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料峭寒冬，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在逃离南京前夕下了一道命令，杀害了长期在宁、沪以及江西、贵州等地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的中共党员卢志英同志。
烈士卢志英经历片断
卢志英，原名卢志江，又名卢涛、卢育生、周至坤。1905年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望仙埠村一个农村家庭。卢小时候曾上私塾，1920年，转入县乙种蚕桑高级小学，后家贫辍学。1923年，他离开父母，跟随一个旧军人到东北去当兵。在东北，他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受训。1924年，提前毕业后，分配到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二营二连当司务长。卢志英随军转战，目睹军阀混战，兵匪所至，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深感军阀部队只能残害人民，无法实现他爱国爱民的理想。1924年初，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广东革命政权建立，消息传来，他毅然脱离奉系旧军，只身南下，寻求革命真理。
1925年，他到了郑州、洛阳，结识了王乐平和续范亭，经他们介绍进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在这里，卢志英与共产党员南汉宸、赵惠尘、姚继民和刘仲华朝夕相处，钻研革命理论，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启迪。1925年，他由刘仲华，王乐平（一说姚继民、刘仲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卢志英奉命去甘肃开展军运工作。他打入国民军第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次年，任国民军骑兵第三师第八旅十六团二营营长，又调任第三师参谋主任。为响应北伐，他率领一营骑兵起义，起义部队在甘肃、宁夏之间，沿着黄河向南疾走。后遭追兵袭击，弹尽粮绝，他左腿负伤，仍坚持带着一些士兵杀出重围。
起义失败，卢志英打入冯玉祥部工作了一段时间。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西北军开始“清共”，卢志英奉组织指示，到陕西关中一带的旧军队中搞军运，他的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1928年春，因策动士兵起义，卢志英被驻军候保杰部逮捕。后经思想进步、见义勇为的女教师张育民设法营救出狱。
1928年，卢志英到北平组织学生运动，他以中国大学法律系旁听生的身份掩护活动，一起工作的有项与年（梁明德）。同年春，张育民离开泾阳县官道村老家，去北平找卢志英。她按地址找到前园恩寺，先是项与年接见了她，安排了住处。尔后，卢志英去看她时，介绍自己的第一句说：“我，卢涛，卢志江，就是蒲城的那位囚犯。”后卢要张进北大医学院护士专修科学习。
这年8月，她们结婚了。
1929年夏天，他到天津，进中央顺直省委举办的白区党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仍返北平工作。
1930年，卢志英调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军委为争取杨虎城反蒋，这年冬天，又派他去西安，利用他与西北军的老关系，到杨虎城部开展军运、统战工作，并在士兵和低级军官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经南汉宸介绍，任西安绥公署少校参谋兼教导队长。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对王世英的活动有所察觉，决定逮捕他。王世英获此消息，即把工作重新布置后，秘密离开南京赴上海。特科领导决定，派卢志英到南京，替代王世英的工作。卢志英到宁后，接收了王世英交予他的打入国民党复兴社的郭春涛、李捷年、贾绍谊等，和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铁道部、立法院、军校和铁甲车巡队的王昆仑、王维甫、崔震山、左管之等关系。他依靠组织，积极经营，又先后发展了王昆仑和杨济邦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冬，他不幸被捕，遭受到敌人严刑拷问，备受折磨。他志坚如钢，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1934年，经组织营救出狱。
“铁桶计划”：庐山迷雾中的较量
