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日本侵略中国受害最惨重的地区，全省的情况文献资料都有记载，今天我着重讲讲我老家的情况。
我的老家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北博山镇洪沙口村，那时大约有两百多户人家，1000人左右。“七七”事变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9月4日，驻扎博山的日军和伪军第一次下乡扫荡。全村百姓都逃到附近山沟里避难，有30人没来得及跑，藏在我家后山的破窑洞里。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他们用麦草堵住洞口掩护。可最终难敌敌人的狡猾，鬼子发现洞里有人就一把火将草点燃。逃出来的一个人，被日军用刺刀当场刺死，还有一个跑出来后也被炸死了，剩下的28个人，统统被烧死了。
我全家和其他村民在山沟里躲了大半天，直到敌人走了才出来。一到家，就听到后山传来许多人嚎啕大哭的声音，我立刻跑去看，只见打谷场里摆满了烧焦的尸体，有老人，小孩，妇女，我的同学和小兄弟也在里面，有些人已经辨认不出来了。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我的眼泪一个劲地流。当时，我就下决心参加抗日游击队，为国家为父老乡亲报仇。
后来几年，日军不断到村里抓人，1943年，在洪沙口一次就抓了11个，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叔父。日本宪兵队把他们抓去后刑讯逼供，可什么线索也没捞到，就将这11个人统统丢进枯井里弄死了，据说之前就有不少其它村的人惨死在那口枯井里。
仅上述两次，洪山口就有41个百姓无辜被害，加上参加游击队牺牲战场的人，八年抗战，我们村在日本鬼子手里死了近50人。
1942年9月10日，日本宪兵队把我二哥翟修悦抓去，关押了69天，敌人用尽一切刑罚依旧无济于事，最终，敌人向二哥提出“你能回去劝你三弟投降，保他官比现在更大，而且保你全家平安无事”，我二哥当夜回到县政府对我说“敌人叫我来劝降，他们可能要扫荡，你赶快做好准备，我去蒙阴县朋友家避难，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敌人追踪”。过了一年多，二哥秘密回来，继续地下党的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自从1939年我被选举为博山县第四区区长后，我家除了要遭受日本鬼子的迫害外，还要受到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伪军的迫害。伪军们分驻在北博山镇和石马镇两个中队，并安设了据点，建了碉堡围墙，他们对抗日家属的摧残，并不亚于日本鬼子，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敲诈钱财勒索百姓，我的父亲、大哥、二哥都被伪军抓去数次，直至倾家荡产，对方才肯罢休。
当时还有国民党的部队吴化文部一个旅驻在博山蒙阴交界的地方，表面上没有投敌，但暗地与敌人勾结，在日本人对我抗日根据地扫荡时，趁机与我军闹摩擦，配合敌人。吴化文控制了蒙阴和益都交界的山区，青壮年四散奔逃谋生，老弱病残饿死家中、无人掩埋，那里几乎成了无人区。
1938年8月我从八路军山东纵队受训回到家乡，当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八路军驻博办事处主任张敬寿向国民党博山县政府推荐我组织博山四区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动委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全区各村小学教员都聘任为本村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员，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呼为“我们的指导员”，指导员实际上成了区动委会最底层的工作员，其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以及组建村里的各种抗日团体，如抗日自卫团、妇女救国会、儿童团、青年救国会等。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全区群众抗战热情高涨，各群众团体特别是儿童团格外活跃，走到各村都能听见抗战的歌声，动委会的几个同志跑遍全区六个乡镇30多个村庄，每月还要召开一次全区各村指导员会议布置工作，不久，这些指导员中的大多数都申请入党，成为党的基层工作骨干。当时动委会这个组织和主任翟思永几乎家喻户晓，村里老百姓有事先找指导员再找村长，各乡、镇长到区里来也往往是先向动委会主任汇报工作而后找到国民党的区长应付公事，就这样，区动委会在全区打下牢固的群众基础。
我的原名叫翟修慎，字思永，意为“为人慎学、慎修、思永”。1939年6月，我在全区乡、镇、村长和村指导员大会上被选举为博山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时改名叫翟翕武。因为在选举前后，我的老家洪山口村已沦陷为敌占区，我怕连累家人，便和动委会的干部商量改名为翟翕武，“翕”者，和也，意为“为保卫和平而战”。
