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日战争
1、初上征途
日军过境后，运南处于地地道道的无政府状态。国民党部队五月撤退，留下一个连，连长叫李化南，被张楼大地主张兆棠留在涧头集。张兆棠不愿出钱，就派了弟弟张兆昆向摊贩要钱维持供给。六月中旬，李化南率部南下清江，地方上更加混乱。贾汪有魏玉吉、大刘七这两个老匪首，势力伸到贾汪东三十里的东、西河泉，招兵买马，抽枪要钱。平山子的土匪潘明西死灰复燃，为患一方。紧靠黄邱山套泉源村的王云溪同徐塘的张喻昆拉起百多人，名为抗日，实为扩大势力与张兆棠争地盘。张兆棠则利用原三义乡乡长的名义，组织五十多人的武装驻在黄庄的庙上。土匪梁广怀占据台儿庄出卖囤积的货物，中饱私囊。龙传道与其子龙希贞先占据龙口当土皇上，后来撵走梁广怀占据台儿庄，夜以继日地往老巢龙口拉东西，甚至连一盘石磨都拉着。运南杨楼有个张元太，嗜赌成性，被其父分出另居，他拾了一门迫击炮，用牛拉着，各村乱窜，扬言不给钱就开炮。有圩墙的地主害怕墙挡不住炮弹，纷纷出款买他的小帐，事后才知道没有炮弹。由此人们编了个歇后语说：“张元太的炮——没蛋（弹）"。
当时王云溪已被委为第五战区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支队长是梁继璐。1932年秋王云溪暗杀了本村的顾俊卿，顾俊卿是张兆棠的表侄，张兆棠领着顾家的人控告王云溪，官司打了数年。王云溪有梁继璐作靠山，决心报复。38年7月，王云溪勾来梁继璐，梁继璐有轻机枪五挺，四、五百人，行路中把张兆棠四十来人的枪缴了，还打死了魏玉栋。梁继璐把司令部安在桥上村之后，就由王云溪作向导攻打张楼，打了三天没打开，梁继璐还伤了两个人。张玉相和赵庆芳充当说客，出面说和，由张兆棠赔偿二千伍百元钱，两家作罢，梁继璐打张楼就是为了搞钱，目的达到了，便同意收兵。张兆棠拿出现金五百元，其余两千元写了两张一千元的期票，梁继璐留下李学启的百多人配合王云溪打黄邱山套的赵圩子和张家塘，期票留在我的酒店里叫我替他催讨，便回北山里了。李学启从黄邱山套回到涧头，绑了王学慎、魏玉理等六、七家富裕户的票，勒去了三、四百元。不几天，张兆棠来到我的酒店里说：“大舅老爷，梁继璐的那两千块钱我不给了，留着买枪打他个贼种！”我说：“荫南，你不给钱有条在，你给钱就把条拿走，你给与不给我都没有意见。”这件事就这样放下了。
我当时想拉起一支真心抗日保民的武装，先把埋在北许阳的二十多支步枪起了出来，又派我的胞弟承惠带五十元钱到台儿庄周围买挺轻机枪。他第一天遇到一挺，开价五十元，嫌贵没买；第二天再去，给五十元不卖，好说歹说五十元再加一把盒子枪才成交。这样我组织起来二十多人的武装，在附近庄上驻防，但多数时间驻在郝楼。这时我住在家里，只想安心种地不求闻达，可是天天说客盈门。第一个是李待聘，天天使其儿子李公平来缠住我，叫找回涧头当李恒信的大队长。第二个是王云溪，天天使人来向我借轻机枪。再就是各村村长如褚思惠、田士耀等十几个人天天动员我去当伪区长，占着位子，别叫龙传道捞去。褚恩惠又捎信来说孙茂贤的女儿出嫁向我借钱，没有钱卖支枪也得借。我听了很生气，我买还买不到呢！那有卖枪给你赔送女儿的道理，真是不胜其扰。
9月底，日军开来一部分，在台儿庄、贾汪安据点。这时投敌风四起，峄县第五区设在台儿庄，袁明监当选伪区长，运南张元太投敌，王云溪投敌后在峄县弄了个自卫大队长。六区西部有个官牧村，村上有个李恒信，字季诺，峄城王哲甫逃反时在他家住过，被王哲甫举荐为六区伪区长。此人没有一支枪，到涧头集连口清水没人管。李待聘想沾他的光，和他认了本家，所以为他说项，想叫我当他的大队长。不知哪里来了个姓郑的，专讲李恒信的坏话：“李恒信太坏，视财如命，六区让他当区长，算是掉进火坑里了……”所以褚思惠等人缠着我不放，我对伪职极其反感，“汉奸”两个字，上辱祖宗下对不起子孙，落下千古骂名。坚辞不干呢，有负众望，算是把这一个区拱手让给那些想当汉奸的人。盘算几天，觉得与其让六区伪化，不如以伪区长为名义发展抗日力量，适当时机再公开抗日，于是我就应允了下来。他们就托白山前的张绪五捎信给县维持会会长孙茂奎，派人来六区监选，选举结果，我是区长，朱古乡的邵泽生为副区长，李恒信一票没得，王哲甫帮他弄了个区长主任。我就任后就托邵泽生买武器，几天之内五十元买了一挺轻机枪，五十元买了一架瑞土产蔡期斯双筒望远镜。这时六区区公所的武器有两挺轻机枪，二十来支步枪，还有乡农校留下的六支盒子枪。
