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参军,南下
我生于1933年7月,祖籍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我当时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解放战争的马嘶人喊,把我从学校的课堂上唤起。大决战前夕,根据解放战争发展和城市接管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加入解放军队伍,年仅15岁的我参军入伍,走上革命道路并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1948年10月我在山东商专银行干部学校学习,11月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参军后我被编入南下青年干部大队。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下干部队伍组建完成后,即进行全面地思想发动,重点学习《人民日报》l949年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政治口号的鼓动下,群情激昂。但年轻战士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波动,暴露了不少问题,主要是对南下还存在顾虑:一是怕过长江,坐着木盆,风急浪大;二是怕天气太热,听说南方的夏天,把面团贴在墙上,5分钟就能烤熟;三是怕江南遍地多长虫(蛇)。后来,这些都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
我记忆很深的还有一件事是穿军装。那时的军装,颜色不是草绿色。当时等级观念比较淡薄,军服的式样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战士上衣两个口袋,干部四个口袋,我们是南下的学生青年大队,享受的是干部待遇,发的是四个袋的上衣。当时的军装,因受条件限制,不仅衣料较差,而且也没有统一的规格,上衣普遍较大,加上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身体尚未完全发育,个子不高,穿起来就像短大衣一样,一直拖到膝下。这样的着装,老百姓叫我们“土八路”,称呼我“小八路”。尽管着装与体型不那么协调,可自己觉得满神气的,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志向锐不可挡。穿上军装,实现了由学生到战士的转变,这种转变虽然还是表面的、形式的,但总算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949年2月上旬,部队开始南下。解放战争的发展,如同秋风扫落叶,但制空权还掌握在蒋军手里。敌机沿途不断骚扰,炸济南、炸淮河大桥、封锁长江,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的防空措施,保证了部队行军安全。我们大队从山东历城出发,坐着敞篷火车。车到徐州,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春雨,衣服、棉被全被淋湿。因此,在徐州住下烤了两天衣被,再加上铁路被炸,下车改为步行。徐州位于黄河故道,俗称“无雨三尺土,有雨三尺泥”,这次我们真的亲身验证过了。踏着泥泞的小道,艰难地走向下一个目标。经固镇,到怀远,在马家湖村休整半个月。此地虽是新解放区,但军民关系良好,部队为群众挑水扫地。群众为部队送柴送米。部队开饭,群众围观;群众吃饭,我们好奇。因为这里的群众吃饭时,每人端着饭碗在村里转悠。马家湖村北有一条河,名叫涡河,我们喝过涡河水,备感军民鱼水情。
3月上旬,队伍休整后,恋恋不舍地离开马家湖,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自陆路改走水路,从蚌埠登船,横穿洪泽湖。洪泽湖是我国五大湖之一,它同其他大湖一样,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但在战争的环境下,急行军的我们却无心思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也不去分辨“春水共长天一色”。听不到“渔舟唱晚”,更不能“把酒临风”,只能静静地听着涛声沉思,注视着洪泽湖水浪打浪,推动着帆船前进。船在湖中航行一天一夜,进入京杭大运河,到淮阴登岸,经高邮,到扬州。扬州是我国有名的花园城市,我们又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但却无暇游园观景,专心准备横渡长江。
耐心的等待,终于等来了渡江的命令。深更半夜开始登船,队伍沿着跳板,借着手电余光,鱼贯而行。坐在船底,不见千帆过,不见长江流,四周一片漆黑,目的是防止敌机轰炸。在无声无光的船底,紧张地坐了一个小时,顺利到达镇江。因放空袭,没敢住下,冒着大雨向丹阳进发。丹阳虽小,但名气很大,乾隆三下江南都从这里经过。昔日皇家禁地,达官富人的天堂,随着我军南下,都变成了人民的天下。
行军路上,有不少乐趣。印象最深的是边走边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租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雄壮的歌声不绝于耳。部队疲劳时,宣传员就叫大家猜谜语:“前面是坐飞机送信地方,加快赶路,去喝‘洋稀饭’。”“高邮”大家猜对了,但对“洋稀饭”,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多数猜牛奶,少数猜咖啡。大家都没有猜对,是扬州(谐音洋粥)。通过猜谜,部队的情绪一下子就振奋起来,有效地解除了行军旅途的疲劳。每当宿营时,首要任务不是吃饭,而是烧水泡脚、挑泡,这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最有趣的是在阳光下集体捉虱子,大家学着猴子啃虱子的方法,用牙咬衣领缝里的虱子,发出“咯叭咯叭”的声响,充分发泄对虱子的报复情绪。