1939年5月，日寇集中相当大的兵力对鲁南进行大扫荡，目标是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省政府驻地在蒙阴县东里店，省主席是沈鸿烈。敌人从四面八方几路对省政府进行合击，博山是其中的一条路。敌人一出动，国民党的县政府、区公所纷纷溃逃。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翟季平也是县长，他率领县政府全部人马和一百多人的县大队一枪未发就逃到蒙阴山区去了，几个区的区公所也相继垮台。老百姓讽刺国民党的溃退是“闻风四十，枪响一百一”，就是说敌人还没来，刚听到一点风声就退到四十里以外，以至听到敌人的枪声时已经逃到一百多里以外了。我们县委（对外叫八路军第四支队驻博办事处）抓住这个机会，以第四军抗日民众动委会的名义，召开全区乡、镇、村长、村指导员和地方知名人士选举大会，选举区长并组建博山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取代临阵逃跑的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巩固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大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区长，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没有的，当大会宣布动委会主任翟思永以超过80%的选票当选为第四区区长时，会内会外群情振奋，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全区，这在当时泰山区七个县中还是首例，成为我党在敌后建立民主政权的典范。不久，博山七区、五区相继成立抗日民主区政府，在这三个区的基础上成立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张敬寿被推选为县长。半年之后，泰山地区7个县也先后成立了泰山区专员公署，刘莱夫和赵笃生分别担任地委书记和专员，从此，泰山区成为山东主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以上说了当时我党在敌后建立政权的大致情况，再谈谈我当区长时遇到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区公所成立，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大小印章一个也没有，穷山沟里找不到会刻印的人，而我原先“动委会主任翟思永”的印章也不能再用。我向房东大娘借了一把修脚刀，自己刻了一枚“翟翕武印”。区公所马上用这个章子下通知召开了第一次乡、镇长会议。会上正式宣布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另外，区政府上下行文还少不了一个长戳和方印，有个干部家在敌占区的，他连夜回去找到刻字铺的一个亲戚，冒着杀头的危险刻成了两枚印章，解决了区政府对外行文和张贴布告的问题。
印章的困难解决了，还有更大的困难在后面。当时博山一带属于国民党五十一军的防区，军长于学忠，当时五十一军驻博办事处驻在四区，当区政府出布告宣布成立时，该办事处一位姓钟的主任出面干涉，说共产党八路军无权成立政府，是违法的。这件事情解决不好，很可能影响与友军的统战关系。经讨论决定，由我出面去和五十一军的钟主任谈判。我带上证件和资料，当面向他提出了我当选区长的理由与合法性，我表述了我党我军与对方的友好关系，感谢对方对我军的关照，我说：“敌人来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一枪未发逃跑了，全区百姓的事情和抗日军队的一切后勤供应无人负责，古人说，民不可一日无主，就在这次敌人扫荡之前，我按照国民党省政府的通知到省政府（蒙阴县东里店）举办的区长和动委会主任培训班学习并顺利毕业，您如果有疑问，可以马上给省政府打电话查询。我认为我的当选既合理又合法，因为我的当选是经过民主选举的，我本人也是省政府专门培训的合格学员。我一定会努力工作，不负友军和群众对我的期望。”钟主任听后，立即向我道歉，并表示了对新成立的抗日民主区政府拥护和支持。
接下来的困难是最具挑战性也是最难解决的。日寇利用国民党叛变投降的两个中队分别侵占了四区靠近敌占区的石马镇和北博山镇设立了据点，并很快建造了碉堡和围墙。叛军不断配合日本军队四处扫荡，抗日根据地逐步缩小，这种情况下，区政府怎样才能站住脚跟生存下去？怎样才能领导百姓配合游击队和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利益？