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地主、资本家是不允许人民有军队的。所以人民的子弟兵一诞生，反动军队就天天打，天天围攻。但是这支人民军队有了共产党领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有了人民拥护，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仅未被消灭，而且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这就保证了这支军队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保证不断地提高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使之成为一支打不垮、压不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从诞生那天起，就和敌人的围攻作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组织秋收起义的决议，领导了黄麻地区工农起义，占领了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严厉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这支幼小的工农武装，成立不到一个月就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围攻。当时对可能到来的严重情况估汁不足，在敌人突然袭击下，经过激烈战斗突出重围之后，几百人只剩了七十多人。但是这支红色武装发扬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继续挺胸向前，并从挫折中开始懂得必须依靠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春，转战于黄陂的木兰山和黄岗的大崎山等地，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围击。四月间，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起义地区，接着便在黄麻，光山边界，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开始实行“武装割据”。七月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间，红三十一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兵力由一个团到数个团的三次“围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同年夏到次年一月，相继组成了红十一军的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创建了豫东南皖西红色区域。于是这三支红色武装，在大别山构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一九三O年三月，中共鄂豫边区特委成立，红军统一了领导，集中改编为红一军。鄂豫皖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是年五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兵力大为减少。红一军乘机大举出击，驰骋于平汉线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接连攻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光山、罗山六座县城和花园、杨家寨，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成连成营以至成团的正规部队，迅速壮大了自己。同年十月间，我军已扩大到六千余人，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作战形式也逐步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这就为粉碎以后敌人大规模的围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这一时期所以取得这些重大胜利，是由于它的行动符合了毛泽东同志的“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毛泽东选集》袖珍本56页）这一论断。但是，这时正是第二次“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它的方针，不是利用当时有利的形势，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而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夺取中心城市， “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因此曾命令鄂豫皖区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基于这一目标，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工作也都集中服务于攻打城市，同时在根据地内又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在这一错误影响下，根据地周围的游击战争遭到削弱，内地许多反动势力也未及时肃清。这就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毛泽东选集》袖珍本56页）的原则，使革命根据地在大好形势下，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好的巩固和发展。不过这一错误很快就被纠正了。
一九三O年十月，随着蒋、冯、阎混战的结束，蒋介石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暂时稳定了反动统治之后，便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鄂豫皖区连续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斗争，从此展开。
鄂豫皖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开始于一九三O年冬，迄于一九三一年春。围攻前，敌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之下，专设“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十个师的正规军，其计划：第一步造成“圆箍式’7的包围；第二步控制我要路，集镇；第三步分区“清剿”。十月间，敌即在我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逐步推进。
我军得悉敌之围攻情况，先向南线敌人反击。十一月上旬，红一军猛攻姚家集，黄安，两地敌军遭我沉重打击，仓皇退去；下旬奔袭谢店，消灭了夏斗寅十三师一个营；三十日夜袭新洲，又全歼郭汝栋二十军一个混成旅。以上几仗，给了敌人的围攻当头一棒，树立了我军声威，胜利地揭开了我军反围攻作战的序幕。
十二月初，敌向鄂豫边中心区围攻。此时红一军已转向皖西，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特委率红十五军转到外线，突击敌人弱点，并准备同红一军会合，转移敌合击目标。我边区地方武装，对深入之敌展开广泛袭扰——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散传单，瓦解敌军，截捕敌之零散人员和马匹辎重。先后歼敌数百名，缴枪七百余支。弄得敌人行住不安，陷入我人民游击战争的海洋里，终于撤走。十二月中旬，红一军由罗田出发，远程奔袭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的敌人。先后歼灭范绩熙四十六师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千余；继出麻埠、独山，直逼六安城下。敌忙调兵一旅分三路反扑，其中路一个团，被我大部歼灭，其余两路也被击溃。接着我军回头西向，又在商城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歼其一个团，缴山炮一门。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攻，又被我痛快淋漓地粉碎，根据地周围敌军乃均转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同时在皖西成立了教导第二师。此时特委鉴于敌取守势，便确定以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予以消灭，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敌人孤立据点。为此，我红四军主力于一月下旬围攻麻城磨角楼。这里驻有夏斗寅部一个营。敌以四个团兵力前来解围，经三日激战，被全部击溃，我缴枪千余支。接着，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新集，经我围攻并进行坑道作业，以两口棺材装满炸药炸开城墙后攻入，千余反动武装被一网打尽。下旬，我军乘胜奔袭京汉路之柳林车站，歼灭袁英新编十二师一个营，敌援兵两团大部被歼，敌旅长侯祥甫也被活捉。
以上各次战斗，打得敌人手忙脚乱。驻花园、小河溪一带之岳维峻三十四师向我反扑，三月上旬进至双桥镇。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从五十里外奔袭，一举歼其一个团，占领外围阵地。岳维峻着慌，亲率两个团在飞机掩护下拼命反扑，战斗极为激烈。我军和赤卫队将敌团团围住，纵横穿插，捕捉俘虏，满山遍野，红旗挥舞。不到一天，全歼三十四师，岳维峻也当了俘虏。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我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次反围攻所以能获得如此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当时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力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反围攻作战的指导原则。
