召开“九·一八”纪念会，12月，陕北公学和抗大重新组合，在延长成立了抗大一分校。后来我们过黄河，过同浦路，到达晋东南屯留，下着大雪过黄河，黄河上漂着从上游下来的冰块，上面堆着白雪，我当时16岁，傅泉比我小，他也是陕公的，我39队，他41队，我们都住在一个庄，赵庄。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是巩县人，我是偃师人，他上一次来北京和我叙了叙，很是高兴。他两口子走了以后，我给他写了封信，信中寄去一首诗：“同乡、同学、同进文工团，流水岁月风雨七十年，陕北抗大往事今犹在，京沪南北春燕报思念”。后来他把它登在抗大的杂志上了。我和傅泉在陕北公学同住一个村庄，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原上的黄土，青年学生排球打得好，当时有排球队，还有篮球队。南方的学生爱洗澡，陕北的深谷里面有积水，他们八、九月份还去洗澡。12月份下雪时我们离开的栒邑，过黄河时乘的是牛皮筏子，一次坐几个人，也有少数木头船，过河后就是过同浦路，比较艰苦，上面交代了要轻装，不能带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得丢。我有一对牛庄小学奖给我的铜镇纸尺，我舍不得丢，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丢了。一些华侨，还有从上海、南方过来的一些青年把穿的皮鞋和西装都丢了。过同浦路，天一黑就开始跑，同浦路上有掩护部队在汾河上铺的草，我们在草上跑。跑过同浦路上面交代了又穿过铁路的地道，地道里还有用白石灰撒的路标。跑过同浦线，我们就上了绵山了。这时日本人的飞机跟上来了，我们有两千多人，队伍长，服装各异，目标比较明显。敌机不停的扫射轰炸，带队的又交待了，说飞机来了就趴倒隐蔽。我们上了绵山以后，山上有积雪，于是我们就滑着雪下来了。过了绵山就到晋东南了，就正式成为抗大一分校了。当时是随营学校，对外叫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就是抗大一分校。
我这里现在还保留着洛中、陕公、抗大的三枚校徽，战争年代，打了那么多仗，跑了那么多路我都没有把它丢了，这是比较珍贵的历史纪念品。到晋东南以后，1939年的春天，文工团在屯留成立了。我和傅泉我们都是第一批的，还有王杰、乃初，阮若珊。(摘自抗大老战士访谈录 阮丹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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