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生在凤城呢？就是因为家里是世袭的武官。我父亲是一个风流才子，他很会画画，我画画是跟他学的。记得我小时候看见家里有一张壁画，是个大老虎。我爸爸坐在那里照了张照片。我母亲是汉族，她比较年轻。满洲垮台以后，我父亲在奉天（沈阳）学法律。法政大学毕业后，在本溪（当时叫本溪湖）工作。我生在奉天，三岁就跟他到本溪去了。他在那里当法官，我还有小时候的印象。我记得有一种最简单的刑罚，用一个普通的刷子刷脚心，家里面的人常常拿那把刷子玩。
我父亲死得早，我妈妈死的比他还早。我在文华中学念书的时候，先死了妈妈，后死了爸爸。家里还有点积蓄，跑马圈地的，也算个地主。我记得有200晌地，每年还收地租。所以我离开东北时，我们几个同学数我带钱多。在山海关日本鬼子问我干嘛去？我说我是满洲学生，到北平去留学！当时理直气壮的，看到29军的大照片，我感动的流泪了。
“九·一八”事变后，我在一个教会学校念书，直到初中毕业，我们一直都没有受过满洲国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校长、教员都是英国人，是教会学校，所以我们和关内的教会学校都有联系。毕业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去了北平。是阎保航（我们的老干事）、车向臣这些东北元老介绍我们去的。那时候他们都已在北平了，我们跟他们都有联系。我到北平后，就考到了张学良办的东北中学。后来，东北中学被日本鬼子给撵走了，我们就跑到了鸡公山。在那里，我们就闹学潮、闹革命。我那时是高中生了。临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那时党的领导在中学里还是很好的。后来组织又介绍我们参加了张学良的学民队，张学良在北平招了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谷牧哇什么的…….。从那开始，我就脱离了学生，参加了革命。后来搞“双十二”，逮蒋介石就是我们那伙人干的。西安事变我都参加了。我们那个学民队有一个营吧，那时挺有意思。
西安事变后，我们学民队的成员变成了东北军各个团的指导员，政治特务，当时叫改造东北军。那时候因为接收国民党的励志社（国民党政治特务机构），有个“大道剧社”，我们接收他们。张含晖接收剧团后作团长。那时我们学民队到西安去背油，经营油杂醋，专门搞特务工作。张含晖接手剧团后，就把梁燕我们几个过去搞过文艺工作的都调到剧团去了。这样，我就来到了“一二·一二”剧团。我出名的剧就是《火山口上》，女主演叫吴光伟。里边的草帽将军，就是讽刺蒋介石卖国的。当时在西安很轰动，连国际友人都看了那个戏，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都写到了。
张学良走了以后，情况突然变了。我们都经过三源到红军去了。三源是离北平最近的红军前线，当时彭德怀在三源。我们撤出来以后，国民党特务就进去了。我们到三源以后，彭德怀还给我们讲话，后来就撤出来一起走了。那时国民党军队已进了西安，我们就跑到了离延安不远的新义。因为是从东北军过来的，一般的军官到红大（那时还没有抗大），搞参谋工作。因为我是党员，组织决定我必须回东北军。这样，我就秘密地又回到了东北军。
回去后我跟着东北军东迁，跟国民党搞特务等复杂的工作。我们调到苏北、南通，一直到淮阴。那时我们的面貌还是学民队的面貌。那时东北军归于学忠领导了。他是忠于张学良的，但是面貌不如王以哲那么红。国民党就把东北军交给他了。他是个老好人，把我们收容到军官差遣队，所谓的差遣，就是解散了。差遣完了，给些路费，就让你回家了。
宋黎，那时在东北军也是做地下工作的，他召集我们，都是个别单线联系的。跟我们讲，现在这种情况要撤出东北军。我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旅馆，我们三个人，一个是吴乃营，后来是外交部的大使，还有一个王遂鹏，后来是东海舰队的政治部主任。我们三个人住在那个小旅馆，宋黎叫我回北平做地下工作。
我们到北平后住在东北大学。最早的东北大学就在北平，是张学良搞的。我们到那以后，组织上又决定我们到延安去。叫我们等一下，得交通领我们去。正在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进城了，我们都被扣在城里了。当时东北的骨干也都在北平，也都被扣起来了，组织上决定我们要想办法离开。有一部分到北平的西山游击队，一部分跳西直门逃了出去。到山西什么铁血队去了。我呢，就跟着佟磊（这个人现在还在呢，我们从小就是同学，他后来是船舶公司的监委，副部长，还来见过我，比我大三岁），那时通车了，我们就冒险坐车到天津去了。