粱继璐走后一个多月，约在8月底，我的游击队驻在楼子村。梁继璐派孙茂贤到我这里取款，我告诉他张兆棠变卦了，钱不给了。孙茂贤说：“梁司令急等用钱，无论如何，大叔你得弄几个钱让我带回去。”我说：“我没有钱，就是有钱，我又没作保；即使是保人，我也不能垫钱。常言说，保人不还钱，不能逮野猪还愿，这两张条子还在，你捎给梁司令。”茂贤就是不接，又说：“梁司令是相信大叔的。”我说：“你不捎，我跟你到山里向梁司令说明情况。”当即坐木排过运河到河弯村的耶稣教堂住下，第二天经仙人洞，到周村见到．梁继璐。那是晚上九点，我向他说明张兆棠变卦了，钱不给了，并把条子放在他的桌上，即告辞休息。
1938年10月，孙茂贤和孙蓝成又到六区伪区公所见我，说：“梁司令叫我二人向你老人家说，你当区长他是同意的，将来中国打败了日本，梁司令向蒋委员长说明，你当区长对梁司令从经济上帮助很大，现在梁司令手中没钱，你从地方上要些款不成问题。说实在话，我俩不能空手回山里去。”说到这里他俩的意图我就完全明白了。
峄县沦陷前，有一次我从峄县回涧头路过白山西，遇到孙茂贤，他说：“大叔不打算抗日吗？”我说：“帮助中央军打仗不算抗日吗？”他又说：“要打算中央军打不胜，得组织打游击，打游击要有个发经费和子弹的头头才行。徐州有个第五战区，司令是李明扬。大叔要抗日，我到徐州给你领个委，以备将来用。”我说：“你去不去我没意见，领来还是领不来委任我还是没意见。”没过几天他给我送去委任状，上写：“兹委任孙承才为第五战区第三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此令。”我问了茂贤才知道第三支队的支队长是梁继璐，我稀里糊涂的成了梁继璐的部下。
1938年6月，李明扬的亲信进山里找梁继璐，路过涧头集住到我那里。闲谈之间告诉我孙茂贤以第六大队的名义在第五战区领取了很多经费，弄到那里去了我不能追问。前番催要张兆棠的两千元，今番又要我为梁继璐筹款，女儿出嫁向我借钱，没有钱卖枪也得给，……这是先把我套在网里，然后再驱使我为他们搜刮民财奔波卖命，今日如果应承，以后会永无休止。想到这里，上了当的怨恨和气恼一齐涌上心头，我说：“你是说实在的，我是打开窗户说亮的，我老实是老实，可不是三岁的孩子。梁司令七月突然来打张兆棠，连招呼不打，全是为了钱？没有人拉场他下了不台。李学启在涧头绑票勒赎，还是为了弄钱。我当个伪区长你以为我是为了钱？你们问问去，我当了两个月向老百姓要过一分钱没有？你们说我当伪区长是梁司令同意的，我当我的伪区长，谁管他同意不同意，他同意是三七，不同意也是二十一。他们不要骗我，梁继璐是真抗日吗？中国胜利他能保证我当汉奸没事？还不知道谁来保他呢？我当伪区长该死该活是我个人的事，不要你们二位关心：我也说句老实话，你们也不要不顾一切地为梁继璐卖命。”他两个听了我的话又赶忙解释为自己竖梯子下台，午饭也没留。我和梁继璐的关系就这样断绝了。
当个伪区长，名不好听，我实在感到窝囊，样样都得应承。运南运北各种牌号的游击队到涧头得殷勤招待，到涧头去洗个澡，除了包塘子还得用烟酒菜饭招待。伪县长直至伪管狱员我得高接远送。这些人逢婚丧嫁娶，老少生日，贴子下到我家里，名是给面子，实是搜刮民财。我又不愿摊派，只好自己掏钱，酒店挣不够花的，向龙希贞买两船煤来烧焦，卖的钱也贴了进去。王亚平的红枪会三天两头来区公所门口示威挑衅。日军司令部记着我的黑账，时刻有被捕的危险。从38年9月到11月，我到峄县开过三次会，两次遇到了麻烦。
第一次去峄县，日军摆了酒席请我的客。席间，翻泽李润生从档案橱里抽出一份档案给我看。上写着：峄县第六区地方上有力者：一、王荣宣，二、张兆棠，三、孙承才。夜里十二点，日军城防司令官板向我了解一些人的情况，我冒死说了假话。
第二次是伪县长郭光吉召开的会议，主要内容是催交田赋。
第三次是日军顾问召开的会议。内容主要是要在铁路沿线各村成立护路队。会议刚结束，维持会长孙茂奎传来枣庄新民会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一趟。我乘火车到了枣庄日军驻地，一个日本女青年接待，态度和蔼，没有敌意，不久送我到伪公安局。次日上午十一点，新民会打电话，叫把我送回。新民会里的日本人都说中国话，穿中国便衣，先叫我填个表，不外乎姓名、年龄、住址、职业等内容。填完后，过来一个日本人问我是不是区长，区公所在什么地方等等，随之又问涧头集有没有共产党的司令部。我虽在区公所里曾拾到过说涧头“天主教堂有共产党’’的匿名信，但他这话说的外行，司令部在部队里才有，共产党在涧头没有军队，当然就没有司令部，这个问题我就很好答复了，说：“没有，涧头确实没有共产党的司令部，要有，我完全负责。”日本人点点头，接着又问：“你的，区长主任扒铁路上的道木，你知道扒还是没扒？”当时李恒信已被徐州的日军捕去，此人向群众摊派太多，不得人心，有人诬告他也未可知。我说：“我离他家三十多里路，扒没扒我不知道。”问完后，日本人说现在不到十二点，坐火车回去还能赶上。我听了这句话，高兴得难以形容，先打电话告诉茂奎我返回峄城的时间。我到峄城南门外，孙姓十几人和其他许多亲友都迎上来，一一握手言欢，好像久别重逢。见此光景我心里无限凄惶，屈身虎口之中，与豺狼为伍，连亲朋好友都提心吊胆，我是何苦呢？