区委及时请示县委，县委还请示了上一级党组织，过了几天，张敬寿同志代表县委向我们传达县委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各村的抗日自卫团和游击小组，加强区中队和武工队，进一步开展对敌伪工作，实行敌进我亦进，白天你到我这里来，夜里我就到你那里去，白天你可以占领，夜里我们可以到处活动；对伪军实行有打有拉，打拉结合，使伪军逐步做到为自己留后路，明保曹操，暗保刘备，身在曹营心在汉；对汉奸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培养游击小组的神枪手，做到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区委和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了县委提出的方案，武装人员，干部、群众也想出不少办法巧妙对付敌人。比如，国民党有的军队投降日本当了伪军，在新的据点里建起炮楼，就自以为保险了，他们非常猖狂。区中队，武工队和据点内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造出一个“土坦克”——在方桌上面覆盖几尺用水浸湿的羊毛毡，下面安装两个车轮，人带上炸药包藏在下面，推到伪军碉堡下喊话，然后立即点燃导火线，未等对方反应过来，土坦克就冲上去将炮楼炸垮了。从那以后，伪军再也不敢随便打枪，也不敢随便向日军告密，这对我们日后在敌占区开展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
在抗日战争以前，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对抗日是有功劳的，他办了一件使人难忘的大好事。1935年到1937年期间，他在全省各县每一个村主持建立了短期小学。虽然叫小学，可学生并不是儿童，一律免费吸收穷苦的成年人，学生用的学费书费以及老师的工资一律由县政府发放。考虑到学生们还有家庭负担，学校一律实行半日制或隔日制，教员全部经过教育厅统一培训。我当时刚由县立师范毕业，参加了这次培训，听了何思源厅长的报告。有几位讲课老师是地下党，向学员讲述了“九一八”事变，朝鲜亡国惨痛史，讲得非常生动，大大激发了学员的爱国热情。可当时的国民政府一律不允许将这些印成文字，他们怕触怒日本军国主义，引起外交麻烦。教育厅规定，每个短期小学的老师除了教学，每一个礼拜还要到集市上向民众做抗日宣传。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历史？因为根据我担任两年短期小学教员的实践和感受，我认为何思源倡导的短期小学教育对启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思想起到很大的作用。日军大举进攻山东后，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等惨绝人寰的手段。广大群众团结一心，坚信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才能一致抗日。在群众看来，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日寇到来之前，老百姓就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政府溃逃的狼狈相。山东各个根据地群众自发抗日，热情高涨，不少地方都出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我记得当时曾经问到一位老大娘为什么送儿子上前线，她慷慨激昂地回答：“这些青壮年手无寸铁，在家等死，不如到前线拿起枪和日本鬼子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算赚一个，村里有我们这些老弱妇女配合军队反扫荡，努力劳动种粮食支援前线，东洋鬼子是呆不长的。”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靠的是群众自愿参军扩充兵源，吃的是百姓缴纳的公粮，穿的是百姓种棉花、织土布做的军装。儿童团折槐花做染料，妇救会做军鞋，安排掩护伤员。日军得知根据地老百姓从各方面支援抗日军队后，对根据地实行封锁禁运和“三光政策”。他们遇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还放火烧屋。除了深山密林，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庄，到处是断墙残壁，碎瓦颓院，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留给中国人的国耻。
1942年上半年，博山县政府大队教导员孙黎，在某天夜晚带领县大队两个排，以打埋伏为借口，实则私下与日本宪兵队约好时间地点带两个排投降。敌人到达前，他让战士把枪支弹药放在南庙的前院，然后去后院听他训话，不久，日本宪兵队冲进前院，收缴枪支后又冲到后院包围了两个排的兵，孙黎立即宣布投降。敌人将战士押回博山城，第二天又押运至东北，把他们分散编入伪军。孙黎和妻子被安排进日本宪兵部队事先安排好的住处，孙黎自以为有宪兵的保护，县政府武工队就对他无可奈何了。孙黎投敌叛变的第二天早上，根据情报，县委县政府立即开会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叛徒孙黎。第三天夜里，武工队通过敌伪工作关系借到一套伪军服，一名武工队员穿上服装，乘孙黎妻子外出购物之机，潜入孙黎住处，一枪结果了孙黎的性命。接着，武工队员沉着地提着枪闸向站岗的日本宪兵报告“对面死人了，赶快抓凶手”。趁对方不备，他又顺手将事先准备好的县政府枪毙叛徒孙黎的布告贴在离日本宪兵部队不远的墙上。