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后，北平——天津就通车了。那时有些人就经过天津出去了。那天我们也巧，坐的那趟车上还有日本兵，睡了一宿，发现北平到天津的路上，前面有几趟车，车上凡是学生，日本鬼子都杀了。尸首都推到海河里，我们看到海河里有尸首都漂起来了，那时我们无所谓，并不畏惧。
到天津后，发现这关不好过了。日本兵把我们围起来，叫我们到天津市里，不让我们在车站停留。后来晓得那天是运兵，怕暴露目标，那天就没检查我们，我们就脱险了，不然就完蛋了。
后来我们就逃到英租界去了。日本鬼子对英国那时还没有感到不对，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有班轮船从天津到青岛。我们当时住在天津法租界，流亡学生后来一个个也都到那里去了。我们就买了到青岛的船票，看到沿海日本鬼子的军舰，感到很奇怪，船上的老吊把马匹吊起来，四脚朝下，很是古怪。因为是在英国轮船上，我们就唱流亡歌曲，一个个都暴露出来了。船离开大同不久，情况突然变了。船长说这条船青岛去不了了。怎么办呢？跟船长反复交涉，最后在到青岛的路上，已经是山东地界了，一个小码头叫南永湾的地方把我们扔到那里了。当时韩复渠在山东啊，我们就坐济南到青岛的汽车到济南去了。
到济南情况就不同了。有我们北平学生联合会的招待处，吴伯等老同志他们都在那，就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的中学，在那里就等于分配工作了。有的从那里到的大后方，有一部分到延安去的，我们有几个过去在东北军军队工作，我又是东北人，于是组织上决定我到统战部队石友三的部队里去。西北军的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他那时候很投机，北平有个伪组织，叫保安队，他就是保安队的。他失败以后就一直在天津、沧州、冀东（天津——北平中间）活动。把部队拉出来后，他打着抗日的旗号一路南下。我们到济南后，他们的部队在济南招生，成立学民学生队。他派了个副官来招我们。组织上认为我是东北人，可以做掩护，就让我们几个人参加了学民队，即西北军石友三的学民队。
他的部队拉出来以后南下，韩复渠坐不住了，我们得赶紧走，因为韩复渠要炸黄河大桥。炸桥前形势很紧张，我们连夜经德州到博州，过了德州就看见大桥了。过桥后和石友三的部队接触，石友三的部队那时已撤到沧州了。我们奔沧县走，还没到沧县，在鲁西北那里就碰见了他们的部队，我们就到他的部队里去了。韩复渠当时是山东省省长，军政大权都有啊，他是二十几路军来着？是冯玉祥的部下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到了石友三那里了。石友三当时是两面派，他表面抗日，在天津有些左翼人物，像北平有几个大学教授，他都经常接触。那时候他也学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参加了以后，党也争取他，张友渔，当时很有名的人物，在他那里当政治部主任。学民队就一直跟着他。他当时能直接与毛主席电报联系。学民队的队长是美国留学的农业家，后来是农大第一任校长，叫张克微，进步的大学教授，跟张友渔这些人都在石友三这里。后来他到延安去了，毛主席又从延安派了些干部。后来我们到新乡，退到黄河沿了。结果他赶来了，我们又集合到一块了。因为国民党不让过河，我们只好在山西转，最后到了中条山里。阎老西的部队垮了，顺着黄河沿跑。我们到那以后，组织上决定想办法在敌后打游击。那时山西还有一部分我们的部队，决死队，还有警卫队是我们的武装（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阎锡山当时也高喊抗日、打日本鬼子，结果他坐飞机跑了，山西就乱了。
这时候，正面的台儿庄我们失败了，徐州会战以前石又山捣过蒋，蒋介石利用他，让他当过安徽省主席，反蒋也是他。在郑州，过河就是包头。结果让我们到前线，到陇海路。陇海路都是我们这边的，部队叫我们拉到徐州那条线上去。这样，我们就郑重其事地坐火车经过郑州。
石友三那家伙很奇怪，他穿着伙夫的衣服。西北军有个特点，我记得石友三最早在西北军时是个师长。他见到他下属的一个团长，他穿着缎面鞋趴地下就给那个团长磕头。他是在收买人心。西北军有他的传统，他真正属于农民的部队，东北军大都是少爷兵，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西北军败仗也可以打，所以西北军整齐划一。那时石友三的部队集合以后先脱帽，帽子摘下后，脑袋瓜子大小、亮度都一个样。每个人都会剃头，你给我剃，我给你剃，有时候集中剃，有规律的几天剃一回。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几根针、几缕线，多少红线，多少黑线都是有规定的，军队里所有的人都一样，这就是西北军的特点。那时他们也讲纪律，老百姓都比较拥护他们。他的部队行军到哪里，到地里吃西瓜，吃完西瓜，就在瓜秧下留一块现洋，这就是西北军的特点。