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蒋介石下令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增加到十个师，并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即以三个师组成“追剿部队”长驱直入，找我主力作战，其余八个师分布四周扼要固守，堵击“清剿”。我军反围攻作战仍然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四月下旬，当敌正布置对我边区合击之际，我军主力即迅速东进，反击皖西敌堵击部队五十七师和警卫旅。经五日激战，于独山等地全歼敌人一个团零一个营。此时，敌之“追剿”部队分别由光山、黄安向新集、七里坪合击。我十师二十八团和警卫第二、第三团结合地方武装，对敌展开侧击、尾击，并在檀树岗给以痛击。敌人合击一无所得，而且不断遭受打击，五月二日向西绕道宣化店退回罗山，潢川。
一个月来的反“围剿”作战，我军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付敌人“追剿”部队；红军主力则寻找有利战机对敌堵击部队实行各个击破。这样，蒋介石梦想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四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五月十二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我粉碎敌第二次“围剿”后，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了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大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三十几万人马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四军领导同志一再提出建议：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巩固苏区”，否定了四军的正确建议。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剿”任务所迫和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七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八月一日一举攻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根据当前情况，四军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主力，而不在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个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十军军长徐源泉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截击。于是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九月一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千余人。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共消灭敌七个多团，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余名。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农民起来分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
但是，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政治委员曾中生撤职。接着又以肃反为名排除异己，把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杀害了。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鄂豫皖区经过两次反围攻的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已发展到三万人，并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二十五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而且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建立了许多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近三十万人。群众拥军参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当时黄安就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晌，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一切，为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
一九三一年九月间，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区的第三次“围剿”，并将嫡系刘峙部队几个师和南京警卫师等调来。敌人总兵力增至十五个师。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上的重大变化，敌“围剿”计划遭到严重影响，并给了我们主力打破敌“围剿”计划的良好机会。因此，我军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便开始出击。为蒋介石卖国政策进一步激怒了的根据地军民，决心以反“围剿”的实际行动，痛惩卖国贼。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军主力首先围攻黄安，将守敌赵冠英六十九师压缩城内，转入围城打援。十二月中下旬，麻城、黄陵两处援兵均为我击溃。城内守敌待援无望，二十三日乘夜突围，我军将其全歼。生俘师长赵冠英以下六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是役，我之飞机“列宁号”曾参加作战，战后原黄安独立团遂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立即北上，直逼潢川城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两师的五个团。随后南围商城，准备打敌援兵。二月二日，猬集豫南之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南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严重打击；我则连战连捷，士气高涨，于是我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固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接着围攻固始，并占领淮河要地三河尖，给敌戴民权部以沉重打击。
三月，皖西之敌四十六师图犯我麻埠、独山等地。我军闻讯，立即由豫南兼程东进迎击。二十二日渡过淠河，将敌军六千余人团团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同时集中主力待机打援。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所部被围，忙调驻霍山的警一旅驰援，但迅速被我军击溃于骑龙铺，接着以四十六师留驻六安的一个团和警二旅再行增援，除被歼灭两个团外，其残部和青山镇突围的敌人又被我围困于韩摆渡。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敌军经我近月围困，粮食断绝，飞机空投无济于事。我军乘机加强政治攻势，敌军士气更加沮丧，携械投诚者络绎不绝。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四月底，敌以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七、十二、五十五，五十七等四个师十五个团共两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五月二日，当敌进入苏家埠东之戚家桥我予定地区，我军立即发起猛攻。此时恰值河水暴涨，敌军在我突然打击下阵容大乱，人马拥挤，自相践踏，落水者不计其数。经过两日激战，援兵全部被歼，厉式鼎也被活捉。困守苏家埠，韩摆渡之敌军，至此已山穷水尽，于五月八日全部投降。这一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以三个师十多个团的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先后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毙伤俘敌三万，内生俘两万，缴长短枪两万余支、机枪五十挺、炮四十三门，击落敌机一架，为我鄂豫皖区空前大胜利。
战后，我乘胜北克淮河重镇正阳关，继下霍丘，东面前锋抵近合肥。接着主力横扫豫南固、潢、光外围敌军，再歼张钫两个旅。
此时，鄂豫皖区得到猛烈发展。主力部队已组成六个师，达五万人。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威震江淮；信阳、安庆、合肥等地敌人，均惶惶不安。
