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其大部地区，歼敌三个团另一个保安大队，击溃敌八个团，从而迅速打开了局面，初步实现了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成立。紧接着，我军陆续选调了数千名干部战士，组成许多支工作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随着通、南、巴三县的解放，我军又将部队逐步展开，划分地区，分片包干，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通江举行了川陕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川陕人民政府。人民放声歌唱：
“太阳出来满山红，
红军来了大不同。
打倒土豪和劣绅，
人民永远不受穷。”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我军和通、南、巴人民在一起，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幸福年”。欢庆的锣鼓，震天的鞭炮……全体军人和当地人民，用各种形式庆祝自己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军入川后的初步胜利，不仅震惊了四川军阀，而且吓坏了蒋介石。正月初二那天，蒋介石便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二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飞机四架等等，要他乘红军立足未稳，迅速进行“围剿”。正月初三，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并通令全川，要诸军阀“通力合作”。
此时，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四川的军阀混战已于一月二十一日暂时结束。但是，四川军阀好比一群浑身长刺的刺猬，既不可能执行蒋介石“团结一致”的严令，也不能满足田颂尧“通力合作”的要求。那些处在红军兵锋直接威胁范围以外的军阀，希望与自己争城夺地的“田督办”在和红军的作战中消耗兵力，以坐收“渔人之利”。只有与田颂尧防地毗连的杨森和刘存厚，准备派部分兵力，协同田军行动。还有与田军互相依存的邓锡侯送了十万元军饷。此外，其他军阀都袖手旁观。
田颂尧名义上是一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则有五个师，三个旅、‘一个军属独立旅，共六十个团。他就任“督办”以后，立即将其在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以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的兵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准备分路围攻我军，妄图把新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扼杀于摇篮之中。年轻的川陕边根据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我军才人川不久，部队尚未扩编，根据地又属初建，作战回旋区域也小。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作为我军指挥员，要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就需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加以正确的判断，才能取胜。
从敌人方面来看，虽然人数众多，弹械充足，但官兵大多数都是“双枪”（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战斗力不强，没有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对我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四川军阀内部勾心斗角，各怀鬼胎，很难统一行动。
在我军方面，兵力虽然不到当面敌人的三分之一，但我军久经战斗考验，士气高涨，战斗力大大超过敌人。同时，根据地群众拥护，地形熟悉，这些都是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总部首长正确分析敌我情况和川北的地形特点以后，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要求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在运动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然后逐步向内收缩，待反攻时机成熟时，再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攻。
“安排牢笼擒虎豹，设下香饵钓金鳌。”我根据地军民严阵以待，只等田颂尧的部队来上钩了。在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不断诱敌深入。为此，有计划地放弃巴中、南江两座县城。敌人付出了八千人的代价。田颂尧在进攻时遭到大量杀伤后，士气低落，攻势减退。从三月下旬开始，被迫停止全线攻击，战局呈现对峙状态。
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敌人伤亡严重，士气低落。我军不断总结经验，部队抓紧训练，构筑工事，准备再战，并经常以小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同时，发动群众，筹备粮草，准备再战。
