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2日，中共华东中央局为适应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战略需要，决定撤销中共滨海区党委。将滨南、滨中八县（莒南、莒县、日照、竹庭、东海、临沂、郯城、临沭）一个办事处（新海办事处）合并为滨海地区。谷牧同志任地委书记，孙汉卿同志任副书记，直属华东局领导。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占领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斗争，决定将中共滨北地委（滨海一地委）划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彦同志接替王众音同志任地委书记，李仲林同志任副书记。
1947年4月，中共滨北地委决定并经胶东区党委批准成立中共五莲县委。5月，县委、县政府相继成立。辛玮同志任县委书记，黄星岩同志任组织部长，燕执抗同志任宣传部长，李滋圃同志任民运部长，张鲁东同志任县长。当时县委机关驻南北沟之王家口子，县府驻白庙子。
五莲县的区划包括诸城、日照、藏马三县各一部分。原系抗战前诸（城）、日（日照）、莒（县）三县的边沿山区。后来区划逐步扩大。这个山区在建县后成为华东我军粉碎蒋军对我山东重点进攻的主要后勤基地之一。当时山区驻有我军后勤部门和工商部门的若干医院、机关，储存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和国际救济总署赠送的救济物资，还寄存着领导机关的重要文件、档案。历史实践证明：富有革命传统的五莲县的党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残酷斗争的严峻考验，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
当时全县划分为仁里、常山、高泽、洪凝、街头、五莲、户部7个区（1948年秋增设松柏区），98个乡，共有429个自然村，258743人。全县有党支部295个，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小组，全县共有党员8300余人。
（一）
五莲建县虽然较晚，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是比较雄厚的。五莲山区的党和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日照县委负责人安哲同志于1930年冬就曾到五莲山、九仙山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发展了五莲山光明寺当家和尚绪让的养子安子璋同志入党，翌年3月建立了诸城党的特支。至1932年10月前，党员已发展至50余人。10月，中共日照县委安哲、郑天九、牟春霆（陈雷）领导的闻名全国的五莲山区农民暴动及此时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虽然只坚持了13天的英勇斗争暂告失败，但革命的种子和传统却留传下来了。
抗战初期，五莲山区的工作基础在鲁东南地区也是比较好的。1938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鲁东南特委前后，莒县、日照、诸城各县陆续建立了县委。根据中共中央1938年1月15日给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信中关于“必须经常注意大量吸收积极的工农成分和革命学生入党”的要求，山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都在迅猛地发展。
由于五莲山区人民在旧社会饱尝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土匪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当中共鲁东南特委、县委派去工作团组织抗日自卫团和各群众团体时，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我党我军纪律严明，处处为人民着想的情形时，便很自然地团聚在党的周围，出现了如鱼得水的党群关系。至1939年底，大古家沟、陆家庄子、小凤堂、长兰、洪凝、街头、挑沟、阎马庄、焦家庄子、阎家庄子、长城岭、王家埠、靴石、李家庄子、高戈庄、吴家庄、五莲山和尚庙、西唐庄等村庄都建立了党小组或有零星党员，整个山区共有党员300余人。至1940年春，五莲山区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抗日自卫团、儿童团等群众团体。
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在开辟滨北地区的工作中缺乏经验，对照顾群众物质利益的原则认识不足，未能抓紧通过减租减息，充分发动群众，以确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同时，由于扩军过急，在“起枪”、派款等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违背了群众利益和党的政策。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掀起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动会门“万仙会”在莒北汀沟大地主、大汉奸于经武的操纵下，利用“吃拥饭”“滚雪球”等方式，强迫群众参加。