这次反“围剿”中，围城打援战术得到了充分运用和发展。这种战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某一据点采取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相当持久的围困，主要是为在运动中给敌人以速决的歼灭性的打击创造条件；而要点的夺取，则是这种运动、速决，大量歼敌的必然结果。当时，红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战斗力日益提高，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敌人一些城镇据点陷于孤立；而形势也容许我军可以用较长时间对其进行围困，逼敌就范。此次反“围剿”，就是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实际上遵循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上述军事原则，取得了巨大胜利的。但是这时由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贯彻和张国焘的错误决策，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而且在军事上提出了与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相反的、极为片面的所谓”坚决进攻”的战略。这一错误方针，在当时有利形势下虽然还未充分暴露其危害，但终于带来严重恶果。
鄂豫皖区第三次反“围剿”的空前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恐。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之后，便调动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向鄂豫皖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攻。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挥，并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区布成包围形势，陈继承、卫立煌、徐庭瑶三个纵队为其主力；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办法，企图“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
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大，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则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这时却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早在二月间就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剿”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未能粉碎第四次‘围剿”的根苗。
六月间，红军胜利出击京汉线。归来后，方面军领导同志因部队已转战七个月之久，需要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但是张国焘竟加以拒绝，坚持“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以红军主力围攻麻城。
围攻麻城作战始于七月上旬。我军于外围先后歼敌三十一师之九十二旅和另一个团。敌人乃收缩外围据点，依城凭坚固守。我军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我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敌人得以从容部署围攻。还在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纵队便陷我霍丘，东、北两线敌军开始步步推进；八月上旬，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在此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却令疲惫的红军仓促应战。这就使我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撤麻城之围后，方面军总部以十二师先行出发拒敌，十二日子黄安西冯寿二湾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第十师击溃。我主力赶到，敌已据地固守。我因强攻不利，星夜转移七里坪打击陈继承纵队。我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又给敌第二师以惨重打击。以上两次战斗，共毙伤敌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五千余名。但是当面敌人恃众固守，战局形成对峙。我军遂又北转，九月三日于胡山寨还击进犯新集之敌。敌人遇我主力，仍然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战局复成对峙局面，而南面敌人又跟踪逼近，于是我军乃转战皖西，但未得手。十月初，经英山、罗田地区西向，于团陂歼敌一个骑兵营，继出河口，击溃敌堵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一个旅。至此，我军已苦战两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十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被迫越过平汉路转至外线。应该指出；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然而，张国焘此时已由恃胜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并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只是张皇失措，盲目西进，这就使得敌第四次“围剿”终于未能粉碎。
在第三次“左”倾以及张国焘错误的指导下， “左”倾的形势估计、错误的战略方针，是这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所造成的重大恶果。
但是， “围剿”没有被粉碎，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挫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大规模“围剿”，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并未达到他彻底摧毁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聚歼红军的狂妄目的。在党长期培养教育下和从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堵截，战胜了种种困难，经过长途英勇转战，在陕西击溃了杨虎城两旅，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部队到达钟家沟，休整三天，筹备粮草，准备通过陕川边界的大巴山。大巴山，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又是七十里，时值大雪封山，沿途荒无人烟，红四方面军终于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越过了大巴山，于当年底进入四川北部，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又汇成一股革命巨流，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留在鄂豫皖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大别山上的革命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这正如无数革命实践所证明的。尽管反动派穷凶极恶，尽管历史道路是艰苦曲折的，但是革命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绝对不可抗拒。
鄂豫皖区的四次大规模反“围剿”，有着许多经验，也有着严重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要获得发展和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正确的路线会使我们充分发挥有利因素，从而获得胜利。我党我军经历的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路线。鄂豫皖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由于当时的主观指导符合了毛泽东思想，因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鄂豫皖区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情况严重，主要还是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的领导，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结果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从这“三胜一负”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
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