田颂尧经过休整补充后，于四月二十六日又在全线发起猛攻。我军用前段作战经验，继续以少数兵力，依靠险要地形与工事，顽强地阻击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我们各师打得非常出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歼敌一万余人。但从总体上讲，敌人在数量上仍占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再次收紧阵地，要求各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反“围剿”开始时，正下着大雨。借着闪电可以看到敌人驻地周围象乱坟似地布满了碉堡，一个个哨兵正在弯弯曲曲的交通壕内来回游动。次日晨四时整，总攻开始了。我先头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震耳的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的喊叫声，汇合成一支激动人心的战斗进行曲，鼓舞我们奋勇杀敌。不到两个小时，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活捉敌团长_名。我主力两个师把敌十三团包围在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过三昼夜激战，至二十四日，我军全歼敌七个团，击溃敌六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七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各种炮六十余门、机关枪三十余挺。
蒋介石和何应钦又电令刘湘、杨森等军阀，要他们“泯除私见，协力督剿”，以挽救田颂尧的惨败。刘湘也补充田军二十万元、子弹二十万发。不管敌人怎样打气，也挽救不了田军失败的命运。历时四个月的反“围剿”作战，至此结束。总计毙伤敌旅长杨选富以下一万七千余人，俘敌第十旅旅长杨选清以下一万二千余人，缴各种枪九千余支、机关枪二百余挺、各种炮七十余门。田军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嘉陵江沿岸。
反“围剿”胜利后，总部决定将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十师编为四军，十一师编为三十军，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十二师编为九军。四个军合计有二十九个团，共计五万七千余人，各县地方武装近二十万人。
毛泽东同志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我们在战争中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毛泽东选集））袖珍本1143页）
回忆我们入川陕边几次反“围剿”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十大军事原则》的正确性。我们几次收缩阵地，主动放弃一些城市，把田颂尧四十几个团歼灭后，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历史经验说明：在战略防御中，一定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思想，把着眼点放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我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根据地，同以四川军阀头子刘湘为首的敌人，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决战。我军奋战十个月，彻底粉碎了由蒋介石指使：由刘湘发动指挥的总兵力近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我军历史上一次光辉胜利。从时间上说，虽已过去了五十年，但是它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象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正是川陕边区秋收季节，川北各地金黄的苞谷已登场，坡地里的山芋正在收获，水田里的稻谷等待着收割。这是解放后川北第一个丰收年，同时到来的还有军事上的胜利捷报。八个月以来，我军由西向东横扫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军阀，根据地猛烈扩展，建立了二十三个县的革命政权，组建了近三十万人民武装，根据地内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广泛深入开展起来。
革命烽火照亮了巴山蜀水，革命惊雷回响在天府之国，川陕边区革命形势猛烈发展，不仅严重地震动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使国民党当局大为心惊。田颂尧被打垮之后，蒋介石又子七月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十月，蒋介石在亲自调动、指挥五十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又拨给刘湘大批军费、枪支弹药，督令刘湘加紧对川陕边红军进行“围剿”。
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头子，有十万之众，他同另一个大军阀刘文辉是叔侄关系，都为独霸四川争斗不休。在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时，他正醉心于同刘文辉争城掠地的“安川”之战，扬言“先安川、后剿赤”，迟迟不肯就职。九月，刘文辉败逃西康（今属四川），刘湘见“安川”目的已达，遂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的高调，于十月初，在成都上任就职。接着，就以对刘文辉作战的联军为基础，组织了对川陕边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刘湘六路围攻的部署是：邓锡侯的二十八军为第一路，田颂尧二十九军为第二路，李家钰第六师和罗泽州的第二十三师为第三路，杨森的二十军为第四路，刘湘自己的二十一军为第五路，刘存厚残部加上王三春土匪部队为第六路，由刘存厚的弟弟刘邦俊任总指挥。敌人西从广元，南至南充、蓬安，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形战线上，共计总兵力一百一十个团近二十万人。蒋介石派飞机十八架，进到梁山、南充机场支援作战，英帝国主义也运来大批枪械弹药和军用物资为刘湘打气，刘湘自吹实力雄厚，狂妄宣称： “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红军。”刘存厚连遭我歼灭性打击后，大败而逃。我军即解放宣汉、达县，这一消息对刘湘来说真是当头棒喝。敌宣、达两县一失，两开（开江、开县）不保，眼看就要打到刘湘老巢一带了。刘湘这时又慌又急，即令王陵基师（刘湘主力之一）与我三十五师作战，企图夺回宣汉、达县，经过七昼夜战斗，敌非但阴谋未能得逞，反被我歼灭了五千余人。敌人的六路围攻也就这样开场了。
