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母亲从苏北解放区派往上海，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我们的家庭就此在上海组建，我的姐姐、哥哥以及我都先后出生在上海。很多人都以为我的父亲田云樵就此与上海结缘，其实，父亲经常与我们谈起，在1932年12月他就曾经来到了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也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腥风血雨干革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国民党反动派高举血淋淋的屠刀，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机关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破坏，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受重大破坏和损失。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但仍旧顽强坚持战斗，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保持畅通的联系，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1932年2月底，在山东济南市，年轻的共产党员田云樵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老柳（当时的化名，真名为武平）处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天，老柳把他带到一家旅馆里，介绍他认识党中央的交通员老严（化名），并让他与老严保持联系，传递党的文件和其他情报。当时他们规定，每次联系，都由老严先打电话给田云樵，接到电话后，田云樵马上到老严落脚的地方会面，接受任务。一般情况下，大都是接收党中央的秘密文件和各项工作指示，也有其他东西。接到文件或其他东西后，田云樵就立即转交给省委书记老柳。
通常，老严每半个月左右从上海到济南一次。在他将要来的几天里，田云樵就特别注意，待在他所工作的鹤丰烟草公司的店铺里等他的电话，为每月两次的联络接头工作做准备。
田云樵与老严担任着党的政治交通员的工作，使中共山东省委与党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2年10月初，发生了一件令田云樵极为震惊的事情。有一天下午，老柳的妻子急急忙忙地找到田云樵，忐忑不安地告诉他，老柳到青岛去开会了，原来约好的回来日期已过了好几天了，至今还没回来，可能发生问题了。田云樵听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他并不知道老柳去青岛，这几天也没看到他，还以为他有事在外面跑。
当时的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随刻都会被敌人抓捕，如果在约定的时间内还没有联系，那就意味着非常有可能出事了。假如省委书记出事了，对山东省委来说，可是极其严重的大事。田云樵心急如焚，赶紧与老柳的妻子商量如何处置安排济南的工作，他们立刻把济南的住所和相关人员做了转移和调整。
安排好济南的事宜，田云樵连夜踏上了去青岛的火车，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到青岛去打探消息。
到了青岛，田云樵住进一家小旅馆，然后，马不停蹄地根据老柳妻子提供的线索，先后到青岛中学、青岛电报局和《新民日报》社等处，可能有党的组织的单位去打听老柳的下落。在青岛中学，田云樵找到该校学生会的主席了解情况，得知最近该校被抓走三个人，其中有学校的一个教员。接着，田云樵又到电报局了解情况，得到的消息也差不多。当天下午，他又跑到《新民日报》社，再次证实了发生的情况。
当夜，田云樵赶上火车，回到济南，把得到的消息告诉了老柳的妻子。老柳的妻子立刻紧急撤离，善后工作处置得当。
过了三、四天，中央交通员老严来到济南，田云樵马上把自己在青岛了解到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老严听后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并了解他们的善后工作情况，要求田云樵马上写一份紧急报告给党中央。按照老严的要求，田云樵连夜给党中央写了个紧急报告，详细介绍自己去青岛了解到的情况，及善后安排，第二天一早交给老严带回上海。
由于突然发生了这一事件，老严临时决定，此次带来的文件不留下了，仍然带回上海去。行前，老严与田云樵约定了下次来济南接头的大约日期和联络方式。
事实证明，老严的决断是正确的。老柳等人被捕后，很快就向敌人自首，背叛了革命。“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第123页记载： 1932年10月5日，省委书记武平等人去青岛召开鲁东各县党代会时，被捕入狱。武平等自首。）”
（二）前赴后继赤胆心
1932年10月下旬，在田云樵焦虑的等待中，中央交通员老严如期来到济南。平时，田云樵与老严都是单独会面，老严会与田云樵聊上几句，有时还会说说大上海的趣闻。但是，这次会面时，田云樵发现多了一个人。据老严介绍，来者名叫老马，是中央派来的新任省委书记。虽然，田云樵知道这可能是化名，按照地下党的规定，不应该问的坚决不问。
接着，田云樵向老马简要报告了老柳去青岛开会，长时间没有归来，并且音讯全无的情况，以及他到青岛了解到的消息。同时，把自己在济南的居住地情况和职业状况都向老马一一作了汇报。根据老马的指示，田云樵把他带到自己在济南的家里居住，担任起掩护省委书记的职责。
