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瓦解敌军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杭州之后，包围了上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倾听着传来的隆隆炮声，凝视着桌上的上海地图，从炮声中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动向，显然，连日来浦东方面的炮声自南向北移动，嘉定方面的炮声则逐渐向东移动，在地图上也就出现了解放军部队运动的两个箭头紧紧在吴淞口合围的钳形攻势。这是为了卡住吴淞口，不准敌人从水路逃走，以便全歼守敌。
面对着这一形势，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之久的策反工作，怎样在这解放上海的最后一役中，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发挥我们的作用呢？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委员王锡珍、李正文、田云樵领导下，我们的同志曾经建立了各种策反关系，现在就要分析形势，在战场的关键部位，选择突破口，瓦解敌军，配合解放军早日解放上海。
我们根据各方面搜集的情报，把国民党部队调动部署的情况，在地图上标出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国民党把它的近二十万主力部队集中在吴淞口周围，与我争夺出海口，在市区以西虹桥路一带的西线并无主力部队，但设了三道防线。第一线是交通警察第十八纵队，以堡垒为依托；第二线是江苏一带垮下来的地方保安队，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第三线是宪兵二团压阵，他们沿着铁路线，利用路基作掩护，构筑工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在交警十八纵队和宪兵二团都有策反关系，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我们脑海里酝酿成熟了，我们决定在几天之内加紧对这两支部队的策反工作，在西线撕开一个缺口，让解放军从西线攻进市区，使吴淞口方向的敌人腹背受敌。
5月22日，我同联系交警第十八纵队和宪兵二团的邵洛羊一起，作了研究和部署。茅禹（即茅铸九）是从浙江四明山地区来沪的党员，他通过社会关系取得了交警十八纵队副纵队长的职务。纵队长马柏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因病住院，茅禹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了指挥权。我们要茅禹在24日晚上，传下一道假命令，将部队撤至交通大学待命，同时，要茅派一可靠人员将部队后撤的消息越过火线送给解放军。部队后撤后，要茅禹到我们指定地点隐蔽，以保证安全。
当天下午，邵洛羊约见了宪兵二团三连连长王知理。王是湖南人，反蒋态度坚决，在1948年冬已和我建立了联系，曾将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复兴岛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的重要情报通知我们。当时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等。王表示愿利用担任会议警卫工作的机会，身带手榴弹去炸会议厅，和蒋介石同归于尽。我们当时赞扬了王的献身精神，同时对他多方面进行教育，使他懂得共产党人不采取暗杀恐怖手段的道理。1949年5月，王知理率所部宪兵调到虹桥路铁路沿线布防后，邵洛羊曾到阵地上和王晤谈，由王陪同到各个堡垒群巡视察看，详细了解布防情况。5月22日，邵洛羊布置王在24日晚交警十八纵队后撤后，也率部撤到汾阳路150号白崇禧的住宅集中待命，因为我们掌握那里的看守人员已逃避一空。还要他在撤退过程中尽可能把沿路散兵游勇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危害居民。王知理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22日晚，茅禹回到部队后，感到传达假命令和向解放军发出通知，在执行上有困难，即于24日晚上只身跑到指定的隐蔽地点。交警十八纵队在茅禹离队后，无人指挥，一些反动骨干、下级军官也大都跑掉。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后，士兵们把枪枝从碉堡的枪眼里塞出来投降。解放军才发现交警士兵被锁在碉堡里，费了很大劲才把碉堡的铁锁砸开，俘获了这批交警。
王知理在解放军发动进攻后，就率部撤出阵地。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市区解放后，邵洛羊赶到汾阳路150号时，王知理果然在那里集中待命，接受缴械，人数一个也没少。
以上两支敌军的瓦解，对我人民解放军突破西区敌军防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策动刘昌义反正
