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大连
解放战争时期我到大连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要从我原来的丈夫于汇川讲起。于汇川1940年从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以后在大青山当情报处长。8.15日本投降后，于随吕正操去东北，在旅大社会部任部长。1946年8月26日，我也随部队由延安出发去东北。当时于汇川已病故，由于通讯不便，我不知道。行至山东渤海区党委，才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我是山东人，本想不去东北留在山东，我们队长不干。因为队里女同志较多，我是副队长，这位经过长征的男队长不愿管婆婆妈妈的事，所以他要我一起到东北去。
我们是1947年4月到大连的。市委书记韩光到住地见了我。这时，社会部已变成了情报部，部长吴诚把我接了过去。吴诚对我说：情报部的家底都是于汇川同志留下的，你就住在这里吧。这时，正当美军想把青岛当成它远东的一个基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东北局情报部要派一个人到青岛去搞美军的战略情报工作。他们认为我比较合适。因为，我是青岛人，又有大学文化，父亲王守正，北京大学毕业，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青岛上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愿意回山东去。后来，旅大情报部冯铉、吴诚、马次青与我谈了话，交代了任务。派我到青岛去做美军的情报工作。冯铉同志强调说：你到青岛后一年都不要活动，就是要站稳脚跟，你的任务是搞战略情报。
由大连到胶东
1947年6月，我由大连乘船到烟台，是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即情报部）的交通徐百川陪同的。当时我只带了二女儿威克，大女儿宏器留在大连了。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驻莱阳。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见到了吴若岩（统战部副部长）和葛申（科长），并和葛申详细地研究了如何进入青岛的问题。
首先，我和葛申一起研究，编了一个假口供。为什么要编假口供，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青岛上的小学、中学、大学，在青岛参加的革命，搞过开展游击队、组织救国会的工作，在青岛是有点名声的；二是1943年我从沦陷区青岛到国统区的阜阳中学（国立22中）任教，是以爱国青年面貌出现的，当时该校的学生有许多已回青岛，他们都认识我，我突然回去，见了面怎么说。为了应付敌人的盘问，为了与过去熟悉的人接触，必须有一个听起来合情合理、毫无破绽的假口供。
我老家在文登，在青岛长大，但抗战初期我是在鲁西一带搞抗日游击战争。当时鲁西游击战争很艰苦。1940年，经组织批准，我回青岛生孩子（大女儿宏器）。本想把孩子留在家里，我回根据地，但继母不答应，只好暂时住在家里。1943年春，接到了李蕴华的信（李和我同在鲁西行政公署工作，是张霖之的爱人），说她要生小孩，托我给她在青岛搞一些东西。有了李的详细地址，我决心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到根据地去。当时我父亲想把我留下，并引用王宝钏等薛平贵的故事说：你等着将来和你丈夫团圆，我可以养你。我说：我是革命的人，抗日战争的人，不能呆在这里。我到鲁西根据地后老伴已经到延安去了，我已失掉关系两年。当时鲁西正遭大灾荒，敌人又大扫荡，我决定到延安去。想从山东到安徽阜阳（国统区）再辗转到西安，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当时我抱着孩子，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济南经徐州、商丘、到国统区安徽阜阳。