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济南解放了,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南下干部纵队。
于是我们集中起来,认真地听取渤海区党委委员陈冰、纵队长刘瑞 龙介绍江南的情况:
第一,江南人的生活习惯是“早上皮包水”(早上大家要喝茶),“晚 上水包皮”(晚上要到澡堂里去洗澡);第二,江南的大桥要好好保护,防 止敌机轰炸,否则我们就不能过长江消灭敌人,去开辟新区工作;第三, “江南有老虎吃人”(指有田地的恶霸一贯的剥削、压迫老百姓),我们到 江南要去消灭吃人的老虎(指消灭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第四,我们 进城之前必须要约法三章,遵守党纪国法,不能像李闯王进京那样被人 民赶出城外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头脑中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当时崔健同志 南下任建德地委书记,我任遂安县委书记,县长吴笑山。
1949年5月,我和吴笑山都穿上了黄军衣,我们南下队伍的男男 女女穿的都是黄军衣。我们进了遂安县城,发现城楼上写着《赶走敌人 不吃大麦》八个大字。我们请教老百姓这"赶走敌人不吃大麦”是什么意 思?他们回答说,这是国民党退走时要我们吃大麦,说共产党不吃大 麦。我们吃几天大麦,共产党全饿走了,我们就能吃大米了。原来这是国 民党为达到赶走共产党的目的而欺骗群众的手段。
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从分析江南群众的生活习惯出发,认为谁都 愿意吃大米,谁也不愿意吃大麦。这是真理!我们从二区开始发动群众
①胡国栋,湖北新洲县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I949年南下, 先后任遂安县委书记,金华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舟山地委委员、组织部长,舟山地委常委、第一副书记 兼舟山日报社社长、地委干部学校校长,审干委员会书记等职。W85年离休,离休前系原丽水地区行署顾问。 2010年8月10日在丽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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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主恶霸开展借粮斗争,开仓救贫,群众分到大米,不用吃大麦了,都 非常高兴,都自觉地向我们报告敌人的动向,甚至主动到夏木横去打抢 粮、抓人的土匪。
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地位书记崔健同志,崔健转报谭震林书记, 谭书记看后交给浙江日报刊登了《遂安县委开仓借粮分给群众,群众主 动在夏木横剿匪的消息》引起了全省人民的关注。
1949年9月,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建立了地下民兵,有组织有领导 地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我命令县公安局迅 速对原国民党伪保长以上的人,包括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县反动党 团成员进行登记。另外,由各区委书记通知原国民党及其他反动党团区 分部书记、县党部书记长和原国民党参政议员王克诚在内的反动派成 员到公安局报到。
由公安局将他们交代的材料分成大中小三种,所谓“大的”就是要 枪决的;所谓“中的”就是不大不小的要判几年刑期的;所谓“小的”就是 对群众没有罪恶的就不予追究。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群众安居乐业,积极恢复 生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这时原先隐藏起来的土匪也成了无 处藏身的丧家之犬,他们一有行动就会有人报告。
一区区委书记刘正杰发现,开化城马井头有敌人、土匪蠢蠢欲动。 了解后得知,原来是受降改编的一个中队长在马井头附近活动。我带领 自己的县大队赶到马井头时,这个中队长还在那里。我走过去问他想 干什么?他说:“我娘舅到马井头来找我,我想请假去看看娘舅。”我说: “不能去,那里十分危险,你去那里命都保不住,你就站在原地别动。”
我立即将他们那个中队班长以上的干部统统换成我们县大队的 人,并打电话报告金华地委书记崔健同志(当时崔己调任金华地委书 记),我请他将情况告诉金华军分区司令员:“这个中队长、指导员是土 匪、特务。”我们派人押送这个中队长和指导员到军分区,由军分区关押 起来审讯。
据这个指导员交代,他们准备第二天向遂安县大举进攻,活捉胡国 栋、吴笑山。这件事马上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把遂安南下干部和各种武器集中到城楼上迎击敌人的进攻。这时在安徽方向发现国民党反 共救国军司令胡其炳,带领2000余土匪慢慢向前挪来。我马上把这一 情况报告给淳安军管区司令部,要求他们火速派主力军来遂安消灭土 匪。淳安派来了三个连队,一举包围了胡其炳。由于敌人失去了内应,进 退两难,2000余土匪全部被消灭,胡也被关押。崔健同志电话表扬了 遂安县委。另外将我的书面报告转报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和第二书记 谭启龙同志。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领导把我写的这个报告念给大家听 后,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
这时全国解放,我的女儿补平已4岁了,还寄养在山西昔阳县,我 们很想念这孩子。地委组织部长崔晓东批准我把女儿接来浙江。我派 通讯员韩永和到山西,和孩子的舅舅王万良一起,把补平接到遂安县。 1950年8月,我妻子在遂安生了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取名叫和平,因在 1950年那时世界要和平。
(原载《浙江老年报》2009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