回到涧头我思前想后，极其苦恼，当这个伪区长真是四面楚歌，梁继璐以抗日为名敛财无已，其他各种牌子的所谓游击队不思洗雪国耻，专为家财私见大动干戈。有的投了敌，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龙传道父子对我早有吞并之意，我与日军周旋如处棘丛。俗话说玩虎弄蛇，可一而不可再，早晚得吃亏，万一失着不唯身家性命难保，而且遗臭万年。若杀敌反正，公开抗日，自己又势单力薄。但是权衡利弊，觉得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丁庙驻有一个班的日军，我计划待机杀了这些日军反正。
十一月上旬，我把全家转移到刘庄，准备动手。不料国民党五十一军渡运河北上，这一个班的日军也随后撤走。计划落了空，我十分怅然。
2、十四区队
1938年11月26日上午，涧头集的马德林到伪六区区公所见我，说：“有个从山里来的人，捎来朱道南的一封信，想当面交给你，你看叫他什么时间来好？”我说：“白天在区公所里说话不方便，请他晚上七点来，我在这里等他。”晚上七点客人果然来了，自称名叫纪华，说着把朱道南的信递给了我。朱道南是我们孙姓的外甥，按班辈排称我外祖父，此前有过多次交往，所以比较熟悉。这封信我无暇细看，就忙着倒茶找烟。信的大体内容是：有纪华到六区开展抗日工作，请外祖父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帮助，容后面谢。后边有朱道南的落款。纪华说明了身份和来意：“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想找你谈谈抗日工作。”我说：“你随便谈吧，既然道南介绍你来，你也不是外人。”纪华介绍自已：“家在河南孟县，原姓席，名石三，在家教小学，现在出来做抗日工作……”我问他：“前几天夜里，有人往区公所投了一封匿名信。信上写着天主教堂里有住的共产党，区长有责任查问，我把这封信撕了，这教堂里的共产党是不是你？”纪华说：“是我。”略一停又说：“你不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是否有抗日的打算？”我说：+“我的苦衷很多，这个伪区长我是一天都不想干了！”纪华说：“你跟梁司令抗日好了，我们搞统一战线。”我摇摇头。纪华抽出一张铅印的文件给我看，文件中有不准在国民党连队里建共产党支部的精神。我想这就好说了。我是了解梁继璐的，他是坚决反共的，我和他又早就断绝了关系。于是说：“你愿了解，我不妨从头说起。”我谈了我和梁继璐关系的前前后后，谈了我这个伪区长穷于应付的困境，谈了我与日军周旋的危险和我杀敌反正的一系列想法与决心……谈完这些，到了夜里十点半了。我说：“反正一夜说不完，咱睡觉吧，你睡在西边的床上，我睡在北边的床上。”纪华毫无睡意说：“你再接着说吧，反正是不困。”我安排厨房收拾饭菜，我接着谈了下去，我着重谈了龙传道父子的事，因为我和龙传道父子的交往时间长，最了解他。我谈了龙传道父子的为人，我与他父子的关系，我对他父子的看法。又谈了我孤掌难鸣的困境。纪华对我谈的问题不断地加以分析并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谈完后又要求纪华谈谈国际、国内、山里、山外的形势以及对我的要求。
纪华同志讲，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有吞并欧洲的野心，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德国的同盟，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国家的利益等等。对报纸上刊登的东西要看，但是要加以分析……接着他又讲了国内的抗日形势：蒋介石到现在还不敢提“抗战”二字，只提“应战”。台儿庄会战后日军从黄口打过来，中央军全部溃退，连一个营都没留，后来调来个五十一军。山里有共产党领导的义勇军，同张里元搞统战。前枣庄地卞党转移到山里北庄做抗日工作，在庞炳勋焚烧黄龙洞的枪支时，利用关系要了几十支枪武装了战士。我原在义勇军里当教导员，党决定调我来峄县当县委书记，建立县委。因六区共产党员很少，有几个也是才发展的。打日本要有武装，不能用巴掌打。