找到了在阜阳中学任校长的张宝山。张宝山也是文登人，和我父亲有交往，曾当过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我对他说：我的丈夫在新疆，我要去找他，路又太远，准备先到西安，再要他派人到西安去接。张宝山相信了我编造的情况，留我在阜阳中学住下，当了代课教员。在教学期间，我以敌占区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讲敌占区人民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抗战到底，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这些话引起了该校教务长张选青的注意。张选青是从咱们山东四支队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一个人，他对我们的一套比较熟悉。他注意到我写的是简体字（八路字），说的话是共产．党的口语（如称“民众”为“人民”、“民族复兴”为“民族解放”、“民国32年”为“1943年”等），讲的是共产党的主张（坚持团结，反对磨擦和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资），作风和当时青年女教员不同（不与男教员嬉皮笑脸开玩笑），就对我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我给在延安的丈夫写了一封信，信是通过沙晓鲁（沙是中央社会部派到大便沟清真寺工作的）转的，被国民党检查到了，张选青更认为抓到了证据。便告到了军部，说张宝山包庇共产党员王金荣（我当时化名王金荣）。原来山东教育界分两大派，一个是北大派、鲁东派；一个是师大派、鲁西派。校长张宝山是胶东人，北大派；教务长张选青是鲁西人，师大派。鲁西派想把张推倒争当校长，所以他们抓我以达打张的目的。告我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化学教员何功慧对我说：王先生你赶快走吧，他们告你是共产党。我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用不着走。又过了两天，图书管理员隋×以买鸡蛋为名，把我拉到城里，见到了张宝山。张对我说：你不向我说实话，你去延安为什么说到新疆。说着，把我往延安写的那封信掏了出来。我说：信是写给小孩的姑姑的，我是去新疆找丈夫的。信的内容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讲了我在阜阳教书，一天和学生在一起等。我的原意是阜阳附近都有新四军，如果丈夫收到信后，知道我在阜阳中学，定会告诉新四军与我联系，那就好办了。但我当时思想麻痹，不知道和我同屋住的那个训育员是教务长的人，地把我寄往延安的信通知军统，把信查扣了。张宝山又对我说：王先生，你要到延安，西安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到了西安，他们会把你扣下，劝你还是走八路军自己的路吧。我说：我不是八路军，不走。他说：你还是走吧，不然以嫌疑犯把你抓进去也出不来。我派一个会打拳的入把你送出去，保证他们抓不住你。你还有一个月的工资，再借你100元钱，路费也差不多了。经西安到延安的路没有走通，又从阜阳回到了青岛。
回青岛后，我根据1940年组织上留的联系地址写信。组织上回了信，要我赶快去。我第二次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当时，我是个26岁的年青妇女，带着个两岁的小孩，长途跋涉，通过敌占区，进出根据地，真是困难重重，父亲不同意我走，说：你已经走不通了，那危险很大，别走了。我革命决心很大，还是要走。于是，抱着孩子到了根据地，时1944年8月。这时区党委在范县一带活动。黄敬由冀中调到冀鲁豫区党委任书记，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我在区党委住了一个多月，那年是大旱灾，因敌人扫荡，天天得行军、换地方。