5月25日清晨，想到解放军进城以后急需地下党配合工作，没有顾得上吃早饭，我就骑上自行车出门。一路看到解放军部队已在市区遍布岗哨，有的地方解放军战士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休息待命。我想他们经过一夜的战斗，多么需要喝点开水，饱餐一顿，继续战斗。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几个搞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现纺织医院）集中，一则可以与沪西区指挥部马纯古同志取得联系；二则可以与进驻沪西区的部队进行必要的配合；三则便于协助西区的护厂工作。
上午8时许，我们与进入沪西区的部队81师联系上了。师政委罗维道婉言谢绝了我们提出的为部队供应粮食、开水，他说在郊区的后勤部队马上就要进城。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军事形势，我军两翼按照战略要求已在吴淞口合围，截断了敌人从水路逃窜的航道。西路部队已突入市区，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现在近四万敌军已被包围在苏州河以北、蕴藻浜以南的一小块地区。接着，罗维道以严肃的神情告诉我们，敌军占领了苏州河以北的制高点以后，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桥梁。有一个连队的战士在冲上外白渡桥时，遭到架设在百老汇大楼（现上海大厦）上的机枪扫射，伤亡很大。他还告诉我们陈毅司令员有批示，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部队不准携带重武器进入市区，即使手榴弹也要尽量少用，一定要把上海市区完整地接管下来，既要完成军事任务，又要完成政治任务。但是用轻武器压不住敌军的火力，我军的伤亡就较大。讲到这里，罗维道顿了一下，双眉凝聚，似乎在沉思怎样避开敌人的火力网，用最少的牺牲取得这个战役的最后胜利。
我们懂得一个指挥员是多么珍惜战士的生命和鲜血，他们强渡长江，攻克南京，横扫江南，现在又攻入上海市区，这些胜利都是战士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想到这里，我们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了。这时，我突然想起解放军最需要我们配合解决的不是粮食和开水，而是我们这条战线的工作。我请罗维道讲一下苏州河以北敌军部队的番号，或许我们可能出些主意，他告诉我们在造币厂桥以北主要是51军，还有一些杂牌军队。我怕情报有出入，追问了一句：“是不是王秉钺任军长的那个51军”。罗说：“是的”。我觉得有了些办法，就说：“王秉钺是东北军出身，过去我们策反过他，他当时态度不够坚决，对国民党尚有幻想。今天在重围之中，要他率部队放下武器，是有可能的”。罗维道听说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减少伤亡突破苏州河北岸敌军防线的好办法，立即向前线指挥部聂凤智军长作了电话请示。
罗维道回来告诉我们，前线指挥部很重视我们的建议，同意我们的意见。我立即把关系人王中民找来。王中民是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在国民党部队干过一阵，在伪国防部任少将部员，从事特种工作。退伍后，来上海担任伪海关税警大队大队长，和王秉钺是老朋友。我跟王中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和争取王秉钺放下武器的可能性，要王中民过桥去找王秉钺进行工作。想不到王中民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犹豫起来。他一怕王秉钺的副手是个军统特务，一到那里，就有可能被他搞掉；二怕桥两边都在打枪，有可能没有过桥就被打死。这两个顾虑我们给他一一作了分析“王秉钺身陷重围之中，你去帮助他摆脱困境，得到出路，决不会与你为难；至于打枪问题，我们可以下令，我方部队首先停止打枪，为你过桥创造条件”。我并向他指出：“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前去为人民立功。过去你对人民是有罪的，现在有大好机会，又不愿立功。我们虽然建立了联系，今后也很难相处下去”。王思想斗争激烈，要求让他回去考虑一下。我告诉他：“你不干，就请回去。我们另外找人”。就这样，王中民默默地走了。不到半小时，王又回来对我说：“老田，不要见怪，我想通了。我马上过桥去找王秉钺，一定要他率部放下武器。万一出了问题，我一个老婆、三个孩子，请照顾一下”。我说：“想通了就好。过去你对人民做过许多错事，今天你为人民立功，人民就会谅解你。万一有什么问题，你的家庭生活组织上一定会照顾的”。时间已是上午十时半了，我们与罗维道同志交换了意见，决定由81师派两个参谋，送王中民至前沿阵地，由造币厂桥过河，王中民被送到桥南堍连部后，立即通知我方部队停止射击，让王安全过桥。对岸国民党部队戒备森严，见人露面就拚命打枪，一时无法通行。王中民急中生智，在桥堍下敲开一家烟纸店的门，买了一张大白报纸，用墨笔写上“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然后双手举起，一步一步向桥北走去。国民党部队看到这个现象，果然不再打枪。王过桥后，就被送到敌连部询问，王说，要到51军司令部找老朋友王秉钺军长。敌连部觉得此人有些来历，就把他逐级上送，最后到了司令部。
