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农历腊月初四，我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什么的，因当时我离开家的年龄太小，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记得他曾经包修过陇海铁路东段，后来经营不善破产了。我父亲当时在湖南造币厂当职员，我是男孩中的老大。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所以家里的生活虽不很富裕，但还是能吃上饭。我参加革命前的那点文化底子，主要是在家庭学馆里打下的，请的老师在那里教，我大概五岁多一点开始读私塾，读了七年私塾。13岁时插班转入江苏省立徐州实验小学读四年级。这时候，因父亲有病回家休养，家里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就比较困难了，记得上学的学费都要靠舅舅家接济。我之所以能在小小年纪参加革命，并从事艺术工作，是因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浪潮把我卷进革命队伍。
我的故乡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优越，便成为南来北往的戏曲班社和许多名角常来的“码头”。我从小就爱看戏，是戏园里的常客。当时剧场有云龙舞台、益智社、中正堂（解放后更名为人民舞台）。在老黄河滩还有一座露天剧场，多为一些地方剧种演出场所。我是无戏不看，三国戏、水浒戏、红楼戏、文戏、武戏、全本、单折、连台本戏，只要有机会就会去看。众多的剧目和流派，使我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和戏曲知识，从中受益匪浅。京剧演员常在徐州演出的有：刘仲秋（建国后曾任中国戏校副校长）、郭建英（在上海戏校任教），被誉为“活关公”的赵子英，“活张飞”的姜鹏飞，小麒麟童陈锦章等。当时经常上演的主要剧目有京剧《四郎探母》、《失空斩》、《潇湘夜雨》、《追韩信》、《扫松下书》、《玉堂春》、《荒山泪》、《六月雪》，评剧《杜十娘》、《五元哭坟》，河北梆子《蝴蝶杯》、《劈山救母》等等。这些剧种，这些演员，这许多剧目，使我受到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启蒙教育，朦胧懂得戏剧有着“高台教化”、“始于娱乐，终于教育”的作用。长时间熏陶，耳濡目染，使我对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达到了“入迷”的地步。
由于是个小“戏迷”，便和戏班里的一些小演员交上了朋友，我们年龄大小相近，兴趣相同，经常在一起玩得非常愉快，时间久了，便加入了他们的“子弟班”学起戏来。瞒着家庭逃学去戏班学戏，每天一大早背着书包不是去学校，而是偷偷地去喊嗓、踢腿、下腰、练功。开蒙戏学的是《铡美案》，我唱包公。在那个年代，唱戏被视为“下九流”的行业，自然为家庭、社会上的世俗观念所不容。所以，当学戏的事情被家长发现后，我被揪了回去，一顿痛打，从此不敢再逃学去学戏了。但对于戏剧艺术炽热的感情并没有冷却，只是暂时掩藏在心底深处。
13岁时，我由私塾转入江苏省徐州实验小学插班读书，老师中有两位是京剧爱好者，很懂京剧。一位是纽啸庵先生，能编能导。一位是邢筱亭先生，拉一手好胡琴。在他们组织指导下，学校内经常有一些改良京剧的演出活动，还曾经在校内外引起轰动。记得有一次，上演根据我国老一辈戏剧家熊佛西的剧本《牛》（又名《末路》）改编的京剧，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对我来说，能登上舞台演戏，就感到是一种享受和最大的满足。我进戏班学戏未能如愿，逃学不光彩，学戏不体面，而且“非法”（不合“家法”），但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学戏演戏的活动，就变成了光彩体面的“合法”活动，这使我掩藏在心底要演戏的欲望再次燃烧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演剧活动兴起，南、北许多救亡演剧团体云集徐州。上海的抗敌剧团、孩子剧团，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战地移动剧团，军队系统有廿军团的战地服务团和诸多的文艺界的名人，如陈荒煤、荣高棠、张瑞芳、赵丹、吕斑等。这些团体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演话剧，上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马百计》、《电线杆子》、《打鬼子去》、《锁着的箱子》等，大型剧目有《怒吼吧中国》、《大战台儿庄》等。这时，我也已参加一些演出活动，大多演小孩角色，还记得在宋之的《烙痕》一剧中扮演一个13岁的少年郭儒之一角。有一次演出结束在后台，《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窦殿安采访，问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些演剧活动，我回答说为了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范长江听了大加赞赏，当即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去找我”，就这样我结识了这位进步文化名人。
1938年5月中旬，徐州遭日寇狂轰滥炸后被占领，父母那时就和我逃散了，我和家人失散后，沦为“战区难童收容所”一名难童，跟着一支部队和一些流亡学生从徐州突围。这些人在一起，在河南的周口店停了一下，我记得突围的路线是走的安徽，到过亳县(勃县)，好像还走过淮河，还坐过船，我当时是小孩，地里位置也不是很熟，没地图，反正跟着走就是了。