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经无锡到昆山,在解放上海的炮声中加紧学习《入城守则》。上海解放后,我们穿上新军衣,佩戴着上海市军管会的臂章,开始接管伪银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高楼大厦,有轨电车,我们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当时的上海,因刚解放尚未改造,仍是个花花世界。而我们的纪律严明,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将我分配到浙江,8月底我同刘新、曹洪贞、王静萍等4人来金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3人先后离开金华。
千里行军,有苦有乐,最缺乏的是鞋袜,最大的危险是敌机轰炸。当家中接到我南下的消息后,问我需要什么?我说天天走路,需要一双鞋子。母亲姐姐两人昼夜为我做了两双鞋,三天内给我寄出,可我一直没有收到。1988年,我回家探亲时,姐姐告诉我,鞋寄出7天后被退回,说部队已经出发,地点不明无法投递,鞋子没有穿在脚上,但温暖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南下之路在脚下,南下终点在金华,金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一直生活工作在这里,度过了63个春秋。1995年,我成了浙江地市领导班子中南下干部的唯一代表;1998年,我成为金华的最后一代南下离休干部。“南下”反映和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年代,“南下”也早已成了历史的名词。南下距今已63周年,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仍历历在目,并引起无限遐想。
二 难忘1949年金华国庆节
1949年8月到金华后,部队接管了伪银行,我就在中国人民银行金华中心支行工作,金华地区专员杨源时兼任行长,我担任机要秘书。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从北京传来,大家兴奋极了。当天金华各界就进行了宣传动员、组织筹备,准备第二天召开两万人的庆祝大会。这次庆祝大会我参加了,印象特别深刻。大会地点在省立第七中学(金华一中前身)大操场,就是现在侍王府范围。10月2日,天气格外好,称得上是风和日丽。大会主席台就设在大操场土垒的司令台上,坐南朝北。会场布置得十分简朴,主席台两边插着几面红旗,还有松柏枝搭起的小牌楼。主席台上没摆桌椅,主持人和几十位各界代表全都站立着,大家脸上喜气洋洋。
杨源时讲话了,他的开场白是:“同志们,同胞们,毛主席昨天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们金华各界今天在此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话音刚落,底下就响起一片掌声。当时主席台上没有麦克风,可是个头不大的杨源时声音却十分洪亮,吐字清晰,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得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
杨源时还回忆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然后把中心议题落到“将革命进行到底”上,要求“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当天的庆祝大会,大约开了两个多小时。我就穿着制服,站在密密匝匝的干部群众当中,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中国革命伟大胜利所带来的喜悦。
说实在话,我那时年纪还小,考虑事情也不深,而参加革命早一些的许多老同志,对新中国成立早有思想准备。不过当时大西南还未解放,像金华这样已解放的地区肩负着巩固地方政权、围剿土匪特务和征购公粮的繁重任务,所以同志们并没有把太多精力放在庆祝上。大会一结束,便分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去了。
在金华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记得有这么三件事:一是10月2日参加了金华地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万人大会;二是与好朋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华支行兰溪市办事处主任的秦尧,在金华城里“留影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以示纪念,至今我仍保留着;三是几天后我就与兰溪市委书记陈流,还有秦尧、陈流的通讯员一起,在金华水门码头上船,顺流而下,调到人民银行兰溪市办事处工作了。
三 亲历兰溪平息土匪暴动工作
解放初期的金华,有城不见城,叫市不像市,贫困不堪,百废待兴。国民党政府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烂摊子:一个万隆铁匠铺,一个小的火力发电厂(湖海塘火力发电厂),还有一个名为金、武、永汽车运输公司,其实只有两三辆破汽车的交通站。得金华不易,守金华也难,建设好金华更艰巨。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各级人民政府、剿匪反霸、征粮、建立农协,大家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
作为南下干部,在刚到金华的日子里,我还去兰溪参与了“建立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剿匪反霸、为部队征粮、土地改革等工作。那段日子,我和别的南下干部一样,克服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实际困难,挨家挨户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使建国初期当地的各项工作渐渐走上正轨。
在兰溪,我还亲身经历了平息由土匪煽动的武装暴动的过程,至今记忆犹新。刚去兰溪时,我在上华区马鞍徐村徐贵家借住了一周。没想到,这家主人徐贵,竟然就是后来兰溪土匪暴动的头目。这记忆,实在太深刻啦!
