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打了很多次仗,有的被忘记了,有的至今还有很深刻的印象。一般地说,忘记了的, 并不是因为战场上的缴获不多;至今还有印象的,也不是因为战场的规模有多么大,而是在于战斗本身的 意义和价值。1938年8月,山东膝县八里沟一仗,就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次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关系到苏符豫皖四省抗日武装领导机关的命运,是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机关生死存亡的关键!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压境,山东危急。 拥有10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 令韩复榘,不作任何抵抗,一味退却逃跑。身受日本 帝国主义直接威胁的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了-,救亡图存的要求异常迫切,抗日救国的热情 特别强烈。但是,他们对逃跑的国民党已失去希望, 对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又没有主张。就在这 时候,我党中央、毛主席于1937年8月,发表了《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10月,刘少奇同志代表北方局, 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 去”的号召。山东人民如同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找 到了出路。他们坚决拥护;立即响应。于是,抗日怒 火遍地燃烧,武装起义到处兴起。仅仅几个月的时 间,抗日武装就发展到4万余人,但是,由于没有统 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力量不集中,行动不一致, 还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阻止敌人的进攻。日寇于 1937年12月23日,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很快占领了周 村、曲阜、兖州、邹县、泰安、济南、青岛等城市和 地区。敌人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激起了 人民群众更高涨的抗日怒潮。就在这时候,1938年5 月,党中央、毛主席适时地选派郭洪涛率50余名红军干部到达山东,加强对该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并在 原山东省委的基础上,成立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同志任书记,我和其他红军干部被分配到基层单 位担任领导工作。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 领导、统一的指挥,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人民群众 斗争的方向。而对敌人来说,抗日武装的首脑机关, 却象一把利剑刺向他们的心脏。所以,人民热爱她, 敌人仇视她破坏她。当时在山东的日寇和反共顽固势 力,无时不在想方设法消灭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机关。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直接 领导与指挥下,英勇战斗,捷报频传。仅1938年7月 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临淄城,取得了黑牛王庄小高家庄等十九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 扩大了抗日武装的影响,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 日热情,更有效地发动了群众。当时,从乡村到城 市,从工农到学生,都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采取 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就连几岁的娃娃也组织起来走向 街头村口,宣传抗日。有一首儿歌唱道:
打扫天井,
曰本鬼子死的干净。
往栏里抓把灰,
日本鬼子死成堆。
1938年6月底,郭洪涛同志根据徐州特委的请求,带领省委机关和四支队的第二、第三两个团(一团留原地坚持斗争),离开沂蒙山区,南下滕县,在鲁南 地区创建抱赎崮根据地。当时,我在三团任副团长。
这时的鲁南地区,即滕县、费县、峄县一带,由 于我们的统战工作没有做好,该团结的没有团结,该 争取的没有去争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把自己 孤立了起来。我们南下滕县以后,虽然在山亭、高 庄、长延、白卯等地连续打了十几个胜仗,但是站不 住脚•打不开局面。我们好不容易打开一个地方,你 前脚刚走,顽固势力后脚就到。再加上由于历史的原 闪,鲁南地区村村镇镇都有M实的围墙和寨门,不论 白天还是深夜,只要四门一关,群众别想出来,我们 也无法进去。不要说宣传组织群众,就连吃饭、住宿 也成了问题,逼得我们不得不以生梨充饥,露天宿 营。这时,正值炎夏酷暑,病号不断增加,部队严重 减员,最后只好将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团,约1500人左 右,保留二团番号,上级任命我担任团长。
情况对我们越来越不利,边区省委召开会议,认 为在抱犊崮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并不成熟。 1938年8月决定回师北上,再回到沂蒙山区去。回沂 蒙山区,滕县的八里沟是必由之径。
八里沟位于滕县东北方向约30公里处,因为沟长 八里而得名。这沟呈东西方向,象是一条天然的战 壕,深且宽,沟两边都是大山,沟前横着一条水深齐腰的大河。来时,我们曾从这里经过,可是我怎么也 没有想到国民党顽固派会在这里打我们的埋伏。我们 当时的部队,除少数骨干分子外,都是刚刚脱下长衫 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没有战斗经验,更不懂保守秘密 的重要性。加上省委机关带着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男女 学员,还有两部电台,特别令人注目。2000多人的队伍,行动起来,要想保密,那是很困难的。
