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浩瀚的人生长河，在漫长的沧桑岁月中滚滚向前。流逝的似短暂瞬间，却充满着风风雨雨、荣荣辱辱，留下了多次的从苦难和失望中挣扎、搏斗和奋进的印迹。
思及生平，幼失父母，在艰难中成长。虽无凌云之志，但总觉得人生应活得有点意义。后来我终于实现了投军抗日报效祖国的夙愿。相继卒业于国民党海军学校和黄埔军校，后即参加远征军，历经三载，收复滇西国土，攻入缅越。继而随军回师华南，攻克柳州和桂林。日寇投降后，内战乌云密布，祖国人民又将陷入苦难之中。彷徨之际，幸得党的指引，毅然投入人民革命的洪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地下尖兵的情报队伍。在疯狂的白色恐下，长期深入其严密保防的敌军统帅部，在刀光剑影丛中，与敌人斗智斗勇，历经了四年的周旋和较量，赢得了胜利的战果。不断地及时取得了敌统帅部各阶段的作战计划及作战指导的系统情报；掩护地下党领导同志们的安全，受到了组织的高度评价与慰勉。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横扫江南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我又奉命立即投入争取解放全国，特别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尖锐复杂的反间谍斗争。奈壮志未酬，命途多舛，蹉跎半生。两次冤狱，屈辱待申；一生抱负，尽付东流；含辛茹苦，历时达三十余年之久。
幸于古稀暮景之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满神州，党的真理再现，经过中央军委对我的冤案进行了长期复查，终于大白，还了历史的真实面目。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
人的一生不是为了索取，而应是默默无闻奉献，惟恨浪费的时间太多，虚度年华，走过了漫长的七十多个春秋，终以为人民作的太少而深以为憾。
苦难的历程
1918年阴历7月初八我出生在四川重庆一个医生的家庭。
父亲罗子昌，与德国人合作创办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并开，业行医，不断发展制药业和开设“格致西药房”。我的母亲出身农民家庭，自学文化，主持家务，又是药房的主要制药师。她生育和抚养了十个儿女。当家庭富裕起来的时候，她并未得到幸福。父亲生活腐败，先后讨了两个姨娘，从此家庭吵闹不休，最后父亲抛弃家庭，一走了之。母亲以体弱多病之躯，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已够艰难，不幸又遭火灾，多年经营的药房，付之一炬。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十人，很快走向破产，迎来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噩运。1930年的一个秋夜，母亲在贫病交迫的煎熬下，离开了人世。
我的大姐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嫁到宜昌。大姐夫开一爿绸缎店，是一个势利的商人。在母亲去世后，我曾在大姐夫的绸缎店里当过一个短时间的学徒，过着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后来在二哥的帮助下，才得以继续读完小学。不幸的是在1931年冬天，我刚入初中时，二哥因病离开了人世，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就象又一次失去母亲一样的悲伤。
我的二姐罗逸仙，原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即将毕业时，正逢家境败落，乃由母亲作主，凭媒妁之言，与当时在重庆担任贵州军阀代表的张蔚彬结婚。张系北大毕业，曾任北洋政府议员。1934年他们到了南京，张任湖南军阀驻京办事处主任，二姐任秘书。我每逢寒暑假均去南京，二姐象母亲一样地抚爱，是我终身难忘的。当时二姐一家与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家相熟。吕超的弟弟吕一峰和姐夫是北大的先后同学，我也因此认识了吕超的儿子吕蔚华兄弟和吕一峰的儿子吕美华。大家都喜欢体育运动，常在一起打篮球。后来我又和蔚华，美华在海军学校同学，成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
1937年7月初，当我投考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七•七”抗战爆发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全国军民热血沸腾，亡国之危，匹夫有责，我岂能坐视，我决心投笔从戎，献身祖国。在二姐的支持鼓舞下，我立即报考陆、海、空军军官学校，8月先后收到三校的录取通知。当时我最向往的是空军，但杭州的空校正在撤退，陆校要等到次年一月入学，只有海军电雷学校（鱼雷快艇）9月份即可到江苏江阴报到。当时二姐家准备迁往汉口，我别无选择，只能入学海军了。9月中旬，在敌机空袭下，我到了江阴，投身于海军电雷学校，就这样我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途。我和二姐从此诀别，她于1940年病逝于成都。