组织上很照顾我，给我吃缴获的罐头，行军时把宣传部的马给我骑。有的抱着孩子骑在马上一夜走九十里路，到目的地时已手脚麻木了。组织上对我说：跟着大队走要过一个300里的无人区，孩子一哭就要暴露目标，你有走敌区的经验，就一个人从敌占区走吧。这样就把我送到了南洛县。临行前区党委给我开了到延安的介绍信。一位同志名叫巩固，他家在晋西北岚县。他在冀鲁豫行政干校任校长，原来在北平上大学，抗战后就没有回家。他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地主兼资本家，有六十头骆驼搞运输生意。他家乡是一个游击区，敌人扫荡，我们也去。他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家人把我送到抗日县政府去。我把信件放在小孩的尿垫子里，带着孩子进入敌占区。从南洛到大名，从大名经广平到邯郸，从邯郸上了火车经石家庄、榆次，从榆次到太原，从太原到忻县，沿途不断遇到日本人和伪军的检查，我都顺利通过。到忻县后，本来可从那里乘汽车经静乐到岚县。正好我八路军不久前打坏了敌人六部汽车，路不通了。我被困在忻县一家大车店里，住了大半月。路费没有了，就变卖衣物，每天买两个烧饼吃。大车店老板是一对夫妇，很坏，都吸海洛因。当时雁北已经很冷了，也不给烧炕。店里就住我们母女二人。一天夜里十一点，三个醉醺醺的伪军闯进了我的屋子。他们不怀好意地问：“你的汉子呢？’’我急中生智，索性冒充巩固的家属来吓唬他们一下。我说：我的丈夫在北京。又问：干什么的？我说：在宪兵队里当翻译官，他的母亲有病，自己不敢回家，要我回去看一看。这三人一听我是翻译官的太太，随便扯了几句，吓得就回去了。大车店老板知道住在他店里的竟是一位在北京当翻译官的太太时，竟主动与当地伪军联系，并告诉我不用买车票了，等通车时第一趟就让我走。果然，通车的哪天，伪军就把车开到店门口，并帮我把行李抗上车，顺利到达岚县，找到了巩固的家。岚县境内抗日县长把我送到地委，然后一站一站地把我送到延安，时1944年11月。
为了掩盖我的真实历史，我和葛申研究，编了如下的假口供：我原来的丈夫是北平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员，家在郑州，花园口决口时他到了新疆。我去新疆找他时，在石家庄被日本宪兵队抓住了，在日本被服厂当劳工（路过石家庄时看到一个被服厂）。女儿在石家庄病死了，有一个张翻译官对我的遭遇很同情，女儿生病时还帮助求医弄药，后来我们结婚了。张翻译官家在大连，日本投降后就带我回到大连，因没法生活，就贩卖卢布，叫八路军给抓了。老婆婆认为我是第二次结婚，对丈夫不利，所以对我虐待，我就带着女儿来住娘家。无论是对过去的同学、同事，所有认识的人，都要这样讲，对敌人也要这样讲。
在编假口供的同时，胶东统战部还派人到青岛我家里，看看能不能回去。正好我弟弟王桂五放暑假在家（他在北洋大学上学），给我带来了一个信，欢迎我赶快回青岛。
离开胶东区党委以前规定与组织联系的办法，葛申要我改一个化名，为了纪念我死去的丈夫于汇川，我决定用“继川”这个名字与组织联系。统战部领导也一再嘱咐我首先要站稳脚跟，就是在家里当阔小姐；要警惕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在任何场合不要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什么进步的话也别说，什么进步的事也别表态，就是运用家庭社会关系，结识些对开展情报工作有用的人。
身入虎穴
1947年7月，我回到了青岛的家中，国民党警察把我列入“特种户口管理”。可以说，我一到青岛，敌人就把我盯上了。
