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南下浙江遂安县
1949年2月初,鲁中南区党委决定,组织南下干部纵队。下旬,地委召开南下干部欢送大会。泰西地委书记秦和珍在会上说:“我们党几十年的奋斗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要好好学习,带着工作经验到江南开辟新的解放区。” 在镇江边沿,我们认真地听取渤海区党委委员陈冰、纵队长刘瑞龙同志介绍江南的情况。
第一、江南人的生活习惯是“早上皮包水” (早上大家要喝茶),“晚上水包皮” (晚上要到澡堂里去泡澡)。第二、江南的大桥要好好保护防止敌机轰炸,否则我们就不能过长江消灭敌人,去开辟新区工作。第三、“江南有老虎吃人”(指有田地的恶霸贯地剥削压迫老百姓) 我们到江南要去消灭吃人的老虎(指消灭地主恶霸反革命份子)。第四、我们进城之前必须要约法三章,遵守党纪国法,不能像李闯王进京那样被人民赶出城外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头脑中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进城之前必须要约法三章并遵守这些规定。
崔健同志任南下建德地区地委书记,邰乳群任地委组织部长,李学智任地委民运部长,曾少东任地委秘书长,孙汉杰任建德县委书记, 董炳宇任桐庐县委书记,王文彬任分水县委书记,李铁峰任寿昌县委书记,张铎任淳安县委书记,胡国栋任遂安县委书记,县长吴笑山。(当时建德地委所辖:建德,桐庐,分水,淳安,遂安,寿昌六县。)1949年5月, 我和吴笑山都穿上了黄军衣,我们南下队伍的男男女女穿的都是黄军衣。我们进了遂安城,发现城楼上写着《赶走敌人不吃大麦》八个大字。
我们请问老百姓这“赶走敌人不吃大麦” 是什么意思? 他们回答说,这是国民党退走时要我们吃大麦,说共产党不吃大麦。我们吃几天大麦,共产党就饿走了,我们就能吃大米了。原来这是国民党为达到赶走共产党的目的,采用卑鄙手段欺骗群众。
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从分析江南群众的生活习惯出发,认为谁都愿意吃大米,谁也不愿意吃大麦,这是真理!我们从二区开始发动群众向地主大恶霸开展借粮斗争,开仓救贫,群众分到大米而不用吃大麦都非常高兴。这时老百姓信任我们,都自觉的向我们报告敌人的动向, 主动到夏木横去打垮了抢粮抓人的土匪。
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地委书记崔健同志,崔健同志转报给谭震林书记,谭书记看后交给了《浙江日报》。随后,报上刊登了《遂安县委开仓借粮分给群众, 群众主动在夏木横剿匪》的消息,引起了全省人民的关注。我们县委和县政府分别进驻原国民党党部和原国民党的县政府, 我在中共遂安县委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
国民党一去不能复返,共产党乃是天下主人。
回忆遂安县剿匪反霸
1949年6月下旬,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民兵自卫队组织,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工作。我命令县公安局迅速对原国民党伪保长以上的人,包括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县反动党团成员进行登记。另外,由各区分委书记通知原国民党及其它反动党团,区分部书记,县党部书记长和原国民党参政议员王克诚在内的反动派成员到公安局报到。
由县长对其进行训话!吴县长规定:“三天一小训,七天一大训,训话后到公安局坦白交代罪行。”由公安局将他们交代的材料分成大中小三种。所谓“大的” 就是要枪决的, 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结合, 集中枪决。所谓“ 中的” 就是不大不小的要判几年刑期的, 判刑后送外地劳改, 到农场去劳动改造, 刑满释放回家后再由群众管制监督生产劳动。所谓“小的” 就是对群众没有罪恶的就不予追究。
我们通过系列的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 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群众安居乐业。这时原先隐藏起来的土匪也成了无处藏身的丧家之犬,他们有行动就会有人报告。
一区区分委书记刘正杰发现,开化城马井头有敌人、土匪蠢蠢欲动。同时受降改编的我们的原中队长也在马井头附近活动。我带领自己的县大队赶到马井头时,这个中队长还在那里。我走过去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我娘舅在开化到马井头来找我,我想请假去看看娘舅。” 我说:“不能去,那里十分危险,你去那里命都保不住,你就站在原地别动。”
我立即将他们那个中队,班长以上的干部统统换成我们县大队的人,我马上打电话报告建德地委书记崔健同志(11月后,因金兰汤暴动,原地委书记冯起同志调走, 崔健同志任金华地委书记)。我要求崔健书记将情况告诉建德军分区司令员:“这个金萧支队的中队长指导员是土匪,特务。”我们派人押送这个中队长指导员到军分区,由军分区关押审讯。
据这个指导员坦白交代说:“他们准备第二天向遂安县大举进攻,活捉胡国栋、吴笑山,谁知道你们倒先动手了。”这马上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把遂安南下干部和各种武器集中到城楼上迎击敌人的进攻,不许下去!这时在安徽方向发现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司令胡其炳,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帜,带领2000余土匪慢慢向前挪来。我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淳安军管区司令部,要求他们火速派主力军来遂安消灭土匪。淳安派来了个主力军连队,一举包围了胡其炳。由于敌人失去了内应,进退两难。2000 余土匪全部被消灭,胡其炳也被我关押。我将消灭土匪胡其炳的经过写成书面报告,上报建德地委书记崔健同志。崔健同志给我打电话,表扬了遂安县委。另外将我的书面报告转报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和第二书记谭启龙同志。
在省委召开的浙江省首届党代表大会上,领导把我写的这个报告念给大家听,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遂安县胡国栋、吴笑山、孙子甫、于云田等人参加了这次党代表大会。
会上谭震林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并布置今后的工作任务。他在总结工作成绩时指出:全省过去工作成绩是主流,取得了开辟新区工作局面的伟大胜利, 这是全党同志带领全省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结果。他特别指出:在中共建德地委领导下的遂安县委,顺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等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小组和支部。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南下干部无一伤亡。他们抓紧时间开办了两期知识青年干部培训班解决了工作的需要。现在他们的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社会秩序稳定,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时省委组织部长杨思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你们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有什么体会? 请你在大会上介绍一下吧”。我只好上台发言。我说:主席团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我首先感谢省委对我们的表扬,这是领导对我们的鼓舞,鞭策,我们今后要更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以报答党的厚爱,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第二我过去在工作上存在包办代替不能发挥县长的作用由于我的思想方法主观片面,只看到他的某些缺点, 这是我不虚心求教的结果。不能怪县长吴笑山同志。”
这时吴笑山同志站起来发言,他说:“刚才胡政委的发言比打我的棍子还要厉害,确实是我有些懒惰工作不够积极不能减少胡政委的工作负担,使工作受到不少损失,我今后一定改正这种错误态度,自觉地主动做好工作。”由于我和县长团结共事,因而县委一班人在工作中都同心同德,努力工作,发展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1950年时任县民运干事的我的妻子王喜春,三区武家村工作。县委先后在土地改革试点抗美援朝、动员参军等项工作上取得成绩。在13万人口的遂安县,有14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有的只有16岁,要求当兵不肯回家。
这时全国解放,女儿补平已4岁了还寄养在山西昔阳县,我们很想念这孩子。地委组织部长崔晓东批准我把女儿接来浙江。我派通讯员韩永和到山西,和孩子的舅舅王万良起 ,把补平接到遂安县。1950年8月,妻子王喜春在遂安生了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取名叫和平。(摘自《胡国栋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