出山时朱道南同志写了四封信，其中有你一封，就是交给你的那封。因时间关系不容细谈，一句话就是建党、建军、建立统一战线。纪华问我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我说：“我认为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打日本有办法。我在徐州书摊上买了一本小册子，上写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我认为很好。”纪华说：“我介绍你参加共产党好了。”说着抽出一张油印的共产党员登记表，我仔细地看了看，第一格分为姓名、性别、职别三栏，第二格分年龄、文化程度、有何特长三栏，第三格也是三栏：籍贯、有无疾病、婚否……一共十来格栏目，有的懂，有的不懂。经纪华解释，觉得挺新鲜，比如家庭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词都是第一次听说，更没法填写。我说：“这个表里不少地方我不大懂，不易填写，现填现问不方便，你看这样行吧，按照表的顺序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再根据我说的意思替我填写，填完后我签名盖章。”纪华说：“这样也可以。”填完表我盖了章。纪华说：“今天就算你入党了，你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和朱道南，我见了他向他说一声。”纪华同志又说：“还有你的武装和入伍问题，你的武装算是什么抗日武装呢？”我说：“我不懂，我认为我现在入伍好。”纪华同志不假思索地说：“算峄县抗敌自卫团的特务营好了。”纪华又介绍：“团长你可能不认识，此人是峄县七里店的刘永寿，当过律师……你看合适，就这样定了。”
刘永寿这个人我不仅认识，而且是我几年官司的对手。他能忘却前嫌吗？难道统一战线就不分阶级、阶层和过去的行为吗？我想，刚入党不便于提意见，带着这个疑虑结束了和纪华的谈话。
吃过早饭，纪华要去韩庄，我从腰里掏出三块钱给他作路费。
12月上旬某日，我叫秘书褚庆裕召集本区武装二十余人开会。我先讲话：“今天的会是伪区公所反正大会，我不当伪区长了，从此抗日了，同意的举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同意”，同时都举起了手。随后我领大家唱起抗日歌子，我唱一句，大家随一句：“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侵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唱完歌，我又介绍纪华同志讲话。新年刚过，峄县县委从天主教堂搬进了区公所。刘亦夫同志是县委委员之一，觉着我和他父亲刘永寿有矛盾，住在马瑞祥开的药铺内，我又亲自把他请到了区公所。
为尽快发展武装，39年2月在郝楼小学开办了抗日训练班，并从中发展一批党员，4月又从多方面吸收干部。先后吸收了运北的龚子明、曹恒章，小吴家的孙景铎，孙庄的褚思惠，徐塘的张喻鼎，还有莫光义、李志松等。到5月底六区的武装发展到六十多人，人多了是好事，但困难又来了，最大的困难是没钱买粮食吃。为解决经费，就在涧头北门外向过往的盐商收盐税，同时在旺庄开盐槽子。这样仍不敷支出，就把酒店的收入移来顶支。
台儿庄会战后，日军袭取徐州，途经贾汪但没有迸街，煤矿经理早已逃走。德国社会党的一个流氓自称受日军委托接管煤矿，勾结中国流氓寇子良把持煤矿一切大权。寇子良动员工人下井，开工生产，工资照发，秩序比较稳定。前面提到的魏玉吉，字荣宽，27年前当土匪，后被奉军招安并被委为团长。时局一乱他便由兵而匪，当了匪首。惯匪大刘七自台儿庄会战后，一直盘据在贾汪附近一带，招兵买马，抽抢勒款，势力扩展到贾汪以东的东西河泉。大刘七打进贾汪，撵走了德国流氓和寇子良，魏荣宽亦无栖身之地，远走他乡不知所终。大刘七后归郭子民领导，被郭枪决。魏荣宽在贾汪周围多年，兔子不吃窝边草，当地群众基本未受害，枪支被抽的也极少。就在这时来了个日本特务，自称是红枪会的“总当家”，二十一、二岁，名叫王亚平，据说是汶上县人。带来个当家的姓孙，是徐州人。宣传红枪会是御匪的，口号是不抗日，不倒蒋，保家卫国，很能迷惑一些人。学红枪会很容易，一桌供，一炉香，磕十几个头就成了。只要能跪得下，一次能学百多人。红枪会荷枪到贾汪日伪驻地集合不受干涉。39年夏，王亚平把红枪会发展到六区区公所以东四、五里路的李庄，再向东就是以前我所辖过的花山乡，这个乡没人参加。向北是运河，河北就是峄县第五区抗敌司令兼区长孙茂墀的游击区。孙茂墀绝不允许红枪会过运河一步。茂墀和我同受峄南办事处领导，与我又有叔侄之分，隔运河为邻，对我多有周济，不断地送粮赠衣，39年夏季的军装即为他所赠。在我入伍之前，茂墀同县委书记纪华也有统战关系，茂墀也反对红枪会，在这一点上我们又能说到一起去了。