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又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有纳粹德国的塞克特顾问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他自任总司令，强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军事上实施步步推进的堡垒政策，兵力上先后调集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并以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旨在血洗苏区，扼杀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亟需这方面的军事情报，l934年春的某一天，原同盟会会员，早与中共地下党建立合作关系的莫雄（全国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病故）携带了两份委任状，由南宁赶到上海，分别找到了莫钺（呜周）、严希纯、项与年和刘哑佛等，说国民党刚委任他担任江西省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要求中共组织上帮助，为他那个机构配备得力的干部。经党组织决定，派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贾绍谊、丘吉夫（镛，又叫小张）等，到江西德安、南昌，并在莫雄掩护下开展活动。
五次“围剿”的反共军事指挥中心设于庐山，而江西第四专区和保安司令部所在地德安县，正在重峦叠嶂，云雾笼罩下的匡庐脚下，是个了解蒋军活动的绝妙位置。1934年3月，莫雄带着共产党员卢志英（任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项与年（任情报参谋）、刘哑佛（任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等文武官员，走马上任。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也在这时去南昌和特科的丘吉夫一起，以行医为名，挂起“张育民诊所”的牌子，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
卢志英等到德安，根据党的指示，即与当地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共同协助莫雄做出“剿共”胜利的假情报，以骗取蒋介石的信任，然后再伺机行事。卢志英等对德安地区的“军事行动”作了巧妙的安排，由项与年先向地方红军通报行军计划，让红军按图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带着莫雄的部队，按行军日程，同红军“开仗”，一一“击退”红军，“消灭”当地的苏维埃政权。不久，整个地区的红军“销形匿迹”了。这样，由秘书刘哑佛草拟的连篇累牍的“剿匪”战情，不断地转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之中的效果：莫雄不断受到“通报表扬”和“传令嘉奖’’，德安地区在全省“考绩第一”，成为闻名遐尔的治安“模范区”。由于莫雄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和特殊礼迂，使他有机会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剿共”会议，甚至破格出席国民党的军政高级会议。同时，莫雄利用与特务头子康泽相互熟悉的关系，为卢志英陆续介绍不少人打入康在星子（庐山南麓）主办的特高班。不久，获取南京政府有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绝密军事情报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由赣、湘、鄂、豫、鲁五省主席和嫡系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参加的绝密高级会议，商讨加速“剿灭”苏区的军事部署。在这个会上，宣布了由塞克特拟订、并早已付诸实施的“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随同这个计划发出的文件有三、四斤重，包括包围的图表、计划书等几十份。每份文件上都打着“绝密”印记，还按出席会议者的名字编了号码。蒋介石在闭幕时大放厥词说，剿共大业已握胜券，希望各位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莫雄被蒋介石特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从庐山带着文件包回到德安县他的司令部后，把全部绝密文件交给了卢志英等，莫雄的义举行为，终于拨开庐山浓雾，大家看罢，面面相觑，大为震惊！
这些文件所反映的内容，说明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马上报告党中央，速谋对策。卢志英等立即动手把文件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由项与年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连夜送往瑞金。党中央得到这份情报，高度重视。而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由此，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长征途中，中央领导同志谈到了这份重要情报时曾说，搞情报的人是有功劳的。
