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革命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麻（城）城头，历史上著名的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宣告胜利了。
我们光山县有三十名骨干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起义，在实际斗争中，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也经受了考验。我亲眼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农民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这是光山县从未有过的大喜事，农友们都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穷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在我返回光山县之前，董必武同志亲自找我谈话。他说：“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能有翻天覆地的力量，还怕斗不过地主老财？要斗争，就得团结；谁领导？中国共产党。”我听了董老的话，心里热呼呼的，但不知怎么搞法。董老指示说： “殷区群众基础好，你马上回去搞，越快越好。 ‘穷人会’、 ‘农民会’都行。多一块红色地盘，就多给敌人背上一个包袱，就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至于怎样搞法，要和农友们商量，照黄麻起义的样子干。”董老讲得很明白，我决心按董老说的去千。
过了几天，正当我们要动身回光山县的时候，敌人又回过头来攻打黄安县城。进据武汉的桂系军阀电请驻河南潢川之敌十二军教导师，分兵几路，向黄麻地区进行围剿。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光山县的三十个同志参加了保卫黄麻红色政权的战斗。当时我们虽然人多，但武器很落后，敌人不仅武器好，部队也是经过训练的，再加上我们指挥上的错误，所以，这次战斗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七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七十余人。为了保存力量，我们不得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移到木兰山，开始游击战争。木兰山位于黄陂北部，此地群众基础较好，又有回旋的余地，对我们宣传群众发展队伍很有利。在这期间，我们日夜往返搏战，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有时以南瓜汤充饥，有时以破庙栖身。但士气旺盛，队伍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木兰山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才又胜利地回到了黄麻地区。
参加黄麻起义的三十位同志，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几个人，我和熊古如、熊全甫、吴恒顺、傅天瓜等同志，仍然按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于一九二八年夏天回到了光山县殷区。
殷区，地处鄂豫边界，南与黄安（今红安县）相邻，北依淮南，西与罗山接壤。这里山重岭叠，丘岭起伏，，巍峨的牢山峙立在西南，山顶古寨层层，石垣相衔，青龙河从牢山脚下横穿殷区全境，蜿蜒向东北流去，注入淮河。百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官兵，土匪、强盗你争我夺的地方。世代居住在大别山麓的殷区人民，不仅有以岳六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压迫，还有以易本应为头子的土匪武装的摧残与掠夺。暗无天日的股区，有多少人含怨死去，饮恨身亡，有多少入骨肉分离，弃尸道旁。方圆数十里的殷区，哀鸿遍野，雨淋白骨。这里人民的反抗情绪，真象是一堆干柴，随时都能燃起熊熊烈火。
当时，殷区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根深蒂固，与革命力量相比，悬殊很大。而且这地方远离武汉，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对这里的震动不如黄麻地区那样大。所以，串连骨干、组织农会，只能秘密进行。一般都是采取“饮血酒”， “烧香结拜”等群众习惯的形式，先组织“穷人会”，然后再成立农民协会。
一天晚上，我同熊古如等十几名骨干，来到村头场屋里秘密开会，商量成立农会和武装起义的事，我先介绍了黄麻起义的具体过程，然后我又谈了个人的想法，大家听了都点头同意，并且决心很大。都说： “个人死了算个啥，只要能把穷人变富，死几次都行。”熊古如是个急性子，一定要把起义的方案马上定下来。我说； “光急不行。这不象拾草打兔子那么简单，咱得先听听毛委员在湖南是怎样搞的。”我不认字，便指定一位同志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念了一遍，我接着说： “坚决照毛委员说的干，有了农会就好办了，咱先把农会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同地主老财斗。关于起义的时间，看形势的发展再决定一。最后，我又传达了董老关于殷区起义的指示，我特别强调了董老说的： “要快搞，越快越好”这一要求，大家听了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表示立即行动。
会后，我们党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采取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如个别谈心，结交朋友，编写小调，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我不认字，但我会作画，根据标语和传单上的内容，画上个图。那些不认字的农民，看了图便懂得了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效果很好。在集市、村口、街道、灯会和庙会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革命标语，听到革命呼声，穷苦百姓们到处奔走相告：共产党来了，穷人有奔头了，看岳六平、易本应还能兴旺几时。