王亚平发展心切，1939年6月23日，由抗埠村一孔姓流氓将王亚平和二百多名会匪带至抗埠，发展会徒，孙茂墀于当日夜十二点派人送给纪华同志一份情报：“王亚平带二百多会匪开到抗埠，专来该村教红枪会。我已派部包围该村，相机将其歼灭，并请转告大叔斌全，率队堵住北渡运河增援之众……”
24日早晨，我和战士正准备吃早饭，接到纪华同志的通知，决定灭此朝食，集合六十多人，直奔万年闸渡口。刚出郝楼就看见西南一股会匪，一、二百人向北开来。我率战士跑步到了前刘庄，红枪会已到了该村正西。我和战士就地卧倒，打了一阵紧枪，双方均无伤亡。红枪会向后移动半里许，向东一转，以新河北岸作掩体，向我方射击。我们即以刘庄村外的壕沟，猪圈作掩体，往南射击，但不十分激烈。至七点，我发现北边高梁地里人头攒动，一大群人向南跑来。我提起轻机枪跑到村东头陈德荣堂屋西头的猪圈内，向北用快机射击，张喻鼎跟我递梭子。我所处的地方与前刘庄之间仅隔一片打麦场。打完两梭子弹后，发现从麦场向东跑来十几个会匪，光头赤背，横持梭标，冲了过来。我忙甩出三颗手榴弹后，以烟幕作掩护叫着张喻鼎向西南撤去。见刘清林的院墙外靠着一段木头，我蹬着木头，纵身越墙跳入院内，见我的胞弟承惠和姚桂寅、郝传功、贺祖德、警卫员吴贞全等十二人都在那里，张喻鼎却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出发的六十多人，现在只有十三人，而且多是第一次打仗，我作了一番鼓动之后又作了部署。这个院子的东南角有一座两层炮楼，在上面打枪可以控制南、东两面，每层上去两个人，分别监视这两个方向。北面和西面各派去三人，我和承惠游动指挥。大门留一人把守，防止会匪撞门或放火烧门。十时左右，会匪果然从西、北两面发起攻击。他们挑选腿快的，快步跑到墙根向院里扔手榴弹。我见手榴弹落地三、四秒钟才炸，就立即拾起扔到墙外，自己没有危险，还能炸伤敌人。我叫其他人也学着我的样子去做，果然奏效。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虽没造成伤亡，但院里的鸡、鸭、猪、狗却一个没剩。在敌人投弹最紧的时候，我到刘家的厨房里，想从墙缝里看看外边的情况，恰好有一颗手榴弹在屋顶上爆炸，屋面被炸透，我只觉得头一懵便栽倒在地上，被其他人救起，活动一下腿脚还正常，我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见从郝楼出来百多人，原来是纪华同志调来农民武装由褚思惠率领增援我们来了，我们十几个人无不高兴。莫光义勇不顾身，搬梯爬墙，向新河涯上的会匪射击，上身露出墙外，被敌人击中，摔到地上，不久身亡。援兵太少，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击退。敌人渐不投弹，枪声也逐渐稀疏，十一点至下午两点趋于平静。这才发现我的背部伤了十八处，伤口疼了起来，我躺倒在刘家堂屋西间的床上。其他人才想起没吃早饭，大家取下绳上晾的干煎饼，喝着凉水马马虎虎地吃了早饭。
我艄在床上，午后两点听见有人嘭嘭地砸墙。我问：“谁？干什么的？”墙外一个女人答话：“你是承才叔吧？那些贼种正搬桌子搬梯子要在西面爬墙啦！大叔快快准备。”我听出来这是西邻居郭虎的妻子。我即令所有的人子弹上堂，枪口对准西墙头。刹时墙上露出三十多个人头，没等下令，各种枪一齐开火，会匪的头比乌龟缩的还快，以后再也不敢露头了。
三时左右，我听到有人上房，接着传来拆屋的声音。我们用步枪一齐向上射击，旋即屋顶起火。外边的会匪大喊：“上啊！攻啊！攻进去夺机枪！谁夺是谁的！”我叫胞弟承惠问问谢绍唐来了没有。承惠说：“问不得，只有打，一点一滴的情况都不能让敌人摸去。”
正当火光）中天，杀声震地的时候，从西南上来一片乌云，一声闷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无处避雨，只好翻过墙头通过一片开阔地到东邻的过道内避雨。开开东邻的大门一看，那些红枪会徒早已逃之天天。斜对过的车屋里还有十几个会徒，我摸起机枪想打上一梭子，转念一想，他们都是被骗来的无辜青年，遂又把枪放下了。
雨过天晴，红枪会匪全无踪影。郝传功背着吴贞全，撤回郝楼。我背上的伤疼得更厉害了，全身像背了一块大石头。没进庄就看见孙茂墀的部队全在打麦场上。等我把他领到苗玉华的客厅里，才和他们一一握手，看了我的伤势，谈了战斗的情况，之后又忙着打听张喻鼎的去向，并料理莫光义的后事。