“空城”：活跃在敌封锁网里的共产党“专员”
1934年12月1日，当主力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后，卢志英又接到新的任务，前往贵阳搜集敌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西征的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遗将。由于莫雄在江西“剿共”有功，1935年，蒋介石再次把他调到贵州毕节任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命令他堵截红军。莫雄安排的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队人员，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卢志英被继续任莫的参谋长。卢来到毕节后，以职权上的有利条件，为红军提供情报。
这年冬天，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前，卢志英利用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畏惧红军的心理，示意他主动撤离毕节；莫雄带领其眷属、随从，则暂且避走该城。卢则坐镇空城，调动可靠的彝族保安大队在城郊“布防”，并负责城市的治安。这样，由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9日，较顺利地进入毕节。这支长期奔波、转战黔省的部队，在这里休整了半个多月，于2月27日又踏上征途，进入乌蒙山区。后来，人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限深情地说：“当时毕节城实际上有两个专员，一个是公开的国民党的专员莫雄，一个是秘密的共产党的‘专员，卢志英”。
1936年，卢志英和张育民离开贵州，去江西找到刚满周岁的儿子——容儿，一同返回上海。
后蒋介石以莫雄“通敌放共”罪，派飞机到贵州，将莫雄押回南京，囚禁了105天，才获保释。
1956年7月29日，王世英为莫雄事致信中央统战部说：“……1934年，他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有项（与年）、卢（志英）、丘（吉夫）、刘（哑佛）等，一些下面同志名字记不清了，……。为此，在他掩护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设立了商号，在德安即以他的专员公署为据点。”信中又说：“总之，在江西这一阶段，莫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故应予特别照顾。”
1956年8月8日，李克农为莫雄事写给陶铸的信中这样说道：“莫雄先生在大革命以后即靠拢我党。在党最困难的年代里，供给过不少情报，掩护过不少同志……。他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是有一定功劳的，为人有正义感……。”
“联抗”：初期的一名军事指挥员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战火西延，整个江南成为战场。很多地方部队，各自为政，群龙无首，难以形成抗日的铁拳。1937年底，卢志英奉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之命，到江南水乡去发动群众，接纳抗日志士，组建抗日力量，并联络国民党的武装和地方实力派，在我党的正确方针下，抗击日寇。卢志英和同志们日夜奔波于苏、锡、澄地区和阳澄湖畔，先后改造和收编了几支抗日的小部队，并把他们交给了新四军东进部队。
1939年底，卢志英调回上海做情报工作。他为了打进日寇的禁区——虹口区活动，经请示上级同意，决定以供应国际难民面包为名，设法在虹口开设一家沪丰面包厂，他自任厂长，借此注意日军动向，收集情报。
他又经过老友郑世农协助，在西藏路开设金龙三轮车制造厂，郑又开设了大中华咖啡馆和唐拾义药厂作为秘密联络点。由于，他有了掩护身份，又设置了一些秘密网络，更利于开展情报活动。
1940年2月，党中央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于7月渡江，与江北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东进黄桥。10月上旬，在八路军第五纵队策应下，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新四军为了进一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迫切需要一批外围军，运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国民党的军队和地方士绅，达到能更广泛地团结人民参加抗日斗争。因此，陈毅指示黄逸峰树起“联抗”旗帜，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由于缺乏一个合适的军事指挥员，经过30年代同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战友黄逸峰推荐，党组织批准，卢志英北去泰县一带协助黄逸峰工作。