海军电雷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海军中将欧阳格。国民党的海军部原为福建系海军军官把持，1932年欧阳格从英、意留学回国，受蒋介石之命，创建一支防御性的新海军，电雷学校就是培养鱼雷快艇军官的新海军培训基地。第一期学员大多是从黄埔军校第八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中选拔出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第一期毕业学员曾驾驶鱼雷快艇偷袭吴淞口的敌海军，重创敌海军旗舰“出云”号。第二期学员是在1937年春毕业，见习时，曾驾驶“自由中国号”军舰访问南洋。当地爱国华侨第一次见到祖国的海军军舰，含着热泪热烈欢迎，扶老携幼，上舰参观，盛况空前。第三期学员120多人，比我们早一年入学，刚从黄埔军校入伍返校不久。我是第四期，约有170多人，是从全国各省招考录取的。11月中旬，淞沪抗战失利，我校奉命撤退去江西湖口城灵矾。途经南京江面时，正遇敌人三面围攻南京。当我们到达湖口时，传来南京沦陷的恶耗，日寇入城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闻者无不泪下。我们学员集体誓言，以身报国，此仇不报，此恨不雪，绝不偷生。
12月下旬，我们四期学员奉命徒步行军到南昌黄埔军校，接受陆军的入伍训练。1938年6月，正当武汉保卫战开始之际，结束了入伍训练，徒步行军回到湖南岳阳电雷学校校部，进入海军本科学习。我被分科在航海系，发了一大堆英文原版书，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教程。在全国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作为投军报国的青年学生，要定下心来学习这堆书，显然大家都感到惶惑不安。
武汉保卫战失败，蒋介石下令撤销电雷学校，将在校的第三、四期学员300余人（就是以后去台的海军中上层骨干）并入青岛海军学校第五期甲、乙班。’之原仅有学生40人，已撤退到四川万县。1938年秋，我们徒步行军，经长沙、常德、沙市到宜昌，乘船到万县狮子寨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开始上课。这时我们海军学校已上山顶，除尚有几艘鱼雷快艇在华南西江担任江防外，全国已无可战之舰。我们除书本外，教具缺乏，大家失望之余，各自规划自己的出路。我决心毕业后去前线参加抗战。当时吕尉华、吕美华、邹坚等八人从福建海校转学到青岛海校，与我同系同班学习，旧识相聚相处甚笃。
1941年春，我从海校毕业，申请入黄埔军校补训，而后赴前线陆军部队抗战。后经军政部批准，代职海军少尉副员，插入黄埔军校17期已入伍期满，的学员一总队受训，不久，吕蔚华、邹坚等七个同学也先后来校，同窗共读。在校我还有一个同区队同班的要好同学黎玉琢，他的二哥黎玉玺是电雷海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是我的高班同学。我到区队报到时，黎玉琢听说我是海军毕业的，主动热情地前来自我介绍，成了要好的朋友。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和平条约，大举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英、美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盟军为了促进中国坚持抗战，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中国国民党政府参加盟国，并保证大量援华物资，武装中国军队加强抗日。1941年底在重庆召开了中美英联合会议。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远征军入缅甸配合美军作战，以保证美国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滇缅路的畅通。随后，由蒋介石担任中印缅战区司令，美国史迪威中将担任战区参谋长。1942年春，我在军校毕业，传来“中国远征军”招考的消息，我立即前往报名应试，不久被录取，任命为陆军上尉，奉命到云南弥渡县中国第一路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报到，被安排在参谋处任参谋。这时长官司令部长官罗卓英上将，副长官黄琪翔中将和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正开始组建部队。1943年中，我在参谋处工作期间，曾奉派担任过警卫营第四连连长和参加空中侦察照相及相片判读训练班学习，时间都很短。1943年初冬，长官易人，改由卫立煌上将担任。这时参谋长的侍从参谋调职，长官部任命我去接任。1944年春，我升为代少校军衔。当年5月10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强渡怒江，全面向日寇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战争历经半年多，直至1945年1月，才胜利结束了远征任务，收复了滇南失地，全部占领了从印度经缅甸入云南的中印公路沿路地区，疏通了这条漫长的国际运输大血管。在那战争的日日夜夜里，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前线的胜利和困难牵动着我整个心绪，我不知疲劳，一直处于紧张而亢奋的精神状态，整天跟随着萧毅肃参谋长，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工作，我的工作成绩，多次得到长官部的表扬，战争胜利后，大本营表彰全线作战有功人员，我被授予光华勋章。