张喻鼎和我一起跳出陈德荣的猪圈后，我向西南跑去，他却下了正东，又随几个战士跑到陈德荣家。那几个战士迸院之后踏着东墙根的鸡窝翻墙出院，钻进高梁棵里，跑了半里路回到郝楼。张喻鼎迸了陈德荣的堂屋，正好被几个会匪堵住，绑走了，带到万年闸，被王亚平用铁棍活活打死。我托人抬回莫光义、张喻鼎的尸体，买棺殡葬，嘱咐孙茂墀回运北，把战斗情况报告峄南办事处主任孙云亭。我回区公所，集合所有的人，了解红枪会的动态，作好继续战斗的准备。
这次战斗牺牲了两个人，取得了教训。孙茂墀的部队包围了抗埠，有好事者怕殃及池鱼，通过孔姓流氓找到王亚平，说：“你们今后不到运北发展红枪会可以吧？能答应这一条，我们要求孙茂墀解散包围，放你们安全返回运南。”王亚平当即答应，并保证永不再来运北。孙茂墀答应放行，没有通知我们。王亚平天没明就出了抗埠，连奔带跑赶到万年闸正好七点来钟，以致我们腹背受敌。纪华同志的告急信送到古邵，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传到了古邵，孙茂墀率队急来救援。他不奔万年闸，反奔东边四里的楼子湾，扎排渡河。自上午十二点渡到下午五点，他的士兵多会泅水，如若泅排两用，援兵早到，也不至于等着下大雨把红枪会淋跑，我们也不至于如此被动。配合默契，行动迅速，实在是克敌致胜的重要保证。这次战斗结束后，纪华同志险遭不测。午后雨止，纪华同志从郝楼前往涧头，路过黄庄，李庄的红枪会首王荣萼率众从前刘庄回来也走到黄庄。狭路相逢，纪华同志被王荣萼的会徒查住，问了一声干什么的，未等纪华同志作答，黄庄的村长侯金良上前说：“这是教堂里的教友。”王荣萼放走了纪华同志。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从郝楼回到涧头集区公所，一夜安然无事。天一亮有赶集的向我报告：“王亚平昨天到有红枪会组织的庄上调集人马，今天可能来打涧头。”随后接二连三地接到了这样的报告。我相信这个情况是确实的，遂通知孙茂墀速来保卫涧头。6月25日峄南办事处主任孙云亭也通知所属各游击队整装出发。6月27日，各路游击队相继开来：有四区的孙景杰、孙景绪，韩庄国民党驻军刘宜俭；五区的孙茂墀、孙茂立、孙景兰、刘希戒、李云阁、王化朋、张伯友；峄县城东的张合甫共有一千多人。孙云亭驻在涧头北八里万年闸的月河内，刘宜俭驻涧头北半里许的徐庄，其余各部在涧头集的东、西、南三面防守。涧头集周围有土圩墙，不很高，但便于掩护身体，城外又有护城壕，只是水不太深。
王亚平的红枪会相继到达，近两千人，七点半在涧头西南方向打响，枪声密如爆豆，不久就稀疏了下来，据前线报告，侯孟的红枪会头子刘某，年龄较大，既迷信又顽固，坚信学了红枪会就枪刀不入，带头冲过壕沟，但子弹不信你红枪会、黑枪会那一套，被击毙于壕沟内，其余的人一哄而散，大撒鸭子跑回了家。听此情况，我登上炮楼观望，见北、南、西三面没有一个红枪会，唯东边有个较高土圩子，据侦察，里面有王亚平等一、二十人。我举起望远镜看到涧头东四里李庄西头王荣萼家里有王亚平的留守人员。只见从李庄西头出来三个会匪，从高梁地里向西移动。我要过战士李新元手里的步枪，担在垛口上，瞄准最前边的人，扣动板机，枪响人倒，另外两人将其顺地拖走，我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
午后四点我接到孙云亭的通知，要我六点赶到万年闸商量军事。为防不测，我告知家属转移，并找孙茂墀、张合甫等人谈了我的看法：涧头东门外小圩子里的红枪会还没退，可能黄昏后逃走，李庄西头王荣萼家里还有少数红枪会……在场的人都说司令部应移驻涧头，决定如何赶跑小圩子里的敌人。我即骑马去万年闸司令部，孙茂墀和张合甫两人作晚上七点消灭上述两处敌人的准备。在司令部里，孙云亭说：“贾汪的日军明天向涧头集出动，有一辆坦克，一架飞机配合，请大叔作好退却的准备。区公所里应带走的东西要带走。”并问我得到什么情况没有。我说：“我没接到什么情报，你的情报恐怕也不真，这是敌人在威吓我们，夜间敌人不会出发，等把敌人打跑了，明天再退也不迟。”我问他这个情报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刘宜俭的报告上说的，还有其他人也都这样说，并催促我：“大权快回去，我好下通知。”我再三要求明天退，不行，当晚九点退也不行。我回到涧头，张合甫的部队已经出发又追了回来，孙茂墀的军队已有走的了。我到区公所一说这就退却，大家都慌成了一团，有的不骑自行车摘下门帘抱着走，有的哭了一路。到万年闸跟孙云亭渡河北去，夜宿臭枳园。第二天等了一天，连飞机的影子也没见，看见的是郝楼我家的房子被会匪点了火，黑烟弥漫，烈焰冲天，不次于日本鬼子那把火。当然，涧头集我的酒店也在劫难逃了。