我就跟着这些大同学在一块，不知怎么的，也能吃饱，也没挨饿。我记得家乡失陷是五、六月份，在我们家乡是要割麦子了。麦秆倒伏后像凉席似的，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印象很深。有时候在逃跑的路上饿极了，没有饭吃怎么办？我就跑到路边的一个屋子前想要点吃的。一敲门，发现里边一个人也没有，我见门旁边有一个坛子，也不管里边养的什么东西，伸手一摸，粘糊糊的，个儿比鸡蛋大。我拿出一个剥了皮就啃，结果是生鸭蛋，咸鸭蛋。
我跟着这些“平津流亡同学会”的人，顺着铁路走，一路就到了武汉。 到了武汉后，大家各奔东西，各有自己的前程。当时我就睡在“武汉东北救亡协会”的地板上，我记得是在一个楼梯的底下，我个子小，楼梯底下正好，也不怕别人打扰。当时我举目无亲，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小，也开始想怎么办了。我跑到长江边上，坐在岸边的石阶上，从江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虽然天气很热了，我还穿着在难童队发的小棉背心，冷的时候就穿上它，这背心没扣子，两根带子一系，拉开就是个小褥子，晚上睡觉就铺上它。我坐着坐着，不禁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望着滔滔的江水，我痛哭失声。眼泪止不住饿，也止不住渴，要生活，要活下去，就得找出路。万般无奈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范长江！我知道他现在也在武汉，我就到范先生上班的地方，给看门人礼貌地鞠了个躬：“请问，范长江，范先生在吗？”看门人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心想你这个小孩还想见范长江，范先生？见我不走就问：“你找他干什么？”，我说他给了我一个名片，说以后我要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就尽管找他。那人看了名片，说：“你稍等，”就进去了。范长江很快出来把我迎了进去。
找到他以后，我感觉到无限的温暖。他说：“小王，你怎么早不来？”我把我的情况跟他一讲，他很难过，说：“你早就该来找我。”他马上打了个电话给肖殷（解放后任《文艺报》主编之一），他很快就来了，我站起来给肖先生鞠了个躬，范先生对我说：“你跟肖先生去，跟他在一块，他会告诉你做点什么”。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我的一切他全包了。没过几天，肖先生给我买了行军床，帆布的，交叉的那种，小孩睡在里面蛮舒服的。就这样，我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落下脚来，有人管着吃，有人管着喝，有地方住，还有洗澡间，里边有大澡盆洗澡。我记得是武汉江汉路寄仁中里，单位房子很大，外边是办公室，大概有三、四张办公桌，成员有冯英子，当时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一个笔杆子，《新民晚报》的头，还有包慧（我们一起到延安去的）的哥哥叫包之静（解放后任过中宣部新闻处处长）。我在那里干得很好，实际上是干杂役，扫扫地，拖拖地板，肖殷对我很好，他经常跟我说：“小王，我出钱，你出力，去买杯酸梅汤喝。”我当时是个孩子，也很爱干这种事。
6月份武汉遭到大轰炸，有个文人编了一个《老百姓》报。找我约稿，说你是难童，你写写。我记得我在这个报上发表过文章。那时正赶上募捐，我就写：“捐出一座银山，捐出一座金山，捐出的坦克大炮一眼望不到边，捐出的飞机遮瞒天……”。听说群众对我文章的反映还不错呢。那期间我干的挺好，肖先生、包先生都对我很好，这期间，我就天天跟范先生他们一起了。秋江、陆贻、包之静、冯英子、肖殷他们开会，我就在屋子里看书，我那时不知从哪儿借了一本《列宁传》，开会之余，范先生问我：“书绅（我的原名），看什么书哇？”我一指，“好哇，”他说，“那是本好书，读吧，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知道他很进步，那时他就写过《中国的西北角》。
有一天我看见报纸上登着“孩子剧团”招生的广告，我在徐州就经常上台演出，徐州有个很大的城隍庙，庙里有个很大的广场，广场里有个舞台，我在那里演出过，在小学里也经常参加演出活动。于是我就想去试试。我把我的想法先跟范先生说了，他说：“不要去，这个剧团已经被国民党控制起来了，你进去以后对你不一定好，我送你到一个地方上学去吧”。这是他跟我悄悄地讲的，他一说，我马上就改变了，父母不在身边，就是范先生怎么说我怎么信了。他还说：“你注意，别跟别人说，肖先生到时候会带你们一块去”。范先生还让我做好准备，我小孩，不知道什么叫准备，范先生可真好，像父母一样的想办法培养我上学，还为我做了准备。在武汉天气还很热，但他想到，到西北就会冷了，就给我买了新棉袄、新棉裤，还给我买了一只皮箱，买了文具、笔记本、钢笔、铅笔……还给了我一点钱，我也记不住是多少了，反正是些法币。国民党的钱，称“法律的币”。过了几天，大家凑在一起由肖殷带着，我记得当时还打着个“全民社西北旅行团”的小旗。当时在我的头脑里边，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有广东人、湖北人、南京人、山东人、江苏人，没有个名义，你想往西北走，上延安去，那是不可能的，肖先生就带着我们这帮人，原来都互不认识，打着“全民社西北旅行团”的小旗，到延安去了。从武汉坐火车，通过平汉铁路，到了西安。我们下了火车，先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住的旅馆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大金台，我们住的旅馆是中高档的。