1949年12月1日,金华土匪暴动向汤溪、兰溪蔓延和扩展,兰溪当地农民在土匪煽动下,以农业税太重的名义,向政府请愿。他们冲击当地县政府、税务局和看守所等,很快发展成共有1万多人参与的武装暴动,并且打死了人民政府的民运部副部长和几个基层干部。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我们虽然很坚定,但也有点紧张。作为人民银行的职员,我和另外4个南下干部,必须坚守在银行岗位,牢牢看守住银行库房,那里可是放有大量钞票啊。后来,政府从金华抽调来一个团的兵力,才彻底把土匪镇压下去。土匪头目徐贵被抓住后在新兰中学大操场进行公审,然后被镇压了。
回想起那一段革命岁月,我感触良多。当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可大家都是那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当时的供给制是包吃饭穿衣,发给一些牙膏、牙粉之类的基本生活品,每月津贴只有几毛钱(当时可以买十根油条),可没有什么人比待遇、比条件,更没有听到什么人抱怨,大家首先想到的如何把革命工作做好。那时,党组织对大家教育最多的是“两个务必”,大家念念不忘的是“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那个时期的教育,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能够终身受益啊!
四 入党,投入金融工作之中
我是1950年1月入的党。我调到兰溪人民银行工作没多久,组织上就动员我入党,那时我才明白原来自己一直还在党的队伍之外。以前党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群众都不知道。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入伍就是参加了共产党,不晓得革命组织中还有党组织呢,所以刚开始组织上要我入党的时候,很诧异,也很兴奋。1950年1月13日,我是在那天填的表,算是加入了党的队伍。那个时候的表格很简单,是油印的,只能用毛笔写,用其他笔一写字迹就会化开。1951年,经过一年的后备期(现在叫预备期),18岁的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不过这个身份也是秘密的。那时,党要开小组会议,只能在夜里举行,还得选择几里之外的荒地做场地。周围的群众都不知道谁是党员,我任机关团委书记的时候,大家都很奇怪我年纪轻轻的一个毛头小伙子,怎么就管起了共青团的工作?直到1952年,党对群众公开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马际堂早已是个老党员了!说到老党员,自己现在才算是老党员,以后也一直是老党员。工作上可以退休,可是党员不能退休,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活着一天就要学习一天,为党工作一天。入党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在心里。
1951年2月我从兰溪回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机要秘书、秘书股长。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流通领域遗留下两个突出的后遗症:一是投机活动猖獗,不但工商业资本投机成风,而且形成一批专事投机的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二是人们对纸币存在不信任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抢购银元、黄金和外币。当人民币开始大量进入市场的时候,投机资本哄抬金银、外币价格。许多商人继续以金银而不以人民币计价,银元买卖遍布大街小巷,阻碍人民币占领市场,并刺激物价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决取缔金银、外币的投机,并把金银、外币排斥在货币流通领域之外,确立人民币的通货地位,稳定金融物价。
作为银行的机要秘书,我每天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收发电报。那时,带头上涨的是粮食和纱布等几种主要物资。这些物资的价格,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每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都会下发这些物资的价格,实行全国统一价。我呢,就是负责用电报接收这些数据,把它们翻译好后,再进行挂牌。
当时,我收发电报的另一内容,是金银收购价。这也实行全国统一收购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每天播报价格,天天有变动。而且对金银收购,我们实行“只进不出”,从而防止了市场上的黄金投机行为,以免扰乱人民币价格。
那时,因为市场物价处于不断波动状态,为了稳定市场,保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使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存款的价值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人民银行对储户实行“折实储蓄”。所谓“折实储蓄”,是指储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银行按当日折实牌价,折为“标准实物单位”(简称“折实单位”)存储,支取时再按同日牌价将折实单位换算成人民币。为此,人民银行还对“折实单位”作了具体规定:一个“折实单位”,包括面粉1斤、玉米面(或小米)1斤、布1尺共3种。这3种定量,以当地报纸公布的物价为准,计算出一个平均价格,存、取款时以前5日的平均价计算。慢慢地,人民币渐渐在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物价也就慢慢稳定了,从而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
五 社教工作
