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淄博人,1916年出生在博山区(原博山县)北博山镇洪山口村的一个中农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浙江前,我在山东省沂南县政府任县长、沂南支援前线司令部司令。1949年2月被抽调南下,跟随鲁中南区南下的队伍离开山东,5月3日随部队到杭州。从此与浙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顺利接管工业企业
南下时,我们的任务就是接管杭州,当时我们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可是,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时,我们随部队进入杭州,并役有遇到什么抵抗。原来,解放军锐不可挡,所向披靡,渡江战役后,杭州的国民党守军见大势已去,就闻风而逃了。所以,我们很顺利地进入杭州。进入市区已是晚上,我们役有去敲老百姓的门,而是露宿街头。第二天,老百姓一开门,看到很多士兵都睡在地上,还纳闷: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军队?共产党、解放军哪里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连偷带抢的样子?这样,解放军和我们随军南下的干部,用实际行动给杭州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好印象,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给揭穿了。
杭州解放后,5月7日,杭州市军管会成立,谭震林同志任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任副主任,我在军管会下的工业部企业处任处长,办公地点在梅花碑附近的国民党省政府旧址。当时给我的任务是接管企业。国民党从杭州败退时,企业很少,主要是水厂、电厂、棉纺厂、丝厂等,重工业几乎为零。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水厂、电厂一天也役有停止供水、供电。这要得益于杭州解放前地下党的同志发挥了很大作用,秘密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工人爱厂、护厂,同国民党破坏分子做斗争。
我负责接管的企业主要有闸口电厂、自来水厂、崇裕丝厂、长广煤矿、幸福绸厂、五丰丝绸厂和三友实业社办的杭州棉纺厂等。当时接管干部不够,浙江大学地下党支援了十多个党员和“红色群众”(即党的外围组织群众),由我带领去接管官僚资本工业企业。我们去接管的时候,有的企业老板已经跑掉了,我们就派军代表进厂,按照“维持生产,保证供应,原封不动,全面接管”的方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宣布企业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原来的人员,包括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原职、原位、原薪,一切生产照常。这样,就最大限度地稳定了人心,接管也得以顺利进行。
浙江是国民党时期的“模范省”,国民党败退前,留下了大量的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有一次,我率人去接管长广煤矿,路上就遇到了土匪袭击,子弹嗖嗖嗖地向我们打来。幸好驾驶员加大油门,才冲了过去。可是另外一辆车上的一名浙大学生却牺牲了。
我们南下时,语言不通。当地人听不懂我们山东话,我们听不懂当地话。怎么办?只能找翻译。我记得有次去温州,就带当时的机要秘书一起去,他是温州人,能听懂温州话。因语言不通,当时还出了个笑话。杭州市有个工会主席,是南下干部。他为了能尽快与杭州人交流,就学着说杭州话,但是又学不像,于是就成了“山东版的杭州话”,工人们更难听懂。于是,就有人戏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山东人说杭州话。”
摔出来的麻纺厂
接管完成后,就着眼于工业经济的发展。根据谭震林同志的意见,我又开始筹建浙江麻纺厂,生产麻袋。为什么当时首先建造麻袋厂呢?因为当时解放军正在继续南下,向尚未解放的国土进军。支援前线成为解放区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件大事。往前线运军粮,拿什么装呢?这是大间题。北方的老百姓用炕上铺的席、芦苇等做成篓子,装粮食,往独轮车两边一放,一边一篓。而当时的军粮都是小米,装在篓子里,路又颠簸,这样一边走一边漏,浪费很大。因此,迫切需要麻袋,军队需要,老百姓也需要。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萧山一带盛产黄麻。谭震林就间我能不能生产麻袋。于是就开始筹建麻袋厂。当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一方面,在拱袁桥附近有片800亩的空地,原来是日本租借地,就决定在这片空地上盖厂房,这样就不用拆迁征用老百姓的土地,离原材料黄麻的产地也不远,节约成本。厂房由浙江建筑公司负责盖,8个月就建起来了。