吃过午饭，我回到运南，到丁庙就听到群众义愤填膺的控诉，王亚平不仅放火，而且还乱杀无辜。徐庄的张采梅，张庄的徐建启都因曾劝本村人不要学红枪会而被杀害。又听说孙茂墀的撤退简直是溃败，在万年闸抢上渡船落水淹死两名战士。这次战斗最后造成损失实在不应该，如果把红枪会全部赶走，冷静处置，梯度撤退，相互掩护，虽临大敌，也能从容不迫，不至于遭此败绩。我率部驻在涧头，每天请涧头集的医生李庆连为我起炸弹皮，医治伤口。第四天我找纪华同志来商量返回涧头事宜。纪华同志讲：“昨天龙希贞来丁庙调处我军和红枪会的事情，因你休养，没请你参加。条件是敌我双方都不能进驻涧头，把涧头集作为缓冲地带，如不遵守，以不执行诺言失去人格论。”我说：“这是龙希贞坐收渔人之利的诡计。我们在涧头和红枪会作战，他干么去了？让出涧头，涧头能真空吗？我是伪政府的区长，但是区公所实际是党的，涧头是运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让出涧头影响不好，也不方便……”纪华同志始终以遵守诺言为由不听我的建议。我们两人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鲁南特委派石涛同志前来丁庙了解战斗情况。我和纪华、石涛三人开了个小会，由我回报战斗情况和区公所是否返回涧头的问题，同时也摆了摆我和纪华同志所持的不同认识。石涛同志讲：“还是回涧头为对。执行诺言是对人民的利益而言，不是对敌人。龙希贞虽然不是敌人，但是他调处的条件有利于王亚平，他是为虎作伥，你们应该从速返回涧头……”
为防夜长梦多，第二天上午我就集合战士开会，通知下午返回涧头。战士们欣喜若狂，到涧头附近，每人鸣枪一响表示庆贺，居民们也放鞭放炮表示欢迎。
王亚平不仅有武装力量，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光在军事上打击他还不够，还必须彻底揭露其政治面貌和罪行，教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从根本上清除他的影响。只有这样运南这块红色抗日根据地才能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运南抗日武装才能有一块稳定可靠的立足之地。我与纪华同志商量后决定开展政治攻势。回去的当天夜里，区公所彻夜未熄灯，集合有文化的人讨论第二天区公所布告的草稿，定稿后，连夜抄写。布告为：
为布告事，查汉奸王亚平，自称山东汶上县人，二十岁左右，曾受日军特务训练，专替日寇效力。所提“不抗日，不倒蒋，保家卫国”之口号，纯属欺人之谈。对日不抵抗即是顺从；顺从，即是为敌服务，其居心不言自晓矣。王亚平乘国家危亡之际，组织红枪会，以“学了红枪会枪刀不入”之鬼话欺骗群众。人所共知，血肉之躯，并非铁石，焉能挡住刀枪子弹，实欲愚弄百姓，为其诡计服务。其人早同贾汪日军沆瀣一气，没有丝毫卫国表现，此乃路人皆知之事实。王亚平贼心不死，向运北发展红枪会组织，同游击队发生战斗，酿成流血事件，罪责应由王亚平一人来负。
王亚平恣肆暴戾，残无人道。我区公所秘书张喻鼎，乃赤手空拳文人，被俘后，王亚平将其用铁棍活活打死，其状之惨，见者无不落泪，闻者莫不心酸。在涧头集战斗之后，王亚平丧心病狂，焚烧民房多处，杀死张采梅、徐建启等无辜百姓五人，其为害之甚，虽日寇、土匪皆莫及之。
王亚平在我区全无实力，其所依靠者，为误入歧途之农民。为此，要求已入红枪会的人，退出组织，决不听从王亚平的调遣。本区长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知错即改，未为晚也。倘此布告发出后，仍执迷不悟，继续为虎作伥者，经查实，定加严惩，绝不宽贷。本区长言出令行，勿谓言之不予也。其各凛遵勿违，切切此布。
峄县第六区抗敌自卫团司令兼区长孙承才政治委员纪 华一九三九年六月 日
布告一出，在涧头引起很大震动，一时观者如堵。在布告张贴出去的同时，又油印散发了《告六区人民书》。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我本人同六区人民非亲即友，向无夙仇旧怨，沦陷后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武装的性质、纪律；二、王亚平的政治面貌，红枪会的性质；三、王亚平的罪行，与红枪会发生战斗的原因；四、要求已加入红枪会的人员退出该会，家属亲友予以规劝，以及我们对不明真相，盲从人员的态度。这两箭发出后，真的奏效了，不少人携带武器来区公所参加抗日武装。