1962年底,金华地区各地全面开展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开始后,我转入农村参与社教工作。1963年6月到金华的临江区虹路公社西畈大队任工作组组长。1964年8月到地委集中学习,10月到诸暨牌头区周家大队重点工作组任副组长、指导员,李学智任组长。1965年2月到诸暨草塔公社任社教工作队队长。1965年9月到东阳卢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东阳第三分团副团长,陶健任团长,直到“文革”开始。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社教工作,总得来说执行的是偏“左”的路线,但也不能全盘否定,我认为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当时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生产进,生产出”,现在回头看应该是正确的。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提出“多打一分工也是剥削”是错误的,但是对干部提出“洗手,洗澡,保持廉洁”是正确的。对基层政权的估价“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是错误的,当时提出的“唯成份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也是不正确的,但重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今天看来是正确而有积极意义的。
六 在孝顺任区委书记三年
1969年开始,我担任孝顺区委书记。担任区委书记的三年,是我学到东西最多、印象最深的三年,使我终身受用。
我在孝顺工作时既不骑车更不乘车。我感到如果坐车或者骑车,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你与群众之间不是“擦肩”而过就是步调不一,就难以接触和沟通。即使走路也不能走公路,要走田间阡陌小道,才能获取群众生产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在农村我养成一种习惯,每逢刮风下雨、寒冬腊月,都上五保户家去问问安危冷暖,去看看集体的耕牛是否得到保护。春寒料峭时节,一早醒来就到田头去看看是否受冻。晚上则带上手电和雨伞到村里去串串门了解一下民情。
孝顺一带地处丘陵,当时道路坎坷。傅村供销分社的人员需要用独轮车把收购的农副产品送往孝顺供销社,推车的人很费劲。我看到了就经常去帮着拉拉车,三番五次后,大家都熟悉了,彼此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我总觉得,拉车是形式,关键是通过拉车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彼此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
我领导实施兴建的上河塘水库,工程大,环形的大坝有2000米长。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我和民工们一起在工地上过了三个春节。每年大年三十,妻儿都在城里翘首盼着我回家过团圆年,现在想想,也挺对不起家人的。不过有了三年的奋斗,为今后水库的建成和蓄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想起来也感到挺欣慰的。
链接:1972年6月至1973年9月我任五七干校教学组负责人。
七 难忘1978年金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是我们应该认真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席卷神州大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从此,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我记得那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比较简短,1000字左右,但有些提法比较尖锐,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论。就在这时候,《光明日报》又收到南京大学哲学教研室负责人胡福明的来稿,文章的针对性、理论性都很强,报社作了一般修改,准备在哲学版发表。《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同志审阅时,认为这篇文章很有现实意义,就把作者从南京请到北京。最后,《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室对文章作了进一步推敲修改。
一是原稿从《费尔巴哈提纲》开始写起,改稿时加了引头,提出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现实意义。二是原稿强调理论受实践检验的重要性,改稿时加了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更加全面完整。三是原稿讲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修改自己的著作,改稿时加了毛主席怎样修改《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证明革命领袖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加深的。四是原稿强调历史意义多,改稿时增加了现实意义,增加了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判断的结论不可改,相反,认为实践检验不符合就要改过来,还加上了开展工作不能躺在现成条文上的内容。五是原稿的标题没有“唯一”两字,改稿时加上了“唯一”两字。