另一方面,我们了解到,上海有一套闲置的麻纺设备,是英国生产的,共有纺锭1616枚,织机74台。谭震林同志就与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同志联系,要求调这套设备到浙江。陈毅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毛主席批示:“全国尚未解放,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建厂,同意。”于是这套设备就同意提供给我们使用。这套设备放在上海第五棉纺织厂仓库里,锈迹斑斑,零件也缺了好多,基本没法用。怎么办?我就派4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工人,到上海各机械厂去收集、配齐零件,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一家厂能提供纺织机的成套零部件,只有去上海等地的有关厂家去零买。有了零件,又在上海进行维修、调试,把机器重新修好。这样,厂房盖好了,设备也搞好了。1950年8月1日,正式投产运行,当年生产麻袋59.45万条,成为浙江解放后的第一家大型企业。
麻纺厂建成投产后,让我当厂长,当时我连什么是“马达”都不知道,这也就给了我一个熟悉工业的机会,增加了我的感性认识。我自己带头,和管理干部一起拼命学习,让工程师给我们上课,学习纺织工程技术,定期考试,我常常考100分,这样下面人就没话说了。那时因为要学习苏联,我们还请了一个俄语老师来教俄语,4本俄文教材我都读完了。
当时有一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打仗可以,但是搞工业是外行,不行,等着看我们的笑话。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麻袋。我间厂里的工程师,世界上哪里生产的麻袋最好?他说英国的麻袋最好,英国生产的麻袋中间有一道被染成绿色,俗称绿杠麻袋。我就说,两年内咱们生产的麻袋一定要超过英国的绿杠麻袋。那个工程师还有点不自信,犹豫着说试试看。我说不能试,是一定要超过,要有这个自信心。
在我们的努力下,经过检测,我们生产的麻袋的各项物理指标都超过了英国的绿杠麻袋。时间也没用两年。这还不行,还要用“土办法”来比较麻袋的实用指标,就是比较麻袋的耐磨度。当时,我们拿自己生产的麻袋和绿杠麻袋,各装满同样的大米,拴在吉普车后面,在马路上拖,看哪只麻袋先破,结果英国的麻袋先破了。然后。我们在几十米高的水塔上装上葫芦,把自己生产的麻袋和英国的绿杠麻袋各一条装满同样重的大米吊起来,从同一高度同时往下丢,重重地摔在地上,结果还是英国的绿杠麻袋先破。这就说明,浙麻生产的麻袋比英国的绿杠麻袋要好、要强。后来我们的麻袋出口都是免检的。这下,浙江麻纺厂一炮打响,闻名全国,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也无话可说了。
所以我当时就体会到,办厂也好,干什么也好,起点要高,要有志气,如果领导都役有一股子气、一股子劲,那下面就会给你马马虎虎应付了事。
寻找“雪拉同”
“雪拉同”就是龙泉青瓷。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6世纪晚期,法国巴黎盛行罗可可艺术,非常讲究新艺木的别致精美风格。当时,有个阿拉伯商人从中国购买了一批龙泉青瓷来到巴黎,他和巴黎市长是好朋友,受邀参加市长女儿的婚礼时,就带着一件龙泉青瓷作为结婚礼物。参加婚礼的人看到青瓷通体流青滴翠,玲珑剔透,都忍不住赞美。可是这件瓷器的名字却叫不出来。当时,婚礼现场正演着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里面的男主人公叫雪拉同,他穿着碧青华丽的衣裳,与瓷器的颜色相似。于是,市长就把青瓷高高举起,并大声叫道:“雪拉同,中国的雪拉同。”从此,龙泉青瓷在欧洲就被称作“雪拉同”,连苏联人也这样称呼。
20世纪50年代,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间,其中有些喜欢中国瓷器的,就向外事人员间“雪拉同”,外事人员不懂,就说没有。苏联有位援华专家要回国,提出要件“雪拉同”。对不熟悉的外宾说没有,也就算了,而当时苏联与我国交好,关系非常密切,就不能说没有了。外事人员看到那位专家指着茶杯说,就是这类东西,就理解为瓷器,于是就拿来当时中国最好的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可专家看了,说不是。那怎么办呢?外事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到故宫博物院的陶瓷博物馆去请教当时的青瓷专家陈万里。陈万里对青瓷非常熟悉,曾写了《中国青瓷史》。外事人员找到他间他“雪拉同”是什么,陈万里就笑着告诉他们,“雪拉同”就是龙泉的青瓷,并给他们讲了“雪拉同”的来历。
这件事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他就在1957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厅局长会议上提出,要求恢复中国的五大名窑,特别是龙泉青瓷一定要早点恢复。1959年,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成立。那时,我是轻工业厅厅长,就由我牵头,邀请了国家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馆、北京钢铁学院、河北工学院及浙江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大学等全国和浙江的科研、文物、考古专家、学者十几个人,开始了龙泉青瓷的恢复工作。