在与老马结识的当天晚上，田云樵接受了一次生动实际的党课教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吃过晚饭，他和老马一起上街散步，边走边向老马介绍济南的社会情况和风土人情。交谈中，老马提出，希望田云樵帮他找一家大一点的浴室，还要带有单人的包房。对老马的要求，田云樵一时难以理解。在他的思想里，党的高级干部不应对生活有这么高的要求。况且，他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但是，初次见面，又是领导的要求，他也就不便多说。于是，他就设法满足了老马的要求。他陪老马来到济南市院前大街一个名叫浴德池的澡堂，要了一间包房，把口袋里仅有的一元钱充作了浴资。
等到老马脱去衣服，准备洗澡时，田云樵看到，老马的身上和脊背上伤痕累累，结满了疮疤。看着眼前的景象，田云樵大吃一惊，感到自己的心被重重地揪了一下。于是，他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老马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以后再告诉你。”
这时，田云樵才明白，老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地方来洗澡。后来，他从老马那儿得知他身上累累伤疤的来历：
原来，老马就是任作民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的堂弟，湖南省汨罗县人。1920年4月，进入上海地下党创办的外语学校学习俄文，并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国军队工作。1922年1月，在东方大学经罗亦农、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在东方大学肄业，由（共产）国际派到远东做华工工作，任中国工人部部长，并负责主编刊物《工人之路》。1925年4月回国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兼会计、组织等工作。1927年春，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参加筹建中央机关工作。同年9月又被派往河南，任省委宣传部长。
1928年4月，任作民同志在河南担任省委书记时，一次在与三位同志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被捕后，敌人对他使用了各种刑具审讯逼供，条条伤疤就是被皮鞭抽打的，一皮鞭就是一条伤痕，被打得昏过去好几次；还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呛得口鼻喷血。最残酷的是用烧红的铁块夹在两肋，血肉冒烟，使人立即昏死过去。连续多日的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逼出任作民同志一句口供。其余省委三位同志也没有一句口供。他们为党的利益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1930年1月，任作民刑满释放回到上海。1932年10月，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
田云樵在与任作民同志相处时，听了任作民同志叙述在狱中斗争的经历，如同聆听了极其深刻的党课，领会到做一个共产党员，应有坚定不移的立场，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也要毫不动摇。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有头可断，血可流，不屈不饶的大无畏勇气。
田云樵和任作民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田云樵匆匆离开了济南，就此与任作民永远地分手了。
当年12月间，在一个冬季阴冷的晌午，乌云低沉，西北风刮个不停，田云樵正在家里与妻子隋培素一起吃午饭，任作民急急忙忙赶回家，田云樵放下饭碗，赶紧招呼他吃饭。任作民顾不上吃饭，把田云樵拉到边上，告诉他，根据刚才得到情报，与田云樵一度有过联系的几名地下党员被捕了，其中有人已叛变。为了防止敌人进一步破坏，他果断地决定，立刻搬离原来的住处，安排田云樵马上赶到新的暂住处打前站，隋培素速速整理三个人的行李，随即会有人来把行李搬走。
任作民、田云樵和隋培素三人暂时到一个姓王的党员同志家躲避，任作民把他们三人的行李则寄放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宿舍里，约定寄放三天。
到第三天下午近四点钟，任作民与田云樵离开暂住处，在路上，任作民安排田云樵去取行李，告知他地址和联系人。他们边走边谈，一直走到魏家庄分手，田云樵独自去找那个铁路工人的宿舍。
田云樵找到那条街，街很小，找到门牌号码时，他看到街门开着，里面是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站立两个警察。田云樵顿时警觉起来，立刻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顺街走过去，没有冒冒失失进院子。天已黄昏了，田云樵没看清楚警察在干什么。他顺街走过去转了弯，又折返回来。他故意放慢了脚步，走过那个院子时仔细往里看了，只见他们寄放的行李都丢在院子里，几个警察正在翻看搜查田云樵的箱子，他箱子里的照片和几本书籍被丢在地上。田云樵意识到这里肯定出事了，情形非常危急，他必须尽快向任作民报告，迅速采取行动，避免更大的损失。
田云樵一离开这条街，立刻加快脚步赶往魏家庄。此时天已蒙蒙黑了，田云樵与任作民在魏家庄分手时 ，田云樵不知道任作民是到哪户人家，现在天黑了，更是不知如何寻找。