我们部队顺着陇海路到了套车车站。下车了，前面不能走了，让我们顺着台儿庄的左边（靠海），准备叫我们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我们赶上去时，台儿庄已经失守了。台儿庄一仗打得很厉害，东北军也在台儿庄打，一个师上去一会儿就没了。结果我们下车后夜里往北边走，探照灯、军用气球照得好亮啊。因为台儿庄失守，我们只好往敌后转。就这样，我们到了山东。黎玉当时是山东省委书记，山东、济南的好多救亡团体都到山沟里来了。部队里都是学生、新兵，武器也没有什么，还有一部分地主老财的武装、收容的。这样一来，石友三的部队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山东的头了，所有的游击队都归他管，他变成了69军了。我们利用他，蒋介石也利用他，老给他升官。他由一个十一师升到69军，69军变成兵团，又委任他为察哈尔的省主席，专门对付日本鬼子的。所以在山东，我们就成了游击队的头了。那时我们有地下党成立的县委呀，你比如说根据地莱芜，县大老爷是清华的，叫梁是行，解放以后是上海的粮食局长。，那时是抗奸、自卫军并在一起。
那时组织上又派我回东北军了，一直在石友三的部队，在教导总队当少先队长。当时我二十二、三岁。后来石友三又反动了。到山东以后形势变了，山东徐向前去了，搞了山东鲁西北一小部分，但没发展什么人。国民党原先还有海军，在青岛，让日本鬼子打的没辙了，就变成游击队了。他们占领了青岛的外围，跟我们搞摩擦，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又搞统战。那时游击队司令特别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当时在山东很有意思。后来石又山在山东被共产党包围了，就调走了，调到了河北。，名义上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到了河北新台一带。
石又山小时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雇农啊。祖辈两代都在长春给地主打工。他之所以变坏，是因为脑袋瓜子太活了，很会随机应变。他调到河北后，国民党派去政工人员，每个团都有政训员，我们叫政委。后来部队从河北调到山西，武安涉县（河南河北的交界处），到山区了。国民党的阴谋是，到那里就好收拾他了。于是派石又山的弟弟石又信去接收我们的教导队，因为石又山的大部队还在河北，我们当时叫先遣队，我是先遣队的队长。带着我们影响下的一个营（营长是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的教导队。石又信来了以后，组织上就和石又信讲好，党员干部是你要的，你翻脸咱也不翻脸，你把他们送回去。于是，公开的党员每个人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银元一百多块。这些人经过山西回延安去了。我因为是秘密、单线领导的，于是组织上叫我们几个人能掩盖住的就掩盖在那里，记得当时还有少先队长高粱，现在叫高寒松，解放以后是电业局的，良乡电业局的局长，现在他在老家海城，养老了。
我们从山西撤出来，有一天，我们这些秘密党员由交通员带着，到浆水镇去见河北省委书记，一个女同志，后来知道她是空军司令张庭发的爱人。我们过了山，到了聊城，后来到了屯留，八路军的总部。当时国民党有纪律，出来不准带一枪一弹，我出来时把个小手枪给带出来了。交通员送我们到聊城后就回去了。我一看发现那整个是我们的天下了。到总部见到了赵品三，他是总部的秘书，是管我们这些秘密党员的。他派我们到抗大去，我被分配在抗大第五期，二大队，队长姓黎，黎元霓。此人解放以后在哈尔滨东城区当区长。我在五队，从外边回来的都在那里。我在那里学习没多久，抗大成立了文化娱乐轻骑队（后来改名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因为我爱画漫画（我从小在学校的时候就爱画画，有点小名气，西安事变时城门楼上我画了一幅大的反蒋宣传画），所以就把我调到文工团了。就这样，抗大也算我毕业，还给我发了文凭，算第五期毕业。 (阮丹妮整理 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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