在敌司令部接见王中民的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彼此都很惊异。原来王秉钺在浦东与我军作战时负伤，军长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刘昌义也是东北军出身，后来在西北军中混过一阵，和王中民也是老相识，汤恩伯仓惶逃走之前，交给他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任务，答应多少天内会有援兵到来。刘心知上当，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得困守苏州河以北地区。王中民说明来意后，刘昌义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王问刘有何打算？刘说：“他们都跑了，留下我撑这个烂摊子，只好拚下去”。王给他分析了形势：“现在退路都已切断，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解放军就要瓮中捉鳖，仁兄难道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刘不信任地看了王一眼说：“你讲的都是事实，可是你老弟不能代表解放军呀！”王告诉刘，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刘如果不信，可直接与共产党的代表通电话。刘提出要与共产党的负责人直接谈话。王中民立即从国民党51军司令部打电话到劳工医院与我联系。我要王叫刘昌义听电话，双方通报了姓名身份之后，我就单刀直入地说：“王中民是我们派来的。现在形势逼人，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刘昌义回答说：“形势已明确了，但怎样做，能否过来当面商谈”。我当即表示：“同意你过来当面商谈，谈得好最好，谈不好，保证你安全回去，让战场来解决问题”。双方约定在下午3时，由刘昌义通过造币厂桥进入我方防线，进行谈判。通话完毕后，守候在电话机旁的罗维道十分高兴，他立即打电话给前线指挥员向27军军长聂凤智作了详细汇报，并确定由聂凤智为主与刘谈判。
下午4时许，从造币厂桥北开来三辆吉普车，我们去了二辆车，一同开到虹桥路前线指挥部。会谈立即开始，我方参加的有聂凤智、罗维道和我等人，对方参加的就是刘昌义和陪同来的王中民。聂凤智先谈了当前政治形势，着重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八项谈判条件而自绝于人民，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有用武装解放全中国。联系到军事形势，聂军长指出，淞沪的国民党部队已毫无出路，据守在苏州河以北、蕴藻浜以南的弹丸之地，很快就要被摧毁。为了减少人民财产的损失，我们希望刘昌义先生当机立断，率部放下武器，走上光明大道。刘昌义表白了自己过去对蒋介石排斥异已，一直是不满的。过去想投靠人民，苦于没有机会。今天当然要靠拢人民，可以率部放下武器。刘又对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作了解释，他说：“虽然我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是留下来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有权命令和调动一切，但我的命令有些部队可能拒绝执行”。他扳着手指，历数着各个部队的番号和人数，有近三十个部队番号、十万多人、聂凤智当即表示，你的实际情况和处境，我们是了解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决心和态度。至于有些困难，人民解放军可以协助解决。刘昌义马上表示：“我前来会见聂司令，就是我的决心，态度就看我的实际行动了”。最后，聂凤智表示，你的决心既然已定。态度也很明朗，那么我去电请示三野陈司令员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已经是深夜十一时了。大家因紧张谈判连晚饭都没有吃。聂司令要司令部开饭解决肚子问题，并等待三野司令部回电。饭菜端上来的时候，我才想到今天从早到夜，还没有吃上一餐饭呢。
26日凌晨一时许，三野陈毅司令员回电来了。聂凤智当即宣布：一、接受刘昌义投诚；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刘昌义听后，要求看一看电报原文。他仔细地读了电文还注意地看了电报最后的署名。他对电文感到很满意，但提出一个要求，对第二条限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表示有困难，现在已过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也难以做到。聂凤智很干脆地回答说：“这确实是实际问题，那么限期推迟于中午2时前集中完毕”。刘表示同意，随即告别上车。我们送刘昌义仍由造币厂桥回到苏州河以北。
26日上午8时许，国民党部队沿苏州河北岸开始向东北方向后撤，人民解放军随即接管所撤防区。我们随部队在进入造币厂桥以北地区后，听到东面方向还有一处枪声，不久就平息下来了。事后，我们了解到有青年军残部拒不执行命令，占领一座大楼进行顽抗，很快被我解放军缴械投降。
从5月20日到26日，是策反工作最紧张的五天，也是八个月来我们的工作胜利结束的五天，这里记述的仅仅是两个主要的收获。我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仰望着在全市上空迎风招展的红旗，结束了过去的工作，走向新的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