田云樵心急如焚，尽管天气寒冷，但他头上都冒出细细的汗珠了。他在这个小小的魏家庄转来转去，揣摩着任作民可能进了哪一户人家。他看到有户人家的街门没有关，便想好了说辞，走进去了。
院子里三间房里都没有点灯，也没有人的声音。看到里面还套有院子，田云樵就悄悄地走进了里院，只见里院有间屋子点了灯，有人在说话。田云樵走到窗下一听，像是任作民的声音，他欣喜若狂，赶紧就去敲门了。
出来开门的是个青年学生的模样，他就是向明同志，原名巨同璞，1931年4月加入共青团，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任中共沧口区委宣传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0月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田云樵当时也不知道向明同志的身份，直到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他们又战地重逢，那是后话。）
任作民跟在向明后面也来到门口，他看到是田云樵，顿时感到很惊讶，立刻招呼田云樵进房间，并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田云樵马上一五一十地向任作民汇报了寄放行李的联络点出问题了。
任作民沉思了一下问田云樵，“箱子里有些什么东西？”
田云樵边想边说，箱子里有几张照片，是他在益都县立师范学校临走时和同学一起拍的集体照，有十多个人，其中也有最近被捕的地下党员王芸芗。
任作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田云樵，“你做地下党工作怎么就不懂，你们是不能照相的，这是最容易被暴露的。”
突然发生了这个紧急情况，敌特随时随刻会顺藤摸瓜破坏党组织，任作民思索片刻，迅速作出决定，要田云樵立刻撤离开山东，切断一切与田云樵有关联的事物，避免敌人追查到田云樵，然后牵扯到省委机关。
他安排田云樵到上海去工作，而且说走就走，连夜动身。他对田云樵说，你要走在敌人追查之前，你的组织关系我给你转到上海去，你到上海住福建路吉祥里，这条弄堂里有两个小旅馆，你住进弄堂的第一家“吉安大旅馆”，住在旅馆里，接关系的会到那里找你。任作民还与田云樵约下了接头的暗号和方式，同时吩咐他把隋培素也一起带离山东。
田云樵关切地问任作民，“我一走你怎么办？没人掩护你，住的地方也没有，行李又掉了，你刚到，又不熟悉，我不放心啊！”任作民说，“不要紧，我有办法。”
向明也对田云樵说，“你放心，还有我们呢！这些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行前，任作民给了田云樵几十元做路费和生活费，催他一定要赶上当天的夜车离开济南。就这样，田云樵与任作民匆匆一别,就再也没有执手相见。1933年2月，因叛徒出卖，任作民被捕，再次受尽酷刑折磨。1937年，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获释，以后辗转湖南、延安等地,继续为党工作。1942年2月20 日，因病在革命圣地延安逝世，年仅42岁。
田云樵在1982年所写的《怀念任作民同志》手稿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后来听到济南的消息，我离开济南的第二天早上，警察到我工作单位搜捕过。说明老任的估计、布置是完全正确的。王芸芗的被捕和行李的丢失，我已暴露了，已不宜做老任的掩护工作了。”
田云樵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准备,甚至放在恒记商行里的替换衣服都没去拿，急忙跑回暂住地，带上隋培素一起，火速赶往济南火车站，义无反顾地踏上南下的旅程，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为了不被引起怀疑，他俩特意在火车站附近的旧衣店买了条破被子，伪装成行李，作为掩护。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颠簸，田云樵到达上海。
（三）出生入死上海缘
大上海，对于初来乍到的田云樵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与陌生。
1932年12月，田云樵到达上海后，就按照任作民的指示，住进福建路吉祥里的一家旅馆里，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关系。
由于当时整个中国风雨飘摇，外患内忧，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国民党十九路军违命抗战，“一·二八”战事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再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同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伙同汉奸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同年6月蒋介石政府开始对中共苏区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也在其统治区大肆追捕共产党员，不断破坏中共党组织。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根据地，在上海建立了上海中央局。此时的上海到处笼罩着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开展党的地下组织活动非常艰难，这就给初到上海来接组织关系的田云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当时，他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非常少，交了旅馆的押金后，剩下的就少得可怜了。