他们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在群众中大肆造谣煽动，到处逮捕、杀害我地方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和伤病员。为了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我军于1940年6月退到泰石路南。直到1943年7月，我军在三次甲子山战役的基础上，乘东北军于学忠部调往安徽阜阳的时机，进军路北，经过多次战斗，并在三关口全歼伪军张步云的一个旅，粉碎了日寇的半月扫荡，又打开了五莲山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至此，五莲山区人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生活。
1940年6月至1943年7月，在滨北地区党组织转入地下的三年艰苦岁月中，五莲山区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如大古家沟、陆家庄子、长兰、长城岭、街头、挑沟一带，成为我党地下活动的可靠据点，他们坚持了斗争的阵地，抵制了“万仙会”的蔓延。当然，莒北、诸城、胶县、高密一带的地下党组织也是坚强的，有成绩的。
（二）
五莲县建县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高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全面进攻失败之后，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更加残酷的重点进攻。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慨，迎接了这场空前的严峻考验。
1947年2月15日，蒋军侵占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30日，莱芜战役开始，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经四天激战，全歼国民党李仙洲集团三个军六万余人，生俘李仙洲。5月13日，孟良崮战役开始，我军经四天激战，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个旅，并击溃其他五个整师的增援。该战役毙伤俘敌三万二千余人，击毙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后，敌人经过整顿，继续向我猖狂进攻。他们在美国顾问和日本战犯冈村宁茨“指导”下，向我沂蒙山区进攻，至月底进犯南麻、鲁村、井王店、徐家坡、归寨一线。9月初，蒋军六十四师等部队从胶济路南犯，侵占巴山一带，继而占我诸城，由汉奸、敌特、逃亡地主组成的“还乡团”沿台潍路侵入五莲县之西楼等地。同时，日照城、石臼所、十里堡等地亦为敌占领，直接威胁着五莲县的南部。
在这战局十分紧张，斗争异常尖锐的形势下，中共滨北地委提出“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和“爬山头”的号召。五莲县全党全民和其他地区一样，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参军、支前活动。
第一，从地委、县委、区委到党支部，普遍召开了紧急备战会议，进行时事教育与战争动员。
通过各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华东局的指示，介绍了各解放区战场的胜利形势，宣传蒋匪帮内部分崩离析和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情况，提高了大家“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必胜信心。我们县委走到哪里，哪里的干部和群众都以十分关切的心情纷纷询问战争形势和县委的工作安排，我们都一一做了耐心的回答。确实，战局的胜负，革命的发展，已成为全党全民所共同关心的大事。人民群众已把反蒋与保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人们为我军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视参军、支前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群众已自觉地把革命的胜利与自身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了。回想当年党和群众同心同德、支援战争那种动人情景，真是令人怀念和感奋。
第二，由于普遍深入的战争动员，人民群众的军事化、战斗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各级支前的办事机构均设在政府。支前任务包括民力动员、组织调拨、军需物资和粮食的运输以及抢救运送伤病员等。当时由民兵组成的子弟兵团以及担架队、运输队等，既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严守纪律。每有支前任务，他们就星夜准备工具，按照命令规定的时刻报到。他们扛着担架，推着独轮小木车，在起伏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唱着革命歌曲，浩浩荡荡地豪迈的前进。1947年5月，五莲县支前民工“战（菲村）燕（执抗）支队”曾荣获“支前模范”的荣誉称号。