同年夏，卢志英化名周至坤到了曲塘，他既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又善于进行统战工作，是黄的一个好帮手。1940年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在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任司令，李俊民、周至坤任副司令，周兼参谋长，“联抗”以外围军的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担负起抗日救国和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部队一成立，就亮出了团结抗日的旗帜，吸引了大批爱国人士、进步青年云集参加，在当地掀起一股抗日热潮。1941年2月，在陈毅、粟裕的统一指挥部署下，“联抗”部队除少数人员留守曲塘外，大部参加了对李长江投降日伪的讨伐。在攻击马沟镇之敌时，周至坤带领“联抗”干部训练班学员一起上阵，并命令学员先开展政治攻势，高喊劝降口号，于是：“不当亡国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之声四起，马沟为之震动。天微明，四大队、二大队和干训班学员，相继从街西、河南冲迸镇内，敌人拼命逃窜。数日后，“联抗”司令部又奉命率四大队回曲塘，在胡家集与曲塘间，阻击增援日军，激战二个多小时，毙伤敌人10余人。7月20日，敌伪军17000人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分四路出动，合击盐城，开始了对新四军军部和盐城地区的大“扫荡”。“联抗”在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下，配合三师黄克诚部参加了反“扫荡”战斗。21日，“联抗”部队在宋家楼北与日军相遇，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均有伤亡。8月上旬，周至坤率四大队，在顾家集东构筑工事，阻击东侧来犯之敌，以掩护军部等单位的安全转移。第二天上午四时，阜宁的日伪军窜至顾家集东，“联抗”部队即与敌军交火，激战2个多小时，完成了军部交代的阻击任务。参加这次战斗的“联抗”司令部作战参谋张建新回忆说：“我亲身和周志坤在一起，更看到他在战斗中沉着指挥，战斗中果断坚决。”
8月下旬至9月，“联抗”部队到阜宁县洲门镇休整，并担任军部的警卫任务。“联抗”司令部作战参谋张建新，经常去军部联系、请示工作，这时周至坤也住军部。有一次，张建新去看望周时，周对张说：“遵从组织上决定，将去上海工作，以后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联抗”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
十里洋场：涡旋于魔窟间的斗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翌年1月，刘少奇找周至坤进行谈话，布置新的任务：决定派他重返上海开展情报、策反和采购军需物资工作，为利于工作，可以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活动地区主要是宁、沪、杭地区，也可以远及武汉、香港、台湾；并相应地建立地下交通线。从这时起，活跃在江北身穿戎装的“联抗”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坤消失了，十里洋场上再次出现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沪丰面包厂厂长卢志英。
卢志英回上海，就去拜访久违的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又称大日军上海海军部部长）。4年多前，日军刚侵占上海时，常为租界内的国际难民（指犹太人）和部分欧美侨民的面包供应问题而烦忧，当时这些侨民（约三、四千人）都被集中在杨树浦一带的禁区，一般商人不敢问津。卢志英为了从敌人心脏地区获取情报，在郑世农协助和共同策划下，于长阳路226弄内租房设法开了沪丰面包厂，卢化名周育生任厂长，郑世农任财务经理，霍承仙（卢旧友东北军张作霖部属）任营业部经理，并由霍承仙陪同卢引见保岛。由于卢志英足智多谋，又通日语，甚得保岛的赏识，他们不仅达成了供应面包的交易，而且成了“朋友”。面包厂厂房设在禁区，送面包工人在禁区可以通行无阻，有机会了解提篮桥监狱关押“犯人”的情况，以及日本军需部门的情况，为营救同志和设法搞到军需物资提供情报。卢志英这次返沪，以在外经商失败，回沪重操旧业为由，去拜访保岛。此后，他也不时去保岛家作客。