为彻底肃清王亚平的影响，我又邀请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当地的上层人物，有红枪会组织的村长到涧头开会，并设盛筵招待他们。我在会上讲了王亚平的政治面目和罪行，分析了他的“不抗日，不倒蒋，保家卫国”口号的反动卖国的实质，讲了与红枪会两次战斗的经过，又讲了第六区抗敌自卫团对红枪会的态度和对到会人员的要求，会后留饭留宿，展开讨论。这次请客最成功的一点是把王亚平的二当家谢绍唐请到了。谢绍唐幡然悔悟，带一个中队加入了我军，后来成了我党我军的一名优秀干部。
通过这次请客，王亚平落了个光杆司令，并且永远信守“不到涧头来了”的诺言。运南红色抗日武装得到了顺利发展。
这时峄南广大地区，仍呈割据局面，大大小小十几股力量，以各种名义互相讨伐，征战不已。在这些力量中，真正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武装只有我的三十来人的部队。为保存力量利于发展，经中共峄县县委同意，我又接受了龙希贞的自卫团警卫营长的委任。
7月，朱道南率国民党张里元专员的保安五旅来运南帮我发展力量。这个旅的旅长叫王学礼，副旅长叫朱玉湘，朱道南任参谋长，计四百多人。王学礼土匪出身，部队纪律极差，当地群众深恶痛绝。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在运南的一个月时间里，打下了西河泉红枪会的据点，红枪会的余孽基本剪除。由于王学礼和我有矛盾，群众对他憎恶，他又不愿和共产党联合，8月底撤出运南，在前往山里途经车辋时，被当地民兵歼灭，所幸朱道南同志没有随行。留下来帮我搞宣传的曹杰、朱平震等二十多个青年，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党的培养，都成长为党的好干部，这是后话。这一时期我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拥有百多人，胡大勋领导的一个支队也编入了我的部队。胡大勋有些偏激，他的士兵都佩有带“八”字的臂章，我的身份基本上公开，处境也愈加艰难。
9月中旬顽军孙业洪驻薛庄，以张里元第三专署的名义，召开区长会议，想乘机活埋我。他的一个中队长孙景俊，是我未曾谋面的族孙，派人告诉我：“千万不能亲自赴会。”方免于祸。
11月某日夜间，我率部从杜安集向新闸子迸发，中途前哨士兵告诉我前边有人要见我。部队停了下来，来人告诉我：“老太太，我是晋菊，前边有人割你的路。”我遂令贺传功前往侦察。割路的人打了一阵紧枪，向东南跑去。后查明是刘永寿的自卫团。
人多枪多，吃饭穿衣都更为困难。39年10月，以峄县第六区的名义发行流通券。四区区长孙景杰，五区区长孙茂墀都倾力帮助，所以这种流通券在峄南四、五、六区流通使用，困难得以解决。后来抓了贾汪的奸商郑伦，罚了五千元，才把流通券收回。
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我始终高举抗日义旗，力量还在不断壮大，39年10月已有三个中队和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刘永寿割我的路没伤着我一根汗毛，反而搞垮了自己。原来刘永寿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都在我的部队里，当时大家都说是三个半。他割我的路引起了其部下的议论和指责：“孙承才打日本你却打他，难道子弹长眼，不打你的儿子和女婿？谁跟你个傻瓜干？散伙！”李良锁和贺显谟两个分团加入了我的武装。六区副区长也组织了一个中队，中队长是袁学曾。时间不长袁学曾投敌跑到汴塘去了。这时我的部队的番号改为十四区队，参谋长是褚雅青同志。
10月，我和褚雅青同志带队到了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那里到处都贴出“欢迎劳苦功高的孙承才区长”的标语。这时罗荣桓政委正式命名我的武装为一一五师第十四区队，并委派张震、傅秀亭等四位同志到十四区队协助做指挥工作，委任我为区队长，张震同志为参谋长。1940年2月，驻徐州的日寇扫荡运南抗日根据地，矛头主要是对着十四区队，并散发传单赏一万元捉拿我。在桥头一仗，梁广洁被打伤，日军夜驻涧头。第二天打杜庄，和丁广英的三中队打了一天，我方以牺牲七人的代价，打退了日伪四百多人的进攻，取得了杜庄保卫战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