胡福明同志的文章经过修改后,胡耀邦同志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次日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随后,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发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各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对真理标准问题都以不同的方式表了态。可见,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事关重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股强劲东风,很快也吹到了金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但也有部分同志很不理解。当时,有一些同志提出:现在为什么跑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而且讨论得这样热火朝天?它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意义?是否我们党内又出了什么大事,又要开展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对此议论纷纷。也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学术界的事情,与己无关。
当时,金华地委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召开了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我以地委常委学习秘书和理论辅导员的身份与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禁锢了多年,不准人们说出,更不准宣传,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理论骗子,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问题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当有人重新提出这个常识时,竟然被有的同志视为异端,好像犯了什么大罪。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天才论”的流毒还未肃清,还在继续起作用。“天才论”不仅附在那些假马克思主义帮派人物身上,也影响着我们某些同志的头脑。
回顾当时的那场大争论,可以说是10年来“天才论”和“实践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历史是革命领袖创造的,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革命领袖是产生于人民群众之中,还是一个“应天命而生的救世主”?革命领袖的思想是一门科学,还是僵死的教条、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个问题,是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焦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形形色色历史唯心论长期斗争的焦点。当时的那场大争论,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有几个。林彪、“四人帮”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了一个根本的颠倒,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制造了一系列谬论,设置了许多禁区,把真理的标准搞得混乱不堪。他们把理论本身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们把“本本”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林彪、“四人帮”在“高举”的名义下,大讲“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要照办”,把一本语录作为“句句是真理”的范本,把“老三篇”作为“思想深处爆发革命”的格言,吃饭之前要背诵,睡觉之前也要背诵,甚至被批斗之前也要背诵,说是认罪,被打之后要背诵,说是谢罪。在当时,还有什么真理可言?林彪、“四人帮”把自己装扮成比谁都“紧跟”,比谁都“高举”,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在真理标准这个马思主义最基本的问题上,把毛泽东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垮台之后,有人替他们的反动谬论招魂,有的人还在坚持要以“本本”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顽固地坚持“两个凡是”,在这方面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如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科学理论,而不是检验真理标准;他们就说你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放在什么位置上,你们是贬低毛泽东思想,是在砍旗。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就说,这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真理开辟了道路,而没有结束真理,“顶峰论”是错误的;他们就说,你是怀疑、动摇、背叛毛泽东思想。持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当时的那场大讨论,在思想上是很反感的。如我们批判林彪的“句句是真理”、“句句要照办”的谬论时,他们很不赞成,公开反问:“哪一句不是真理?”“哪一句不要照办?”其实,革命导师在他们的文章中,为了阐明科学原理,分析了不少材料,讲了大量的话,如果把他们说过的每一句都当作普遍真理,都必须句句照办,那是不科学的。毛主席自已就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看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那些高喊“句句要照办”的人,为什么毛主席说的这句话他们偏偏不照办?