俗话说，等待的日子最难熬。田云樵在旅馆里焦急地等了一个星期左右，还是不见来人接头联络。这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几乎用完，旅馆的老板一天几次来催促交钱。田云樵付不出钱，又不能离开。于是，他只能忍气吞声，每天硬着头皮听老板的谩骂，甚至被断绝了开水等基本供应。
田云樵生怕错过与党组织接头，况且还不能随意暴露身份，以防不测，因此不敢外出打工挣钱，空有近1米80公分的大个子，只能有时在弄堂口站着，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内心的焦虑是难以言表。
几天后，老板除了谩骂，又想方设法把他赶走。这时，田云樵心里想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如果离开这里，再也找不到党组织了。于是，他只好装病耍赖，睡在床上，任他辱骂，决死不走。
这样难熬的日子足足过了半个多月，而隋培素却真的病倒了，发起高烧。他们没钱看病，只能硬撑，两个人都极度消瘦。这半个多月，对田云樵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焦虑万分。夫妻两人每天靠着算计好的几个铜板买几个大饼充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继续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关系。
1933年1月，在田云樵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他们俩处在完全饥饿状态时，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有一天，党组织派一位女同志来接关系。那天来接头的同志刚踏进房门，老板就追逐而至，跟着来要钱。幸好来接头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马上替他们付了旅馆费。看着田云樵如此狼狈的样子，忙向他解释说，本来早就来接关系的，因听到山东方面的消息，原来与田云樵一起工作的原省委书记老柳已经叛变，就没有马上来。组织上在观察田云樵这里是否有异常迹象，没有绝对把握是不能贸然接头，当时的形势确实极为严酷。
第二天，来接应田云樵的同志带着他俩去寻找落脚的地方，在四川北路横浜桥找到一个三楼亭子间，作为他们暂住之地。
第一次来到上海的田云樵，对一切都感到非常陌生。熟悉环境、熟悉社会、熟悉工作，是他到上海的当务之急。最初的日子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家学习文件，了解情况。时常到他家来联系的先是最早与他接头的那位女同志，不久，换成一个称呼为小李的年轻人。这个小李成为他在上海与党保持联系的桥梁。
春节过后，曾在山东与田云樵联系的中央交通员老严来了。久别重逢，特别是在异地他乡意外地与老友相逢，田云樵内心非常激动。他拉着老严的手，急切地询问起家乡党组织的情况，还有令他特别挂念的任作民的情况。
老严详细地介绍了山东党组织的最新情况，使田云樵如同探了一回亲，心里顿时感到非常的轻松愉快。在交谈中，老严还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情况，看他日常用品很少，影响到基本生活，没过几天，就让小李送来一些生活用品，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在上海短短的两个多月期间，党组织已经安排他多次搬家，变换住处，敌特在凶狠地追捕和破坏着中共地下党员和党组织，形势是异常的艰险复杂。
1933年3月底，小李带来一位领导同志，找田云樵谈话。他说：“考虑到你是北方人，在北方做工作更加方便合适。因此，党组织决定分配你到中共北方局去工作。”这位领导同志还介绍，中共北方局设在北平，主要负责领导华北地区各省份党的工作。
建立北方局主要是为了对付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
1933年初，经过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三次大破坏，党的组织已经很难在上海继续立足生存；党的中央机构在上海也难以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决定搬到苏区去。这样一来，党对北方地区的领导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有鉴于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局。
中共北方局第一次成立后，很快遭到国民党军警当局的镇压破坏。党组织调田云樵去，是为了重新建立中共北方局，需要调一些同志去工作。
听了领导同志的介绍，田云樵精神一振。他坚定地表示，完全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以随时服从党的安排，说走就可以走。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小李通知田云樵出发。出发前，小李向田云樵交代了到北平后的联系人以及接头的暗号，还给他带来了所需的旅费、服装费和三个月的生活费。
田云樵第一次上海之旅就这么快的结束了，他没有想到，此次上海之行，竟然使他与这个蜚声中外的远东国际大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没想到的是，后来，他的革命经历与奉献也与上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还在上海走向不平凡的人生终点，画上了圆满的人生句号。
田海涛201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