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互不信任，互不协同，但是，他们还是高唱着精诚团结的高调，于十二月中旬开始了第一期总攻。王陵基指挥的第五路军最卖力。他是刘湘的主力，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后，伤亡一万七千余人，被刘湘撤职查办，另以其亲信唐式遵充当第五路总指挥。刘湘第一期总攻，就这样在手忙脚乱中收场了。反动军阀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并且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刘湘不甘心失败，调整部署，准备第二期第三期总攻。可是，刘湘关于三个月内“剿灭共军”的吹嘘，已经是不攻自破了。
在打败敌人第一、二、三期总攻的胜利声中，川陕根据地军民迎来了一九三四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春夏之交的川北，到处热热闹闹，苏区各主要城镇都在召开庆祝大会。万源决战。刘湘不把他的老本输光，他是不甘心的。五月中旬，刘湘又在成都召开各路总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策划对我军的“第四期总攻”。刘湘在会上要求各军阀抽出更多的兵力参加围攻，并发誓要在“一个半月内”把川陕边区红军“肃清”。这次，他投入的总兵力是一百四十多个团，其中刘湘自．己就有八十几个团，占总兵力的一半以上。为安全保障，又拨出三百万元经费，三百万发子弹接济各军，并令刘从云（一个巫师式的人物）充当国防委员会主席。刘湘利用封建迷信来提高士气、为自己打气，并扬言： “只要三十六天准备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共匪，自然消除。”对于刘从云一派胡言乱语，就连国民党反动派自己也不相信。国民党报纸曾预言： “刘从云即所谓刘神仙，一片神话毫不知兵。”
敌人第四期总攻的企图是：西线由通江北部沿川陕边界向东横扫；集中主力于东线夺取万源地区，尔后东西合击，以达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但是战事的发展正和敌人的愿望相反。我们主力九军、四军和三十军于一九三四年六月进入万源，布下天罗地网，我二十五师守卫大面山；左右也是四军的部队。万源位于大巴山南，周围都是丛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山高一千五百米，坡陡崖峭，且布满原始森林，山前沿有一条白沙河，更增加了守卫的方便。这里是保卫万源的天然屏障。我军进入阵地后，立即构筑工事，除少数兵力在前沿守卫外，大部兵力在二线休息。
敌第五路总指挥唐式遵是刘湘主力，他不管其他各路是否行动，首先发动进攻。六月十五、十六日，他以刚调来的陈兰亭和二师的刘先瑜旅，在飞机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激战两日未得逞。六月二十日，敌又集中六个旅向我进攻，左右两路，“往返冲杀，激战甚烈”，遭到我严厉打击，又告失败。这里，谈谈许世友同志（当时，许世友同志是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杀敌的故事：敌人一个大个子指挥官， 到我阵地前沿时，许世友同志跳出工事，一刀砍掉敌人的头，剩下个身子还跑了十几步远。这消息很快就在阵地上传开了，对大家鼓舞很大。七月下旬，天气很热，敌人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臭气熏天，我们除了打仗外，还要同臭尸体作斗争。
徐向前到万源前线视察时，说：二十五师打得好。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没能前进一步。谈话时，他表示很满意。又对许世友同志说：你们的阵地也很重要，一定要守住。你们右路是三十军，左路是四军，他们都打得很好。徐总在指挥所听了许世友同志汇报以后，非常高兴，说：“相信你们，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刘湘见对万源的几次猛攻，损兵折将，毫无进展，焦灼万状，坐立不安，在智穷计拙之际，他颁布了～个严罚重赏的奖惩条例，宣布以三万银元作为夺下万源及其附近阵地的奖赏；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长、旅长在其所属两旅、两团上阵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刘湘以为这样一来，可以转败为胜了，岂不知，等待着他的却是更惨重的失败。在刘湘再三督促下，八月六日开始对万源发起最后一次猛攻，唐式遵亲临前线指挥，宣誓当日拿下万源，他集中一师、二师、三师等主力向甑子坪、南天门、孔家山等处猛攻，刘湘同时下令其他各路全部配合，总攻万源，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战斗越是激烈，我们的指挥所越是要靠前，师以下单位的指挥所都是这样。所以，敌人的活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军战士就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动不动。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前进一步，他们拿着千百万士兵作赌注，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到了晚上，敌人硬是赖在我阵地前不肯退走，只见敌军阵地内火光闪烁，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又是“双枪兵”在过大烟瘾了。我们的战士照火光瞄准射击，打得敌人一片惨叫声。刘湘、唐式遵之流不肯撤走，不承认失败，继续进攻。我指战员英勇顽强，除各种火器猛烈射击外，还挥动大刀片向敌人砍去。敌人成片的倒下，我们连续打垮了敌人几个团的集团冲锋。最后，敌人有的被消灭，有的夺路逃走，有的当了俘虏。