1943年4月的一天，卢志英去保岛处，见保岛神色十分颓丧，谈话间，卢志英得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给日本侵略者极大的震动，保岛也终日不安。卢志英利用保岛笃信佛教、相信算命的弱点，以他脸上新长的一颗黑痣，与之“卜算”祸福无常的未来，劝保岛要为自己留后路，不要再和中国人作对。保岛对卢志英的“推诚相见”十分感激，对他更为信任。从保岛口中，卢志英曾得到日军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的消息，他设法及时报告了领导人粟裕，使我方部队早有应变对策。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卢志英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渠道和日伪的军警、特务机关拉关系，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利于获取各种情报。他曾结识在汪伪特务机关里混事的汉奸盛杏荪（外号老三，其父盛宣怀当过清朝邮政大臣）。卢志英为利用他设法打进特务机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慷慨大方、挥金如土、吃得开兜得转的大商贾，和盛老三打上了交道。盛老三爱贪小便宜，嗜大烟如命，卢志英特地搞了一些云南烟土，低价让给了盛老三，让他尝到甜头。一来二去，卢志英便成了盛老三的座上客。卢志英利用了盛的关系，结识了一些三教九流的头面人物，包括青红帮头子，从而开拓了他工作活动的阵地。
为了进一步猎取日伪情报，卢志英十分重视同日伪军警机关的广泛联系。他通过“山东同乡会’’这个组织，认识了一批汪伪军警界人士：日伪维新政府时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汪伪警察局长苏成德等。与这些人有交往后，一则探听他们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情报，了解国民党投降派和汪伪政府的秘密交易，二则可以利用他们掩护自己，以经商为名，给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粟裕三次过长江，卢志英二次为之提供了日伪军的情报，以及输送了一些军需物资给我部。一次，他自己驾驶小轿车，内藏枪枝数捆，要张育民打扮成阔太太，以蒙蔽敌人，从而顺利地通过了日伪卡哨，汽车直驶上海郊区，在约定的地点，交给了前来接应的我方人员。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后，卢志英得到组织上的通知，要作好着手接管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工作。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敌军妄想封锁消息，卢志英迅速布置工作同志，贴出《告上海同胞书》，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市民。当保岛知道卢志英原来是共产党员时，大为惊讶，他不得不敬佩卢志英长期涡旋在上海地区的才华和能力，并答应立即交出他所藏的武器和物资，以便留有生路。卢志英通过地下交通线和市郊游击队将能运走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用船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卢志英接到组织的指示，放弃接管上海的计划。
雨花台：疯狂黑暗下的斗争和遇难
抗日战争胜利，卢志英仍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苏皖地区成立华中分局。是年冬。分局通知各地把华中地区的情报工作和重要情报关系统一于分局情报部（对外称联络部）。于是，卢志英的组织关系经粟裕转至分局情报部，由邵长扬帆直接领导。卢与情报部约定在上海的秘密通讯联络地点是：上海东熙华德路801号转卢志英。
蒋介石从峨嵋山上下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特务也从天上、地下争到京、沪等富庶地区，劫收财物，大搞“五子登科”，又四出活动，扩充势力。卢志英借此与上海中统特务季元溥、孙云峰“交朋友”拉关系，进行反间活动，季、孙委他为区室副主任，俨然一名“中统”成员，进出中统上海市首脑机关——亚尔培路二号，但卢去时，是有所防范的，曾要陈惠和在附近等候，观其是否安全出来。他又通过关系，搭上了美国在沪情报关系白沙•特等，相互交换情报，白沙•特给卢中美合作所材料，卢给予国民党特务材料。他获取的情报，经交通送淮阴。
1946年3月间，卢志英去解放区分局情报部汇报工作，扬帆与之作了长谈，并阅读学习了党的文件。他在情报部逗留约1月返回上海。1947年1月，情报部北撤山东，卢志英奉命遂与情报部领导的设在江苏海边、由吕炳奎主持的海防委员会（简称“海委会”）取得联系。
1946年夏，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内战爆发，上海又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卢志英积极工作，发展党员和工作关系有70人左右。1946年7-9月，卢系情工人员王承洪获得国民党太子军坦克兵团调驻上海，及该兵团的番号、兵力配置、武器装备等情报。卢系情工人员又打入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和沈阳的《力行画报》等处，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军政情报。诸如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参谋处绘写的华中军事态势机要地图（含文字说明）、徐州绥靖公署辖区内驻军的番号、兵力、后勤和人事背景等情况、苏皖境内僻远地区增设小型集中营的情报，以及交警十四总队驻铁岭分布情报等。1947年2月，卢志英一度还派唐戍中、陈恩夫妇利用《和平日报》记者身份去过台湾，适逢“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被迫撤回上海。