1、不速之客。1947年8月，两个穿军装的青年人来看我，自称是阜阳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当时有800多名学生，我那里记得都是谁呀），在师管区，来看望王老师。个子高一些的自称姓王；年轻一点的自称叫张玉成。我只好以对学生的礼节对待他们，请他们吃茶。他们拿出了茅盾的小说《腐蚀》对我说：王教师，这本书写得挺好，你看过没有？我就根据那个假口供向他们讲了一遍，说：从阜阳中学走后，在石家庄就被捕了，我现在是住娘家来了，什么国家大事也不管了，也没有心绪看小说了。第二次他们又拿了日本人写的小说《信川日记》，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你看吧。我正颜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学生是怎么回事啊，王老师已不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了，已经和一个翻译官结婚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吧，还那有心思看那些小说。再次碰钉子，以后那个姓王的就不来了。而张玉成却每周来我家一次，这个礼拜星期一，下个礼拜星期二，以后星期三、四……我也摸到了规律。我给水他也不喝，留他吃饭也不吃。连持续了一段时间，引起了我的警惕。
2、与情报处长李玉和的遭遇。1947年9月，国民党十一绥靖区情报处长李玉和带着两个挂上尉衔的特务到我家。他说：我们接到青岛警察局的报告，说你是共产党从大连派来的谍报人员。我说：真是笑话，我一直呆在家里，怎么会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又把我的假口供讲了一遍。李玉和说：看你穿的衣服，你的装束打扮，就是共产党。我从大连出发时，进行了化装，穿的是旗袍、皮鞋，还给我专门作了一套西服，但那些花色式样与青岛的大不相同。当时我穿的是一件大灰绸子旗袍，穿的是男人的皮鞋，不是尖头高跟的，也没有烫发。我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不是谍报人员，我原来在大连穿什么，现在就穿什么。正在此时，国民党汽车营的蔡营长（王桂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来我家。他对李玉和说：这是王家的小妹妹，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根本不可能。李说：既然你蔡营长担保，那就算了。李玉和带着两个人走了。
此后，嫂嫂罗江云对我说：大妹，你是该烫头发了，也得学一学跳舞了。这时候同学丁绘原（丁肇中的姑姑）送了我一块花绸料子，做了件旗袍，烫了发，买了高跟鞋，也学会了跳舞。1948年辽沈战役之前，孙立人、范汉杰、杜聿明三人都来青岛，在励志社跳舞。舞会上我见到了李玉和，心中忐忑不安。还是打了个招呼，也没出什么事。当时李已是少将军衔了。我到区党委去时还曾向组织上汇报过李的情况。后来在报上看到李玉和被我们俘获了。解放后，32军联络处长到青岛市公安局找李玉和。我接待了他，问找李干什么？据该人说：李住在湖北路，是我们的情工人员，潍坊战役后组织上要他以被俘的方式，受训后打入李弥的部队。这时才幌然大悟，第一次与他见面，说我不像当地人，是去给我报警。
3、三次遭敌拘捕传讯。第一次是1948年10月18日，长春解放前一天。晚十点多钟，我看完电影回家，国民党绥区情报处刘沛（少校）、刘玉章（上尉）等到我家，问谁是王桂荣。我作了回答。他说：有人供你是共产党从大连派来的情报人员，你丈夫是大连的领导干部，你是大连的妇女主任，你跟我们到绥区走一趟。我一听说我在大连当妇女主任心里就有数了，是假的，于是对他们说：我丈夫当过日本翻译官，姓张，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更不是大连的妇女主任。他说的都是假的。现在天黑了，小孩又生病，拉肚子。今天我不能去，明天一定去。他们商量一下，同意了。留了一个叫边锦秀的在我家守候。边要我写一份履历表，以便明天上交（解放后知道边是我青岛市委的地下关系）。第二天早七点半，刘沛来电话要我去绥区情报处。正好蔡营长来了，用汽车把我送到绥区情报处。我是带妹妹（王桂新）一起去的。为的是要她知道我在哪里，组织上好营救。到了陵县路十七号绥区二处楼上，把我昨天晚上写的那份假履历送给刘沛看。刘对我说：没办法，有人检举你，我们只好把你请来和他对质一下。说着把于×带了上来，于已带了脚铐。