晚上10时左右,我们进了八里沟。我随前卫营 (三营)走在最前头.一营负责警卫机关,走在中 间,二营断后。我命令部队不准有火光,不准有响 声,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行进。就在三营刚出沟口, 二营刚进沟尾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哗哗哗”的枪声,从南北两面的山上向我们猛烈射击。他们不打前不打后,掐头去尾,专打中间。我判断:这不是叛徒告密,就是对方有详细的侦察,不然的话,他们对我们的行动和行军顺序为什么了解得这样清楚,这是事先设下的埋伏,我们的机关和部队已完全进了对方的 伏击圈。想到这儿,我不觉为之一惊。惊的不是怕仗 打不胜,而是机关和几位领导同志的安全,因为对方 的行动,已证实了他们的目的:消灭我边区省委机关。万一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要影响四省边区,特别是山东抗日形势的发展。
漆黑的夜晚,看不清山上的对手是谁,但是可以断定: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秦启荣,就是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或者是两者的联合行动,因为日军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出来的。秦启荣、申宪武这些家伙,“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杀共产党、打八路军、消灭抗日武装比谁都凶。情况已明,决心就大。我自己带领三营朝南面山上顽军冲去,同时由营长刘勇带领一营朝北面山上猛打,二营派六连保卫省委机关跳出伏击圈,其余连队和干校学员参加战斗。
激战过程中,我发现顽军不做正面还击,企图从侧面迂回到前面去,追歼我机关。于是,我马上调整了部署,命令部队迅速勇猛地出击,堵住顽军,粉碎其迂回围歼我省委机关的企图。由于我们及时识破了顽军的阴谋,加之行动果断,猛打猛冲,顽军开始向后收缩。
到天亮时,顽军完全溃退了。八连、四连等几位能打善拼的连长“嗷嗷”地叫着向我请战,要求追击,狠狠打击那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派,被我严肃地制止了。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机关的安全,不能恋战,必须立即撤出战斗,追上机关。
8月中旬,已入秋季,天气转凉。特别是夜间过河,水深齐腰,战士们被冻得全身发抖。但谁也没喊一声冷,没叫一声苦。部队过河以后,很快就追上了机关,三个营会合了,我们按原来的行军顺序,继续前进。
在部队行进过程中,我把几位营长找在一起,边走边分析当前的处境。这里是国民党的地盘,周围的顽固势力很雄厚,省委决定北上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执行。八里沟的顽军是被我们打退了,但不是被歼灭了,他们还有可能再追上来,前面也许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情况在等着我们,要准备应付更激烈的战斗。 不管出现怎样危急的情况,我们都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省委机关胜利安全地回到沂蒙山区。
到了下午,部队已经一天一夜米水没进一口,加 上连续行军、战斗,不要说机关,就是战士也显得有 些疲劳。又一直是在山沟里行进,山连山,岭连岭, 地形对我极为不利。所以情况是严重的,处境是危险 的。
正当部队快要通过一个山垭口的时候.突然,从右面山半腰冲下一股顽军,朝省委机关扑去,抢走了两部电台。同时,左面山上的顽军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射击。紧接着,后面也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八里沟那股顽军又追上来了。仗打多了,也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情况越是紧张,心里越是平静,惊慌失措只有坏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分析了眼前的情况,顽军行动的目的同在八里沟是一致的,先抢电台,左边山上的一股就是为抢电台打掩护的,得手后,再消灭我们的部队,搞掉省委机关。顽固派想得倒周到,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我立即命令三营抢占制高点,对付左面山上那股顽军,一营回头断后,堵住来追的顽军,我自己带上八连朝右面山上的顽军猛冲过去。电台是领导机关的耳目,是省委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工具,丢掉电台,断绝了同中央的联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暗暗下定决心,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电台夺来。当时,我还是一身红军打扮,头带八角帽,脚穿麻线草鞋,身上的衣服也成了乳白色,所以,我在队伍里特别显眼。红军的战斗作风敌顽是知道的,加上八连战士的勇猛精神,打得顽军四处逃命,但就是不肯把电台放下。“司号员! ”我对八连司号员命令道:“吹冲锋号,吹响点,多吹几遍!”在振奋人心的号声中,我同八连的 战士们横冲竖杀,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了这股顽军,夺回了电台。这时,左面山上的那股顽军也跳过山梁逃跑了,只剩下后尾的一股。我命令一营,待机关到达安全地带以后,再撤出战斗。
我们甩掉顽军撤出战斗后,继续北上到达长城。 在这里稍作休整,于9月初回到了沂蒙山区。当我看到边区省委的领导和机关同志又进入了正常的工作、战斗和生活时,感到莫大的欣慰。
10月初,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沂水县的岸堤召开了庆功大会。省委书记郭洪涛代表省委宣布:命名四支队第二团为“钢二团”,命名八连为“钢八连”,命名四连为“铁四连”。同时,各连还选出了三名最勇敢的战士作为代表,上台领奖。台上站满了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戴上了一朵碗口大的红花。我看着这一朵朵鲜艳的红花,想起了在这次保卫机关的战斗中牺牲和负伤的同志,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卫了边区省委机关的安全,保卫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抗日武装的指挥权,荣誉应属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