担架队经常长途跋涉、攀山渡水，民工们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作业程序和号令，如换肩、休息等。这样既可减轻疲劳，又便于协同动作。
最初称支前群众为“民伕”，陈毅同志在《大众日报》上著文指出：支前是人民群众自觉的光荣行动，不应沿用旧社会蔑视劳动人民的“民伕”称呼，建议改称“民工”。从此，就一律称“民工”了。
第三，充分发挥妇女党员与妇女群众的“半边天”作用。
由于连续动员参军、组织支前，男青壮劳动力大都离家，势必要求充分发挥妇女党员和广大妇女在后方的作用。当时大部分村子的党团支部书记、村长都由妇女担任。她们积极认真，勇于负责。在生产上，她们除接替了男劳力的锄地、施肥、舂米等任务外，还要为广大指战员、民工提供大量的军鞋、军衣。当时在缝纫机极少、被服厂有限的条件下，我们正是依靠了千千万万妇女勤劳的双手，制做了无数双军鞋和千万件被服，源源不断地保证了前线的供应。
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中，儿童们也发动起来了。记得1947年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大地生烟，我在王家口子遇见了一个十岁的女孩赤着脚急急去松柏林，我问她去干什么，她说她是儿童团长，规定每周六至松柏林集合开会，不能迟到。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深度和广度。
（三）
1947年冬至1948年春，五莲县与其他各地一样，出现了严重灾荒。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的重点进攻造成的。
一、蒋军的烧杀抢掠，破坏严重。1947年9月，蒋军占领诸城后，高泽区西楼村土匪、地痞流氓何子茂、何子运等发动叛乱，害死干部韩邦亮，勾结蒋匪军占据西楼，他们杀人放火，抢劫牲畜，极尽破坏之能事。有些村庄的干部和群众，匆忙作备战转移，影响了农田的耕作管理。
二、支前任务繁重，大部分男壮年劳力外出支前，致使荒地很多，有些田地由于缺乏耕耘，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三、夏秋两季，阴雨连绵，雨水特大，低洼地带多遭水淹。
四、由于在土改复查中“左”倾错误的干扰，长期以来在划阶级、定成分上缺乏客观标准，又加未能及时确定地权等原因，打击了不少劳动致富的“冒尖”中农，使不少干部、群众对时局耽心，怀疑党的政策，产生了“穷有理、穷光荣”的思想，不做长期打算，大吃大喝，卖粮制冬衣等。有时谷穗未待成熟，就剪下吃了。
总之，伴随着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而造成的灾荒是极为严重的。人们有的到外地投亲靠友，有人忍痛卖儿鬻女，有些外县妇女到五莲县生活较好的村庄临时嫁人糊口，待灾荒过后再返家园。由于大家的主食是地瓜秧和四两黄豆，营养严重缺乏，致使不少干部面黄肌瘦，或呈现浮肿，或便秘。
华东局于1947年11月移驻五莲县仁里区大茅庄一带。华东局领导对于当时严重的灾情十分关切。一面深入调查研究，一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和救灾问题，把生产救灾作为当时突出的政治任务。为统一生产救灾的领导，华东局决定：自华东局至各村庄，一律成立生产救灾互济委员会，领导大家在“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投入生产救灾工作。在生产救灾中，我记得有这样几件动人的事迹：
一、华东局负责同志率先垂范。有一次吃饭时，有位秘书在张鼎丞同志的小米饭碗底放了几块鸡肉，以改善他的营养状况。鼎丞同志发现后，立即严肃地说；“你们把我当作地主对待啦！以后不准使我特殊。我们要加强群众观念，发扬我党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言行一致的优良传统。”由于领导同志带头和大家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因此生活虽苦，而同志们的心情是舒畅的，毫无怨言。
二、大力组织生产，支援春耕春种。由于蒋匪军的破坏，畜力严重不足，华东局机关纷纷精简随员、马匹，支援春耕生产，干部们亲自牵马扶犁，摇★播种。同时，鼓励垦荒，实行三年免税的政策，号召利用房前屋后和一切闲地、荒地种植早熟粮食和瓜莱。鼎丞同志带头种菜，华东局机关干部仅在大茅庄春季就种菜四十余万斤，大部送给农民。
三、与老农座谈，充分挖寻无毒野菜救饥。当时扫帚菜、陵角嘴、柳树叶、平柳叶、梧桐叶、杨树叶、七七菜、爬山虎、山菜等二十余种，几乎成了人们的主食，特制是扫帚菜，剪一茬，长一茬，受益尤大。
四、反复提出对干部要贯彻“爱护、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和实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方针，纠正了前段那种“撇开组织，执行纪律，发动群众整党”的错误方针，以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干部和群众、贫雇农和中农的团结，使农村广大群众“同舟共济”，终于渡过了难关。
由于全党群众观念、政策观念的逐步提高，因而促进加强了党的团结和党群团结，全党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在不断提高。到1948年下半年，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五莲县的局面也大为改观。广大军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