当时我与刘沛对面座着，妹妹座在靠门口的地方。刘问于：你认不认识王桂荣？于答：认识，她是山大的学生，是共产党从大连派来的……。刘沛又问：你真的认识她吗？回答：真的认识。但于一直没有指认我。刘上前打了于一个耳光，就把他带下去了。于走后，我对刘沛说：你看他根本不认识我吧。我又向刘诉说了一遍我那个假口供，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了。刘说：咱们吃饭去吧。我说：好。正在这时，一个刚从长春逃回的特务一头闯了进来。他和刘沛有这样一段对话，刘：啊呀，你怎么回来了？对方：差一点就回不来了，我刚挤上飞机，机场四周枪就响了，一条腿还在外边，就起飞了。对方接着又说：我的命差一点留在长春，当地两个金元宝还换不来两个窝窝，人都饿死了。刘：好吧，我们一起去吃饭，算给你押惊。所以我一直记得，我被传讯是在长春解放前一天。我们到了沧口路一家小西餐馆。刚坐下，又从门外进来一个穿中式夹袄的人，看起来像一个从青岛外围回来的特务。刘沛说：来吧，我给你接风。我就点了几个比较好的菜，并由我付了钱。饭后，刘沛对我说：实在对不起，王大姐，你还不能回去。下午我还要再破一个案子，如和你无关，就放你回去。下午两点多钟，刘从中纺纱厂逮回十几个人，审讯结果与我无关系。他们可能怀疑我是搞工人运动的。四点多钟，刘沛说：我要写一报告，经刘安琪批准，才能放你。报告写完后拿给我看了。大意为：共谍嫌疑人员王桂荣，经拘留审查无实据，该人尚有待哺小孩，拟取保释放，继续审查，当否请白处长呈司令刘核批。刘沛。我说：太谢谢了。下午五时左右呈文批回，刘要找铺保才能释放。由王桂浑找文登老乡毕×开的商店担保。释放前刘沛规定了两项，第一，不准离开青岛市；第二，三天给我打个电话查问。以后果然每三天有一次电话，每次我接电话时，对方只说：找王大姐，哦，你在家里。电话就挂上了。中间还要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感想，被我拒绝了。为了“感谢”他的释放，我曾买了一件毛料送给他夫人。这些我都通过孙声远向组织上报告过，回解放区时也讲过。
第二次是1948年11月，绥区军法处又来传讯我。军法处在馆陶路绥区司令部内，法官叫张振铎。审我之前还有一个舞女被讯问，一些特务经过门前叫着“把这些共产党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气氛相当恐怖。这个法官对我说：有人告你，说你是共产党。我坚不承认，又讲了一遍那个假口供：我百般无奈，投奔了娘家，也不得安生。在讲到女儿死时，我还真的掉了眼泪。当时心中想：女儿远在大连，如果这次妈妈牺牲了，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说：什么人诬陷我，可以叫来对质。他们问了半天，没有任何证据，只得把我放了。
第三次是1949年1月7日上午，一个警察带着四五个便衣特务来到我家，说我家中藏有电台。他们从楼上到楼下搜了一遍。因我每次情报的底稿都烧掉了，所以什么也没有搜出来。这次由于我的粗心大意，遇到了一个险情，那就是我从区党委回青岛时组织上给的假路条（国民党发的临时过关卡的凭证）回青岛后忘了销毁，我把它放在缝纫机的一堆乱线里，幸亏敌人没有发现。他们把我带到金口路五号，要我交出电台来。我说，我根本没有什么电台。这时他们带上一个人来。我一看是张玉成。他对我说：王老师你不是向我说你有电台么，并告诉过我电台的呼号。我厉声说：张玉成，你困难时来求我，我还帮助了你，想不到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反血口喷人，诬陷我。如果你们能找出我的电台来，可以把我凌迟；张玉成，你敢不敢发誓？面对我正义的言词，张低头不语了。后来，敌人只好又要我取保释放。