万源决战，是我军与川军作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这一仗，我军以有限的兵力，硬是顶住了刘湘十几万人的进攻，并且彻底挫败了敌人进攻的势头，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全面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主席说过：“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所以具有积极意义，也是集中主力在反“围剿”中的必要步骤。经过我军八个月的收紧阵地和万源一线的坚守防御，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的根本变化。这时候，敌人虽然占领了根据地的大片土地，但同去年十二月刚发起六路围攻时比较，其优势已基本丧失。八个月来，敌人被我歼灭巳达五万余人，有些部队由于被歼、逃亡和向我投诚，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敌二十三军第二师师长廖雨辰在给刘湘的报告中竟要求解散自己的部队，从这一情况便可以看出敌人失败的惨景。报告中说：该师“由大沙坝开移清花溪、而白沙河、而龙角山，参加孔家山、大面山等战役，时未愈月而转途数百里。崇山峻岭，天气炎热，疫病丛生，遗尸载道。伤亡既重，无法补充，勇气消沉，兵无斗志。官长恒多自戕，士兵日益逃亡。考查各连兵员情况，多者不过三十人，少者仅十余名，加以千里馈粮，师不宿饱……”加之刘湘高唱“统一财权”“统一民政”，以利“剿赤”的口号不灵了，军阀们各图私利，于是号令不行，指挥不动，进者各争地盘，退者互相诋毁，刘湘千方百讨拼凑起来的六路围攻，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军阀们在四川人民的眼里都变得又瘟又臭了。
我军这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占优势，但要战胜敌人，尚有许多困难。经过前段作战，已摸透了敌人作战中的弱点，掌握了敌人的规律，特别是经过万源作战，给敌人以大量杀伤，造成了敌竭我盈的局面，我们开始掌握了主动权。同时，我主力已经集中，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和补充，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根据地扩大，群众全力支援，士气高昂，人人盼望反攻，个个摩拳擦掌，请求上级早日下达命令。八月八日，方面军再次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反攻部署，决定乘敌失败情绪低落的时候，立即进行反击，并在嘉奖万源前线部队的通令中向全军宣告： “乘胜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号召全军加倍努力，消灭敌人，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而英勇战斗。敌人对我军的“围剿”是兵分两路：西路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部，总共不到五十个团；东路为刘湘的八十余团，还有刘存厚的残部。很显然，东线敌强，西线敌弱，是先打强敌还是先从弱者开刀？一般情况应该是先打弱者，但是考虑到四川军阀的特殊关系，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东线是刘湘自己的部队，是围攻的主力，也是最卖力的一路；西线各路都对刘湘存有戒心，在围攻过程中，一直是消极徘徊， 以图自保。我们如果打弱者，刘湘将会顾及“剿总”的切身利益，令其主力出动援助，这样弱敌也就变成强敌了。如果把反攻的第一锤就砸到刘湘头上，那么，其他各路，从私利出发，必然采取隔岸观火的消极态度，这样，强敌变弱了，孤立了。
根据这些情况，总部决定先打刘湘的第五路，尔后再挥戈向西横扫敌人。
突破口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战局能否顺利发展，在对敌情地形认真调查的基础上，方面军把东线反攻的突破口选在万源西南的青龙观。
青龙观，地形十分险要，是敌人容易疏忽的地段。守敌汪铸龙师系刘存厚残部，战斗力弱，并且夹在刘湘的主力第五路之间。我从此突破，可以将敌第五路截为两段，动摇敌人整个防线。后来事实证明，选择青龙观为突破口，正好打在敌人的要害上。
东路反攻，为时不到半个月，我军不但把敌人赶回到他发起六路围攻以前的地方，而且把刘湘的主力打得溃不成军，死防累累，当时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曾经哀叹“刘湘二十年的精华毁于一旦矣。”我军战略反攻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东线反攻刚一结束，我反攻集团即迅速挥师西线，开始了西线反攻。胜利的形势鼓舞了西线部队，全体指战员十几天连续作战的烟尘洗都不洗一下，就象一阵风似的向通江方向飞奔，高山峡谷，酷暑炎热，所有一切困难都被战士们踩在脚下。西线敌军见刘湘大败，犹如惊雷轰顶，形势一片混乱。他们慌忙调整部署，妄图暂稳阵脚。正当敌南遣北调之际，我们子八月二十八日，由通江城南的上老官庙渡过通江河，接着，以夜袭手段先在得胜山附近的冷水垭，后在清江渡以西右垭口，连续突破敌人两路防线。敌第三路、第四路本来就如惊弓之鸟，这时更是望风而逃。我军当即分兵三路展开猛追：四军进占兰草渡，向营山方向追击敌第四路杨森，九军追击第三路，直扑仪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在方面军总指挥部的率领下，由巴中向西北方向的旺苍坝、黄木垭猛插，迂回敌第一、二路的后方。此时，西线北部敌第一、二路原闻东线战事已是气馁，今见西线南端又被突破，更加恐慌，不待我军猛攻，即向其来路溃逃。田颂尧的第二路跑得更快，那晓得刚逃到黄木.垭东南地区，即被我大迂回部队拦腰截住，敌十四个团全部被歼。我四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将邓锡侯的两个旅大部歼灭。收复南江城，直逼广元城下。至此，北起广元，南至嘉陵江东岸地，区全部收复，整个川陕根据地又有了新的扩展。我军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全部胜利。
