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党史人物》一书中记载的我父亲谢绍唐生平简介，我看了几遍，基本符实。我再补充点。
他在南方还当过兵。在大通煤矿还教过书。
从淮南回来他背着我祖母卖地自筹资金组织自卫武装。
在孙斌全做了工作后才认识到红枪会的真面目，拉出部分人跟着孙斌全参加了区中队。
1946年北撤到黄河以北的乐陵县，住在彭家村。
那时家属不分老小 每人每天斤半小米。长住下来上级号召生产自救，妇女们㨥鞋底 。每双十斤小麦（布料蔴上级供）。彭家村是个大村，住较多家属，附近还有我后方医院。
我家有头毛馿，为医院磨面粉（赚麸皮吃），做豆腐（赚豆腐渣吃，其他家属也拿）。
我家住在村支书家 。村支书彭振坤与我父亲说，这里家属很多又有后方医院 村民兵武器不多，能否支援点武器。我父亲就把一支步枪支援给他们了。当时 他们也没白要，给了点北海币（当时在解放区流行的货币）做做豆腐的本钱用。
1947年底或1948年初，开玩笑展《三查三整》运动，批判我父亲倒卖枪支，他不付，撤职开除，他也不买账，这里不能干革命，别的地方也能干。
以上被开除事是我1981年才知道。我1979年初到南斯拉夫工作两年，1981年回国 。暑假我约哥哥姐姐妹妹来贾汪团聚（从1945年后哥姐参加革命，全家没团聚过）。在聊天中知父亲的退休工龄从1948年回到贾汪算起。究其原因，才知道被开除的经过。我认为不公 ，我就到处写上诉材料 。最后在孙道南，刘向一（武委会主任，父亲是付主任）过问下，才予评反， 由退休改为离休。
我再介绍一下我父亲的家庭情况：
我祖母是杨家埠人，家里做糖果（自制）生意。她很有理财头脑。嫁到谢家后，勤劳持家。育有二男一女。在我父亲八岁时，祖父病逝后，她把娘家陪嫁都卖了，连女人的花裤腿（我没见过，那个年代时兴）都卖了，还去给后庄（刘庄）地主刘家老太太（她娘家的本家）当佣人，攒钱买地。在荒年时她吃糠咽菜（连杨树花，俗称毛毛虫都吃），省下粮食放高利贷，买地。她对我父亲特溺爱，只让他一人读书。好吃的都给他吃，养成他的任性。
我伯父育有一女一儿，但伯母作风不好，与人通奸，被伯父开枪打死，伯父死在济南监狱。那时堂姐弟只有五六岁和两三岁，由祖母和我母亲抚养成人。
我的姑母在十八九岁，夏天发烧，她用牵牛花的籽熬水给她喝并用被子捂着出汗。姑母被捂得难受，祖母压着不让动，最后把姑母捂死了。由此做什么事都由父亲说了算。
1956年都公社化了，她还用81块钱买了三亩地，我问她你买地干什么，她说我堂哥总归要回来的。买地给他留着（我堂哥谢珂已专业在芜湖），为此公社要在后孟集开她的批斗会，她怕丢人不去。把地无偿退给人家，不了了之。
她把地租出去，还放高利贷，她去要债收租，人家说交给我父亲了（其实是父亲让人骗她的），她也没办法。她买地父亲就卖地，她成天骂父亲是败家子。
46年北撤后，我们家的地别人种了。北撤回来后，我家住在贾汪，地原来谁种还归谁种。土改时，按人口平均分地，我家是军属由村民代耕代种。因我们没在农村，也没给父亲划成份。父亲给自己评个开明地主。我们姊妹几个在填报成份时五花八门，我与哥哥谢琦填的是开明地主，姐姐填的是富裕中农（比较准确）妹妹填的是职员。堂哥填的是二地主。（我们已与祖母分家，堂哥随祖母）祖母划的成分是二地主。
我在中学时一直是班长和三好学生。1958年调到江苏省田径队任队长和团总支委员，在大连海运学院任学生总会秘书长和付主席。入党时，经过政审。书记找我谈话说你家庭成份没定，不能发展一个家庭成分没定的党员。1964年我在湖北黄岗县农村搞四清，对成分的划分有所了解。
1965年父亲单位搞四清时我向四清工作团提出调查父亲的成分，按土改前三年所从事的工作，工作团给定的革命干部。但这份决定还没入档就文革开始了。我的家庭成分又搁下了。
1978年，我出国政审，又说我填的成分不对，不是地主是资本家。我问根据什么，组织说父亲档案中填的一张表是填的资本家。
原来1948年父亲奉命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在贾汪北山开石头砸石子，烧石灰等，自任石业社主任。并任贾汪工商联付主任，1956年参加江苏省工商联代表大会，填的表是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不能参加大会）。并说你改填资本家并不影响出国。我当时想，只要不影响出国，填什么都行。回国后再说。后来，台儿庄区给父亲定了革命干部身份。
父亲先后共三个通信员,一个是大庙的赵文章,46年他不愿北撤,留在家里,被刘庄还乡团刘克美,刘克业兄弟暗杀。另一个是刘庄的钟世魁,后去参加正规军,战斗中牺牲。还有一个通信员高茂盛结婚时是我家住在富山前村的地主赵锡川家,晚上有一个班战士去喝喜酒闹新房。女方是黄邱套张庄张姓姑娘。因姑娘嫌高年龄大,婚后不和。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是在60年代暑假,高回黄邱探亲,去贾汪我家,他在淮南工作,因工,一条腿伤残。
（谢玲 201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