在中国远征军胜利结束远征任务后，国民党决定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命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卫立煌任副总司令，萧毅肃任参谋长，总部设在昆明，我也调任总司令办公室少校参谋，仍任参谋总长的侍从参谋。1945年元月，我到昆明陆总报到。
我在陆总的工作，基本和远征军时一样，当时陆总对中美联合作战方案第一目标是反攻占领柳州、桂林，进而收复广州、香港，作为海上运输通道，配合菲律宾的占领，控制中国南海，进而联合反攻北上，进攻日本本土。1945年4月起，陆总调动部队，先后攻克柳州、桂林、湘西等地，总部指挥所也到达湖南芷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下令由中国陆军总部总司令何应钦负责全国接受日本投降工作，并命令日伪军在陆总未受降前，负责武装护卫原防和铁路干线及港口，不得与当地其他地方政府（指八路军、新四军）洽谈投降事宜，全国军民在欢庆胜利的时刻，顷刻之间蒙上了一层内战的阴影，同室操戈，互相残杀的局面已成不可改变的定局。我深深感到苦难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浩劫，渴望重建家园的迫切期待，也将随着内战而成泡影。1945年9月1日，我随陆总从芷江飞抵南京，当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时，我看到紫金山下雄伟而宁静的中山陵，胜利归来的喜悦，涌起了抗战硝烟弥漫的往事。八年前的今天，南京正猛遭敌人狂轰滥炸，城市一片火海的惨状。我就是这样冒着敌机的袭击，告别了南京，告别了亲人去投军的。而今凯旋归来，战前景物依旧，可是再也得不到与亲人团聚共享胜利重逢的欢乐了。而且，在胜利的凯歌声中，隐伏着内战的硝烟，国无宁时，前途渺茫。回忆自己从幼年以来所经过的道路，无异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人生沧桑，感慨何似。
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
1945年8月，在芷江准备来南京时，吕蔚华曾与我商议，回到南京后，要设法找到吕美华在南京的父亲吕一峰一家。回南京不久，蔚华无意中从一册旧杂志上看到刊载的吕一峰写的一篇文章，于是我们就通过这家杂志找到了吕一峰家。蔚华见到叔叔一家人惊喜交集的情况自不待言。蔚华介绍我是美华的同学，自然受到热情的接待。吕老当时刚病愈出院，瘦长身躯，面色苍白，精神尚好，美发长鬓，完全是一位学者风度。吕老夫人林哲君身体较胖，显得较为年轻，笑容满面地接待我们。美华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最大的妹妹吕平出嫁在上海，二妹吕岱擎刚高中毕业，三妹吕岱声尚在高中读书，弟弟读小学，最小的妹妹才八岁。我们在那里还遇到了白沙同志，介绍他是新闻记者，一会他就告辞了。这天相谈甚欢。
次日吕家为我们举办了欢宴盛会。吕老向我和蔚华慎重地解释，他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回国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以后与邓演达在一起工作，“九、一八’’以后在京沪作救亡工作。京沪沦陷后，在上海被挟持参加汪伪工作，实际上他和抗战前一样，继续积极地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在大学任教和写文章呼吁统一抗日救国，反对汪伪卖国和腐败。我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尊敬。自此以后，我和蔚华有空就去吕老家聊天，往来甚密。
和吕老聊天时’，谈的都是形势问题。吕老希望刚开始的重庆谈判能成功，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得以过幸福的生活。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和平幸福的生活老百姓都渴望，可是矛盾的现实是非打不可了。他问我为何坚持要打，我坦率地回答，这是最高统帅的决策，其目的就是国民党必须专政，决不能让共产党分庭抗礼。谈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本来是合作建国的幸事，但实际上不过是欺骗社会舆论和缓兵之计。我说，我是为抗战投军的，没想到鬼子刚刚投降就要打内战，同室操戈。现在国共谈判刚开始，我们大军已向西北挺进作战，看来全国旷日持久的不幸内战已成定局了。吕老听后忧心忡忡地频频摇头叹息。老人如此关心国事，我每次相谈时，不顾内部机密，总是直言相告，双方颇感投契。