不料，就在这一时期，卢志英系统内出了秘密投敌充当内奸的叛徒张莲舫（解放后，张逆被捕伏法），使卢志英及其系统几乎全军覆没。
叛徒张莲舫的所作所为和违反组织原则的表现，卢并非毫无察觉，但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当时，只命张交出联系的同志，切断了与一些工作关系。可是，张莲舫这条变色龙，早叛变革命，甘心投敌，先向国民党社会局出卖手枪，卖身投靠，得法币四十万元。此事，正巧撞在打入社会局任副局长的中共党员李剑华手中，未酿成大祸，李即转报组织，可一时不知张逆属何系统。同时，张莲舫又投中统，向中统党派组供出他所知卢志英的活动、与华中分局情报部的关系，以及他所知道的工作人员等情况。从此，卢的一些活动处于特务秘密侦查之中。当时，中统预谋放长线、撒大网，妄图接触我领导层，窥探组织机密，先预谋密捕卢志英，继之，由张莲舫充当卢志英系统的领导，把全部组织控制在特务机关掌中，再要张冒卢派去的名义到淮阴与领导机关接上关系。后因特务机关内部手脚慌乱出了破绽，叛徒张莲舫贼胆心虚，不敢去“闯险”，敌人的魔掌即伸向卢志英。
3月2日下午，卢志英去河南路天后宫附近一个同志家里晤面，后旋即出门，但已有特务两人骑自行车飞速而来。卢志英疾步走出弄堂，跳上一辆电车，那两个特务也紧跟上来。过了一站，卢志英跳下电车，那两人也接踵而来。卢志英加快脚步，走到八仙桥青年会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今青年会宾馆）门口时，不意又来五个中统便衣特务，他们把卢志英挤迸汽车公司，硬推上出租汽车押走了。
同时或先后被捕的同志，连同伟达食品公司、大东食品公司和瑞聚成食品店内的工作关系和同情者、以及张育民、卢子卢大容、张侄子张军战约四十余人。尚有部分同志，受卢直接领导，与叛徒张莲舫并无工作上的联系，或经其他同志发展的工作关系，所以没有落入敌人的魔掌。
卢志英被捕后，敌人使用电椅、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酷刑拷问，要卢志英交出整个组织、交出全部党员名单。卢志英的跗骨受刑碎裂，毒打后小便出血，他咬紧牙关，拒绝回答。
后来，敌人将卢志英解到苏州，关在章仲巷一号中统监狱。他的妻儿也接着被押来。一天，敌人特别安排他和妻子见面，企图用夫妻感情软化他。卢志英见了妻子，跛着脚站到妻子面前。强打精神，深情地说：“他们把你也抓来了，他们的用心好苦啊！他们想利用我们夫妻之情来软化我，但我卢志英不会为儿女之情而爱惜一颗头颅。他们不会懂得，人类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筑在崇高的理想之上；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从容就义，视死如归；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为了理想，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被捕的同志和一些关系，也受尽折磨，遭到拷问。
敌人同样不放过张育民和二个孩子，进行了审讯。张一味推托搞家务的，一无所知。特务一无所获，叛徒张莲舫也不知底细，关了一段时间，他们被释放了。
初冬的金陵，寒气逼人。敌人从卢志英身上毫无所获，便将他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囚禁，漫漫长夜，寝不安席。1948年12月l7日，张育民去探监时，敌人不让见面，只从监狱里送出一件皮大衣。张育民回家，发现皮大衣的领子里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纸上用铅笔歪歪斜斜写了几首诗：
不期被难又同室， 倾吐衷肠两相知。闻君伉俪已就义， 常留肝胆照青史。
铁镣锒铛恨倍增， 狱卒狰狞肆凶残。伤心最是囚婴泣， 凄凄切切震心弦。
马依者狄克，奥斯威辛，（注）消灭不了欧洲人民反抗的心！柏林和罗马两位暴君，
终于在人民面前粉骨而碎身。中国的残暴者及其一群，
虽然凶暴了二十年，你们的末日即将来临。纵然是帝国主义者全力支助，
也挽救不了你们的失败命运。
在纸的反面，他还用铅笔写了八个大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这些诗篇，充分体现了卢志英对敌人的无比憎恨，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以革命者宽广的胸怀，迎接即将来临的明天。
胜利给敌人带来的是疯狂。
1948年12月27日晚，月黑风高。牢门打开，几个狱卒强将卢志英带走，四周萧然，传来难友的轻轻地啜泣声。卢志英一走进审讯室，尚未站定，特务就按照预谋，迎头一棒。灭绝人性的匪徒，立即用浸过药的棉花，塞进他的嘴巴，又用毛巾勒紧了他的脖子，把他装迸一口早已备好的木匣里，由汽车运到雨花台的山坡下，草草掩埋在密林里……
卢志英就义时，年仅4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