惊惶失措的日军立即调集大量兵力对泰山军分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可博山县政府早巳做好了反扫荡的一切准备，因此，安然无事。事后，我们分析了孙黎投敌叛变的原因：一是孙长期看汉奸报纸，影响了抗战信心；二是孙自以为有功，却没有得到提升，对组织有意见；三是，孙处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生活得不到满足，又遇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苏德战场上苏军节节失利，认为中国也打不赢日本，对抗日失掉信心；四是，泰山地委发生的肃托，肃反扩大化，错案最后波及到博山县政府和县委，当时从县长到各科长以及县各会长、青年团长、组织部骨干，都陆续在一个星期内被秘密逮捕，孙担心自己也难逃厄运。
敌人趁机向我军占区扩大了青杨行村、夏庄镇两个据点，这一来，博山抗日根据地缩小到不到半个区了，等到博山错案经中共山东分局平反，全案人员虽各回原单位继续工作，但元气大伤，县委、县政府已实在难以支撑，泰山专署决定将博山和莱东合并成立博莱县政府，由原来莱东行署主任毛梓才任县长，我暂时调往泰山专署任民政科副科长，不到一年，我又调回任博莱县长。
回头再来谈谈八年抗战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战斗。1941年上半年，驻博山城日军约一小分队，加上伪军约计150人，到五区池上镇一带扫荡，我们弄清楚了敌人必经之路池上和小峰的岔路口，县大队100多人，带着一挺机枪以及步枪和手榴弹，埋伏在峪口约一个100多米高的土岭上，下面路边埋好地雷，不久敌人来了，县大队让过前面带路的伪军不打，等日本人走到伏击点时，先放地雷，紧接着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县大队也迅速撤离，避免敌人反扑，事后接到情报，敌人怀疑遇上了八路军主力，所以不敢反攻。这次，伪军没有伤亡，日军伤亡数十人，通过这次战斗，也警告伪军：八路军是有意放你们一马的，抗日军队主要是消灭我们中国人的共同敌人——日本鬼子。经过这次伏击战，博山城的日军有两个多月没敢出来扫荡。武工队夜里活动经过伪军岗哨时，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到八年抗战中遇到的危险，那就多了。1942年春节前一天，县大队、县委和县政府驻在四区上瓦泉村，除夕的前夜，所有房东都忙着帮我们包饺子准备第二天的军民联欢。不料，夜里12点，北博山据点的日军和伪军决定突袭瓦泉，情报员张廷勇发觉后紧急出发，偷偷抄山路赶在敌人前头向县政府报告，这时离敌人到达大约还有一小时。县政府立刻下令军民转移，只留下一个班潜伏在村外的丘陵上面监视敌人行动。一刻钟后，敌人果然来了，留下的这个班根据事先的安排，对敌人打了一个排枪就迅速撤离。敌人害怕我们早有准备，竟然掉转头撤回了。县政府带领大家翻过一个山岭，躲进一个深山里的村庄。几小时后，侦察员报告鬼子走了，瓦泉村的老百姓又回到村里，过了一个安稳的春节。
1942年下半年，我调到泰山专员公署工作不久就遇上了泰山区在八年抗战中最残酷的“吉山战斗”。当时，泰山军分区和泰山区专员公署分驻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大山坳里。有一天天刚亮，发现敌情，三面山头上隐约可以看到日本的太阳旗，只有东面山口偃旗息鼓，寂静如常，军分区领导当即判断敌人正在对我们实行铁壁合围。于是下令军队、机关迅速向东面山口突围，专署机关人员全部跟在军队后面前进。忽然，听到前面枪炮齐鸣，才发觉进入了敌人的重兵伏击圈，中了敌人的奸计。这次战斗，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壮烈牺牲，400多名战士顽强拼搏，最终牺牲了300多人，这就是泰山专区在八年抗战中有名的吉山战斗。
1944年底，我从博莱县县长的岗位上奉命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原定学习时间10个月，1945年8月日本向中国宣布投降，党校学习提前结束，我立即被分配到沂蒙山区抗日老根据地沂南县任县长。当时没有车子，只有步行前往。沿途看见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城里在开庆祝大会，农村在敲锣打鼓放鞭炮，人们喜笑颜开。赶到沂南县时，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庆祝大会刚好闭幕，县委书记王介夫和县政府的全体同志一起欢迎新县长到任。我没顾得上休息，第二天就投入了繁重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在沂南度过的，我最难忘的就是率领全县民兵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孟良崮战役，同时兼任支援第八纵队的支前司令部司令，还荣立了三等功。不久，又动员全县民兵、民夫送弹药，运军粮支援淮海战役。沂南县的支前工作受到了上级表扬。最后随大军南下进入浙江直至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