9月底的一个晚上，吕蔚华来我的宿舍，慎重地告诉我，今天吕老和他谈了很久，原来叔叔早已参加了共产党，是党派他打入汪伪工作的，这事他父亲（吕超）也不知道。吕老表示对我和蔚华的印象很好，是有为的爱国进步青年军官，对现实不满，爱憎分明，因此大胆说明真情，希望我们能站到劳动人民革命方面，争取解放，重振中华。但在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拿不准我的政治态度，不过认为是可以争取的。蔚华表示可以对我试探一下，认为我俩相处多年，即使不同意，也不致坏事。吕老表示这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又是一项冒险的工作，他也是由追随孙中山先生而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希望我们慎重选择，不可勉强。如不同意，按我们之间的关系，想必不会出卖的。他已做了离开南京的准备，要蔚华考虑如何对我说才好。可是蔚华却原原本本地都对我说了。当时我并不感到吃惊，只是感到有些突然。我表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我对吕老这样冒险，开诚相见的信任，深受感动，从而理解了过去他本被安排作重庆大学校长的机会而久不回川，以后他忍辱负重，为革命当了“汉奸”，这种献身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当时约好蔚华次日晚再谈。
长夜难眠，往事和现实历历在目，献身祖国的夙愿现已成为泡影。是继续为腐败独裁的蒋政府去卖命，屠杀苦难的人民，还是参加共产党（当时我以为参加革命就是参加共产党），与革命群众一起打倒法西斯蒋政权，重建伟大的新中国，似乎已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了。我对共产主义知之极少，但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名词以及在历史中的一些英勇可敬的事迹却并不陌生。想到我在少年时不幸的二哥之死，他就是这样为了挽救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追求大众的幸福而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我下决心了，干吧！我是命运的主人，灵魂的船长，任它艰险的历程多么遥远，为了解除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一定要坚定地走向胜利的彼岸。当时我是27岁，光阴荏苒，而今已年逾古稀，回忆走过的尽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坎坷道路，可以说我是认真地实践了这一誓言。次日上午，我打电话要蔚华来我处一谈，一直等到晚上蔚华才来。我简要地告诉他，我已经考虑好，下决心去干，并问她如何。他也坚决地说：“对，我支持你，我也参加，只是做不了多少事情”。我说：“要干就要尽力干到底，做多少，各尽其力。要革命就得去冒险，我毫无牵挂，只是你有一大家人，要格外小心”。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去与吕老面谈。
第二天晚上去时，蔚华在车上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已打电话告诉叔父了。我们到时，吕老笑脸相迎，邀我们到楼上他的寝室里去谈话。我先说明了我的态度，并感谢他的信任和帮助。我概略地谈了我从小在苦难中挣扎的经历和思想的发展以及现在的决定。他表扬了我的果断，证明他向组织请示的判断没有错，概略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在地下隐蔽斗争中的组织纪律的严格要求。按党的要求主动发挥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相信我能作出不少贡献。只是这是危险的工作，路还很远，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们谈了很多，吕老对我的坚决态度，深为嘉勉。从此在我人生道路中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里程。
10月中甸，吕老向我传达组织安排我的两项工作。第一项任务是长期地，尽力地搜集军事情报，并决定由他的二女吕岱擎（当时不满18岁，在南京临时大学读书）记录和抄写情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她与我联系，第二项任务是设法掩护吕老（当时正在清查汉奸）和联络点的安全。