4、1949年1月16日，刘沛和晓宫（解放后知道他是青岛市委的地工人员）到我家。说是拜个晚年，另一方面有件事来问问我。说着拿出了一封信，是写给刘安琪的，问我认不认识写信的人笔迹。说不认识。一再要我看，我说不认识。后来他把信拿给我看，内容是：李村师范校长王桂浑之妹，是共产党派来青岛之地下工作人员，近日市上发现共产党所发的共党宣传品，均系彼等所为，请即揖拿归案。又问：你得罪过谁？我说：我是在家住娘家的，没得罪过谁。问：你确实不认识？答：确不认识。他就走了。这是一种心理测验，还是心理侦察？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我根本没干过这件事，心里很坦然，没有任何不正常表现，他们就走了。1949年3.4月间，刘沛和晓宫又来了，他们拿了山东大学演《桃花扇》人员的名单，要我辩认。我说：我回来后与现在山东大学的学生没有来往，一个也不认识。后来找来了罗迈威（罗江云的•弟弟，在山大上学），罗讲了这个人是三青团，那个是国民党……。他们就走了。
立足生根
我来青岛后虽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但真实身份并未暴露。因此，便运用有利的家庭社会条件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军政界人士。
堂兄王桂浑在李村师范当校长，原是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当过学生会的组织部长。1937年事变后回青岛，我还留他在青搞发展游击队的工作。后因女友罗江云到了国民党的大后方，他也去了。他对我的历史比较熟悉，对我那一套假口供始终不信，说：你别跟我撒谎，你就是共产党。王桂浑的岳父罗赤霞，黄埔四期学生，在国民党联勤总部任少将参议（1948年后辞职来王家居住）。因此，王在青岛军界有不少朋友。他们是：“仰光部队’’辎重兵汽车六团团长廖忠国（少将），营长蔡耀延；工兵团团长王丕真，副团长陈××；青年军团长田××；绥靖区少将视察卢××；运输处处长宋××；要塞司令参谋主任朱铁锋。这些人都是我家的座上客。当王桂浑和他们高谈阔论时，我常常以王家大小姐的身份出现，坐在一旁织毛衣，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了解他们的主张和观点，从与他们的接触中得到了不少军事情报，他们已成为义务情报员，为发展工作关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8.15后，张宝山也从阜阳来青岛。张与李先良关系较深。李在青岛当市长后，推荐张宝山当了社会局长。由于我两家是世交，他女儿和我家也很熟，因此我找过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他对我的历史也清楚，对我编的口供表示不相信，说：你好好在家里住着吧，别出去工作了，那危险。从与他的接触中，发现他不仅无加害于我之心，反对我很好，经常看我，有想与共产党拉关系之意，逐渐成为我有实无名，心昭不宣的情工关系。
1948年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之后，组织上开始派交通经常和我联系。记得交通员一个姓陈，一个姓周。我把一年来立足生根的情况写了报告。同年夏，胶东统战部指示我回去一趟。我在根据地住了近一个月，汇报了王桂浑、廖忠国、张宝山、王丕真、青年军团长田××、卢××、朱铁锋等人的情况。这些人有文化，有情报条件，有政治头脑，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地位，表示要靠近我们。组织上决定将廖忠国和王桂浑作为可靠的关系。张宝．山作一名利用关系。其他的人可以随时灵活运用。再给你配一个交通员，有情报可随时找他。你要给他找一个掩护职业。
我当时在青岛主要是开展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廖忠国很积极，他当辎重兵汽车团的团长，敌人的部署、驻地、物资装备运输情况他都知道，因此，他的情报最多，也最快。廖的情报开始通过王桂浑，从根据地回去后，就直接归我领导了。廖的情报都是自己写的，多写在卷烟纸上，我也没有密写，就把它卷好，放在一盒纸烟里，由交通送出去。有的情报是写在手纸上，混在一打手纸里带过关卡的，当时敌人检查得很严。青岛解放前，廖想留青不随国民党走。胶东区党委认为他的条件较好，还是派出去。就把他的关系转给中央情报部了。青岛解放前夕，廖从南京来电报，暗示青岛蒋军将于六月二日撤退；廖到台湾后，还送回了一份重要情报《台湾沿海潮汐图》。后来听说，廖1952年在台湾牺牲了。廖在青岛还有一座房产，当时也交给了我。我后来交给了张一鳞。张后来到了市政协，不知房子哪里去了。