但我们是住在男女混杂的一个大屋子里。包慧、贺昭、金萍三个女的，男的有陶彝、张立德和我，加上肖殷共七、八个人。国民党那时已经盯上我们了，夜里来查户口，查了一遍又一遍，一路上我和贺昭坐一辆三轮车，碰到国民党的宪兵检查说：“下来！”贺昭说：“他是我兄弟。”“兄弟也不行！”宪兵说，他们一看我们就有问题，天南海北的凑到一块，肯定是奔延安去的。结果一个晚上不停的查户口，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非常危险。当时来查户口，你就是说上西北旅行的，国民党也不信。后来我才知道，叫他们抓进去可就麻烦了。把你抓进集中营里，要么给他当特务，要么被他整死。我们的头头肖殷知道不好，于是带着我们每人买了两双草鞋，天不亮就赶快离开了西安城。我们当时已经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办好手续了。在去延安的路上，八路军沿途都设有兵站，肖殷拿出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在兵站住宿、吃饭。兵站有时有汽车送我们一程，有时我们自己雇毛驴或者马车，就这样一路到了延安。到延安后，除肖殷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我们其余的人都分配到了陕北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
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对准备去延安的青年进行的考试。考试实际上是一次面试，让你填个表，写明你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原籍在哪里，很详细。目的是审查一下你的来路，介绍人是谁，每张表格都贴了一张照片，手续一共办了两、三天，最后就剩下面试了。轮到我去考试了，开始心里有些紧张不安，我想，笔试，我这文化水平能过去吗？前边的人怎么考的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没见面。主考老师问我：“你多大了？”“我15了。”“你哪里人？”“江苏徐州。”“你都上过什么学？”“上过几年私塾，几年小学，还上过几天中学”，说到这里，主考想笑，但是忍住了。他人很和善，叫叶万青。“你喜欢吃糖吗？”他问我，“喜欢”，我说，当时我还以为他要给我糖吃呢。“你去的那个地方可没有糖吃呀，那个地方很苦”，他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人家不怕苦，我也不怕”，我说。“你去那个地方是为了什么？”他问，“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为了抗日救亡，不作亡国奴”我说，我看他的神态，感觉到他对我很满意，他说：“好，你把这个表格搁在这儿，什么时候走你不用管了，我们跟肖先生交代。就这么着，我通过了考试。我去延安的介绍人是范长江和徐迈进（徐迈进是建国后中央国务院二办的主任。当时是新华日报的总务科长）。
我于1938年8月初到了延安，分配到陕北公学三十六大队，开始了在革命队伍中的学习。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于1938年9月28日，由三十六队指导员侯星南、助理周宝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年龄太小才15岁，所以为青年党员。
陕北公学是人民大学的前身，成仿吾是校长，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我们在陕公修了很多路，路名很有意思，仿吾路，就是通校部的一条大道，还有一条支路，是通各区队的，叫罗迈路，那是以正、副校长命名的路。一些小路名我也记得，“团结路、紧张路、严肃路、活泼路”，我每天打水洗脸、刷牙要下一个大坡，西北高原缺水，井很深，摇辘辘摇半天才能摇上一小点水，下雨天黄土高原特滑，粘土地像打滑板似的，因此那个坡路就叫奋斗坡，上去得奋斗，下去也得奋斗。修路是我在陕北参加最多的劳动。当时虽不是以学军事为主，但也学了点军事。比如夜里头紧急集合，懂军事的领导也给说一说。夜里背起背包也跑跑，每天起来练跑步、立正、稍息、正步走什么的。1938年底，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等合编成抗大一分校，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训练部部长是韦国清。当时那些课程我还都能记得，有“民众运动”是一课，讲怎样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还有“中国问题”，“日本问题”，“社会科学基础”，“大众哲学”，有“游击战争”等课程。“日本问题”里讲到日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怎么发动的战争等等。都是一些著名的学者给我们讲课。
1939年4、5月份，抗大一分校集中了一批能歌会唱会画的同志组成了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我就调到文工团工作了，从此从一名业余的文艺爱好青年，变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而且是一干就干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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