这些政治骗子其实是把权力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有权即有理的林彪、“四人帮”把自己的话作为真理的标准,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有权就有理,在林彪、“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充分、最露骨。在他们看来,谁权大,谁说的就是真理;谁的官大,谁的路线就正确;谁拉的势力大,谁就最革命。他们有权,说谁是反革命,谁就要被专政;说谁是走资派,谁就要被批斗关牛棚。林彪、“四人帮”这一伙,比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还把批判过还是没批判过,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动不动就说这个问题批判过,那个问题批判过,凡是批判过的都不行。在“文革”中,老张挨过批,老李也挨过批,好像挨过批的都成了坏人。所以,金华地区各县都变成了“红洞县里没好人”。老实说,在那段“非常时期”,好人几乎都挨过批。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以批判过还是没有批判过为依据,关键看是用什么标准批,批得对不对。所以说,林彪、“四人帮”这条标准也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其实主张有用就是真理。林彪、“四人帮”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以个人好恶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他们看来,凡是对自己有用的,合乎其纂党夺权需要的就是真理,今天对我有用就是真理,明天对我无用就变成了谬误。你今天给我帮忙、抬轿、吹喇叭,你就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明天说错一句什么,我就把你一脚踢开。那些风云人物和政治投机分子,个个都是按照这个处世哲学行事的,结果都吃了大亏。
事实证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本本、权力不是标准,有用无用、批判过还是没批判过更不是标准。
二是17年的工作怎样估价,是不是黑线专政。在当时的拨乱反正中,各条战线、各行各业17年的工作估价,都需要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
我们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一定要面对现实,要联系金华地区的实际,在这方面,“四人帮”也设下了禁区,我们必须冲破。经过当时的那场大讨论,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文革”以前金华地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一评价,我看是实事求是的。这是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长期在金华地委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憋在胸中多少年的心里话。只要这个估价解决了,“文革”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是非才会有正确的结论。党委的估价解决了,各行各业的估价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那时,各行各业头上都顶着一顶黑帽子:组织部是“特务部”、宣传部是“阎王殿”、统战部是“投降部”、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公检法是“反动的公检法”、军队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党委机关是“黑班底”、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阵地”……林彪、“四人帮”抛出的17年黑线专政论,把各条战线的同志都压得透不过气来。
多少同志为了坚持对17年要有正确估价,而遭到严酷的打击迫害!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金华地委大门口的那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是借机发泄对我们党的刻骨仇恨。
那场大讨论,在金华可喜的是用实践的标准,检验和分清了当地“文革”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和是非,肯定了金华地委以及各县的县委和地区各直属单位是红的,不是黑的。
早在“文革”初期,各省、市都被夺权。我记得每省都有一篇社论,黑龙江最早,叫《东北的曙光》,贵州叫《西南的春雷》,到了西藏来了一个《全国一片红》。金华也有一个《第二次解放》。这种估价,全盘否定了17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来了一个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极大地解放人们的思想。
三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正确地识别干部,历来是我党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识别干部,不能靠亲疏、靠印象、靠道听途说,更不能凭个人好恶。好干部不是装出来的、捧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骗出来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一步步锻炼出来的。离开革命实践,就无从区别那个先进哪个落后。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破坏了党管干部的优良传统,破坏了识别、使用干部的正确标准,他们把坚持党性原则的好同志一律打成“走资派”,而把自己封为新生力量的代表。
金华地委谁是走资派,谁是革命领导干部,当时争论还在继续,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说金华地委打倒了“四人帮”,又来了“帮四人”。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帮四人”就是走资派的代名词,他们是有所指的。有些人,一有机会就制造混乱。他们还把我们金华地区的这支干部队伍都当成旧人员,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挑拨离间,使同志之间的革命团结受到了损害,革命精神受到挫伤,革命纪律受到破坏。
实践就是大浪淘沙。金华地区这支干部队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卖身投靠、投机钻营的只是极少数。在革命实践中,淘汰了一批投机者,锻炼了信仰坚定的同志,为我们党建立了一支可靠的后备干部队伍。
金华今天欣欣向荣,各条战线蓬勃发展,是前人打下的基础,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更可喜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回顾这一段历史,又激起我对邓小平同志的无限怀念和崇敬之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发动和组织的,是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对党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一时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完善的重要阶段,邓小平理论指导大讨论健康发展,并取得了历史性重大胜利,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链接:1948年到1978年,在这30年里,我参军入伍,渡江南下,参加各项政冶运动,接受教育,经历考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重要阶段。但在这个阶段,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严重的经济困难,复杂的人际关系,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反思。
“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挨批斗,关牛棚,受凌辱,更为自己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而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