为了恢复龙泉青瓷,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寻找青瓷的传人,为了配好青瓷外面的釉,还牺牲了一件南宋龙泉青瓷,那可是国宝,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经过艰苦努力、反复不断地试验,龙泉青瓷终于恢复成功。我们到国务院报喜,《人民画报》也刊登了。后来,《人民画报》到香港,香港人都很兴奋,说中国龙泉青瓷恢复了。这在当时是个大事情,后来国外也都知道了。瑞典有个国际闻名的大律师,把美元寄到外交部,说一定要给他买套龙泉的茶具。我们就给他挑选了一套比较好的茶具,有茶壶、茶杯,外交部就给他寄去。后来,龙泉青瓷还参加了好几次国际展,名气就更大了,开始出口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抓住我恢复龙泉青瓷这件事,对我进行批斗,还到龙泉瓷厂砸坏了许多生产模具。后来召开广交会,要出口龙泉青瓷。于是,我们就找到瓷厂厂长。他说,他藏起了一件观音菩萨的模具,造反派没找到。我们说这也行,就生产这个。厂长很犹豫,怕被人戴上“搞迷信”的帽子,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我们说不要紧,周总理说过只要不是黄色的,就可以出口,这不是黄色的。要不然跟外宾讲不叫观音菩萨,叫东方美人。因此,那次的广交会上,龙泉青姿全是观音菩萨,出口了一批“东方美人”。
哭出来的北仑港
从1974年到1979年,我在宁波亲身经历了全国第一个十万吨级的港口一一一北仑港的建设。这个港口是“哭出来”的。
1978年1月,国务院经过勘侧,决定开发宁波北仑港,为宝钢配套建设1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北仑港位于宁波雨江口东侧,面临金塘水道,水域宽阔,基本不淤。进港航道除有一段3公里长、水深在17.6米的浅段外,其余水深均在20米以上,10万吨级货轮和15万吨级油轮可以自由进出,15万吨级货轮和20万吨级油轮可以候潮进出。港区岸线很长,可供建设泊位50个,其中3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可建30余个。后方陆域宽广,有近60平方公里的海积平原,可供建设码头配套设施。北仑港实在是我国乃至国际上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
建北仑港之前,全国没有一个十万吨级的港口。要建设首先就要设计,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请国外的设计师来设计,因为咱们役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交通部的女工程师李彻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中国的港口当然要中国人自己设计,因此就毛遂自荐。我当时虽然负责港口建设,但是港口由谁设计却是要交通部批准的。我虽然支持她的想法,但也爱莫能助。李彻同志也有一股倔劲,她就到当时交通部副部长陶奇的办公室,哭着恳切要求自己设计,陶奇同志不同意。她第二次又去,说愿意立下军令状,设计不好任何处分都接受,领导还是不放心,还是不同意,她只好哭着离开。第三次又去,哭着坐在办公室请求,不肯离开。最后,陶奇同志顶着压力,同意让李彻同志试试看。
李彻设计出来后,我们先请日本的专家评审。这个设计实际上是很好的,但是那些日本专家怕丢面子,就故意找点问题出来。他们认为桩设计的太多了,要减少。我说桩多是为了安全考虑,不会影响港口的使用,日本人的意见可以不采纳。我们又请了荷兰鹿特丹港口的世界顶级专家来鉴定,他们认为这个设计是可行的。于是就按这个设计来建设。
国际上对港口建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在9级大风的条件下,不允许轮船直接停靠十万吨级的港口。如果直接停靠,很可能会把港口撞坏。但李彻同志却说:“我就是要让十万吨级的轮船在9级大风下直接停靠北仑港。”大家为李彻都捏着一把汗,因为如果不成功,就会前功尽弃,李彻同志还可能受到处分。
夏秋季北仑一带的海面上经常有9级大风。有一次9级风起的时候,李彻让一艘十万吨级轮船直接停靠北仑港,港口纹丝未动。这说明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十万吨级港口是成功的。大家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后来,连云港等几个十万吨级和更高吨位的港口,都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也都获得了成功。(口述者系原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李立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