从八月九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我军在四十多天的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使敌人“空全川之兵” “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的全面“围剿”遭到彻底失败。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声称这次围攻耗资一千九百万，官损五千，兵折八万，此后难以恢复，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曾被刘湘捧为“神仙” “军师”的刘从云，早在东线溃败之时，即窜回成都“通电辞职”。各军阀之间互相指责，一片混乱。
强渡天险嘉陵江，是我红四方面军继反六路“围剿”后进行的又一次伟大的战役。也是四方面军战史上大兵团强渡江河的一个模范战例。这次战役开始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结束于四月二十六日，歼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一万九千余支，攻占了嘉陵江至涪江的广大地区，对粉碎敌人的“川陕围剿”，对向川西和甘肃扩大革命根据地，对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北上，都起了重要作用。
我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领导下，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举行了历时十七个月的长征。先后三次往返于雁过不落脚的草地，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雪山，历尽千难万险，经受了人生最艰苦的考验……。
在长征最艰苦的日子里，致力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许多不可想象的困难，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四川、西康（今属四川）、甘肃，青海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最后终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胜利结束了长征。
首次过草地，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方面军全部撤至嘉陵江以西，国民党军阀乘机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地区，并尾随我军，向西进逼。此时，我军失去了根据地这个依托，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会宁大会师，标志着我们红四方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苦，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十七个月的长征，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走上了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史实生动地说明：红军全体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都是钢打铁铸的英雄汉。在战场上，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草当粮食棕当衣，蓝天当被地当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情况，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表现了广大指战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经过了曲折复杂的斗争，不仅保存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包座战斗，缴获长短枪近两千支，飞机一架；天全城战役中，歼灭敌人一万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解放川、康边广大地区；百丈一仗，经过三昼夜激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缴长短枪万余支，此次战斗非常激烈，我伤亡七千余人，先后击溃敌人六个旅的兵力。二、三次过草地，先后击溃胡宗南、薛岳，刘湘等部八十几个团近二十万人，我们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我们的追堵¨围剿”。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史实还充分说明：循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革命就一定发展，就一定胜利。否则，就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既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又在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坚持了耐心说服教育、团结对敌的正确原则，才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阻力，胜利结束长征。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从多次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所做出的无比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