朱铁峰提供了许多有关要塞的情报。解放前夕，朱也到了台湾。行前将要塞图和炮栓沉没的地方交给了我。后在那里不堪忍受，便回来了。
我提供的情报，都是军事方面的。因事隔多年，情报的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张宝山与美军有直接接触，能提供美军的情报。李先良当市长时他当社会局长，李知道的有关美军情况，张就能知道，张知道后，马上就告诉我。李走后，张宝山不当社会局长了，当参议，仍能得到一些有关美军的情况。记得他提供过有关第七舰队要撤离青岛的情报。
我抄情报都是在夜里。因家住山上，从山后可以看到我住的三层楼。抄写情报时不仅要把窗帘拉好，还要把灯用黑布罩上，从外面看不见一点光亮。很快地用淀粉水将情报写在手纸或卷烟纸上。解放后我到青岛市公安局工作，葛申对我说：很多手纸可不要丢掉，那都是你的档案。
交通员孙声远由解放区到了青岛。怎么办？当时王桂浑开了一个土产店，卖粮面、油、盐等物品。我就通过王桂浑把他安排在该店当店员。王是李村师范校长，为何要开土品店？因为当时物价飞涨，师范是由公家拨经费供养学生，如果不做买卖，经费发下后过几天就什么东西也买不回来了。孙到该店后就有了固定职业，店里有电话便于和我家联系。我有情报要他取送，就给他打个电话，要他来送米、送面、送酱油。组织上有什么指示，孙也以送粮为由到我家来。这样联络十分自然，连我家的小保姆，也始终不知孙的底细。敌人在拘捕我之前，曾在我家守候侦察过，我家门口有几个石阶他们都记住了，只发现我和一些国民党军官有往来，对孙与我联系丝毫未发现什么破绽。
1948年末，组织上通知我到南村会面（我秘站所在地，解放区）。当时青岛形势已很紧张。由青岛到解放区的关卡很多。我又是一个青年妇女，怎么过去吧？就找张宝山想办法。张找了师管区高芳先部（土顽部队）的一个管团长。请管团长帮助把我送出国民党关卡。管团长问我这个年月往外地跑干什么？我答：父亲在济南，要去济南“千里寻父’’。经管团长派车送到兰村（国统区），步行三十里到了南村。此次未见到吴若岩，是由葛申和我谈的。内容主要是研究组织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事。在天津战役正在紧张进行时，青年军驻青岛那个团奉命驰援天津。田团长向我表示他决不打内战。如奉命开拔，他决心将该团带到烟台登陆起义。这次葛申要我回去，就是研究这件事，并研究要童辛进入青岛进行领导。后来变了，组织上又通知我，为了避免损失，起义计划不执行了，童辛也不进青岛了。我是12月28日动身到解放区，31日返回青岛的。在由南村返青岛的路上，途经国民党军队的卡子门，被截住了。我说：父亲有重病，我要急着到青岛去看他。怎么也不让进。过了两个小时，排长进到屋里去了。我连忙掏出一块银元，放在通行证下面，向哨兵递了过去。哨兵接过银元，一看通行证，就放我通行了。
1948年12月31日晚七点半我回到家里，堂兄王桂浑告诉我说：刘沛七点给你来电话，我说你看电影去了，马上给他回电话吧。我给刘沛打电话，说刚才看电影回来，问他有什么事。刘说：没事。1949年1月3日，刘沛带了一盒高级糖来到我家，说是拜年，直到我的卧室。当时我正和二女儿威克（化名张连生，1945年生）在卧室里。刘对威克说：连生，给你带糖果来了。并问：你晚上和谁一起睡觉？我当时紧张起来，因为前两天我到解放区时，小威克是与保姆马嫂一起睡的，如果她说：妈妈在家时和妈妈一起睡，妈不在家时与马嫂一起睡，那就糟了。当时威克毫不迟疑地说：我和妈妈一起睡。刘沛说：我是来拜年的，就走了。
另外，我在青岛发展的情工人员，尚有刘彦民、王九龄、刘勤生等。这些人都是大学生，有真才实学。刘彦民是张宝山的学生，后来有些事是经过刘与张联系，我就不直接管了。
解放前夕，我发现我家门前总有人盯梢。后来，又听说张宝山被国民党抓了。我离开了家，躲在丁肇中姑姑宿舍里（救济总署的宿舍）住了四、五天。六月三日，王少庸、吴若岩派人到家找我，完成了在青岛开展情报工作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