后来，我去找了陆总调查室主任阮更生，他是我在滇西保山时就熟识的朋友。我对他说，我的亲戚吕一峰，原是大学教授，孙中山总理的追随者，也就是参军长吕超的弟弟。上海沦陷后，家庭子女多未能搬走，以后被汪伪挟持到南京，不得已担任监察委员，后因他写文章反对汪伪卖国和腐败，呼吁联合抗日而被撤职，现在清理汉奸，请阮务必手下留情。阮说既然你老兄为亲戚出面，包在我身上，并说，行动科长郑世勋也是保山来的，有你老兄的面子，会买帐的。以后阮更生确为吕一峰“汉奸”问题帮了不少忙。关于联络点的房子问题，我即找同事帮忙代觅，不久找到一处房，在鼓楼金银街和平里4号，是一幢双单元的二层楼房，环境幽静，当即以我的名义租下来。10月下旬搬家，吕老家住一个单元，我住一个单元，1946年春，卢伯明奉派到南京担任地下市委情报部长，从延安到达苏北，由吕老派八卦洲的交通何炎华家属过江去接卢到吕老家来后，就由我掩护住在我的楼上，住了一个多月，还有交通科科长诸行之（江燕）也常住在这里。按组织的指示，我与吕老与白沙联系。以后来这里的除潘汉年、范长江等外，还有民主人士陈铭枢、唐午元、唐万延等人。
自从和吕老住在一起后，吕老和白沙先后对我教育帮助很大，尤其是吕老不断地帮助我了解一些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在各个阶段的英明决策，使革命从北伐失败后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挫折，最后完成了长征的历史创举。抗日战争期间，党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根据地人民抗击日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必将战胜一切反动派，建立民主新中国。白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纪比我稍长，矮小和清瘦的身躯，简朴的衣着，看来他在长期地下斗争中过着辛勤而艰苦的生活。但他的两眼灼灼有神，沉着冷静，不多言笑，却诚挚可亲，语言感人。他和吕老淡泊明志，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由衷的敬佩，难忘。从而使我坚定了斗争的方向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以后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我始终坚定不渝的忠诚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在1949年元月，经组织批准，吸收我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为我举行了简单的入党仪式，吕一峰、白沙、卢伯明三位领导人参加，并向我祝贺。白沙代表党组织讲话，白沙说，形势大好，胜利在望，表扬我在情报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经组织批准吸收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因另有任务，我今后的工作由卢伯明领导。卢介绍了当前形势，说明和平谈判是敌人的骗局，估计敌人也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军正在积极准备渡江，敌人早就作好逃跑到台湾的准备，所以在这最后斗争的时刻，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加紧工作，密切注意新动向，配合全国解放。此外，还讲了一些对我勉励的话。我也积极认真地表态，保证今后更加信心百倍地尽力工作来迎接胜利等等。这天是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起点，我永远不忘。
还有一件令我不能忘怀的事，那就是在我入党前不久，1949年元月2日。我和吕岱擎结为终身伴侣，吕岱擎在白色恐怖下，与我并肩战斗，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来，我俩同甘苦、共患难，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她在工作上，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有她一半的功劳。当时我们结婚，是在敌人失败，革命胜利的前夕，经请示组织同意，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和胜利后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需要，决定把婚礼办得盛大一些。吕老出面作女方的主婚人，我无父母，可以请一位高级官员作男方的主婚人。于是我便去找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请他作我的主婚人，还请副总参谋长萧毅肃作我们的证婚人，并向他们说明女方的主婚人是参军长吕超的弟弟。因此，都得到他们的同意。举行婚礼的地方，选择了当时南京最大的中央饭店，邀请了陆海军的同学同事前来参加。一时将校云集，海军乐队吹奏军乐，海总摄影员拍了很多照片。我和吕岱擎举行盛大结婚典礼和拍摄的有桂永清、萧毅肃等反动大头目，参加我们结婚典礼的照片，这在当时掩护我们进行地下秘密革命工作是一顶漂亮的保护伞。可是到全国解放后，对我们进行审查时，却成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所谓“罪证”，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