初秋一个傍晚，我和熊古如、吴恒顺、熊全甫、熊立臣，傅天瓜等同志，首先在火神庙筹备成立农会。这天，天气晴朗，霞光四射，火神庙沐浴在绚丽的彩霞中。到会的不仅有火神庙的农民，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本来估计只有百十号人参加的大会，结果来了近千人，把整个大院挤得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由于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农民祖祖辈辈都过着“各扫门前雪”的孤苦生活，今天第一次有这么多穷哥儿们欢聚一堂，说的是苦情，吐的是苦水，情绪异常激动。农会成立大会在热烈而又隆重的气氛中开始了，我和熊古如等几位领导同志，还有上级派来的杜彦威、殷仲环同志，都坐在主席台上。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过后，先有熊古如讲话，他宣布了农会的章程，解释了农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接下来就是我讲话。我一上来就介绍了毛委员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声势，接着又宣传了黄麻起义的胜利。我越讲声音越高，越讲情绪越激动，不知什么时候盘在头上的辫子也散开了。随着身体的晃动，那条辫子也在我身后摇来晃去。最后，我高声喊道： “同志们！有了党、有了农会，我们穷苦农民就有指望了！”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一下子站起来好多人，要求发言，有的说： “农民过去是一家一户，地主老财想捏谁就捏谁。现在，有党领导，有农会撑腰，千户万户变一家，地主再想捏我们，没那么容易。”还有的说： “有了农会力量大，我，们一定能把翻过去的天地再翻过来”……
“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革命口号声接连不断，农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心花怒放。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一直开到半夜才结束。
火神庙农民协会的成立，震动了整个殷区。不久，东岳庙，殷湾、大朱湾，钱湾、岳畈，周洼、罗北冲等村庄也都相继成主了秘密农会。在党的指导下，农会虽然还很年轻，但是走的路子很正。我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所有农会，都设有“调富委员”，专门调查地主豪绅的罪行，根据政策，对他们进行惩办：有的发出警告，有的限期送交定额罚款，有的坚决镇压。这些一贯鱼肉人民惜金如命的家伙，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他们的气焰，送交限定的罚款。但是他们暗地里却怀恨在心，无时不在相互勾结，暗中盘算搞垮农会，反攻倒算。殷区的农会，虽然尚处在秘密斗争阶段，但已经显示出她的威力。同时，广大农会会员，也在斗争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培养了骨干，为后来的起义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农民协会的兴起，使殷区的反动地主阶级惊恐万分。他们感到自己世代相袭的剥剥特权，将受到威胁，殷区的农民正在他们的宝座下，堆积干柴，他们将毁于多年受压迫的奴隶们的革命烈火之中。于是，便举起了屠刀，向农民疯狂地杀来，牢山寨主陈子培组织心腹爪牙，明目张胆地将李庄的陈维正、陈维世、陈维信、陈维宗兄弟四人杀害，并扬言说：”这就是穷鬼‘造反’的下场。”陈家四兄弟上无父母，下无妻小，家贫如洗，相依为命，就是因为他们革命坚决， “山寨大王”陈子培才对他们下了毒手。陈子培原以为，杀几个穷小子算不了什么。过去几千年几百年，有权有势的老爷们对穷人不就是这样干的吗，谁敢道个“不字”。但是， “山寨大王”错打了算盘，今天不同了。殷区的党组织领导全体农会会员向县衙告下了陈子培。县太爷慑于群众的压力，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也不得不表面上做做样子，把陈子培父子拘押了起来。
由于我们满足于敌人表面上的屈服，没能识破敌人更大的阴谋。不久，又有几百名农友被他们杀害了。这时候，我们再想想毛委员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讲话，就感到特别亲切。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委员就提出了这一伟大思想，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那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胜利，没想到失败，更不懂得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就知道一个劲地冲冲冲，没想到敌人会杀杀杀。事实上，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已经给我们革命人民上了很深刻的一课，但我当时还是没看清他的本质。在血的教训面前，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坚决按照毛委员的讲话办，积极组织农民自已的武装——农民自卫军。
为了组织农民自卫军，我和熊如古、熊全甫等同志连夜开会，反复商量，决定先在我的家乡一一小岳畈开始组织农民武装。因为这里的群众苦大仇深，社会情况我也熟悉，单是同我经常在一起打猎的猎友就有二十几人。这些人既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又有百发百中的枪法。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一旦被他们发现，便休想逃生。这帮老猎手还能自造土枪，自制火药，并且对军事常识也懂得一点。我和这些人交情很深。他们都很信任我，我说集中就集中，我说分散就分散。只要我把组织农民自卫军的道理说明白了，你不叫他干他也要干。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以后，都很高兴，决定先把这二十几个人组织起来，作为农民自卫军的骨干，然后再通过他们去宣传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意义。同时，我们还采取农会推荐和自愿报名的方式，使农民自卫军很快就发展到二百多人，我任队长。熊古如同志任指导员。小岳畈周围有茂密的丛林，险要的地形，便于隐蔽，便于训练，除我有一支手枪外，其他都是鸟铳，土枪、大刀、红缨枪，这在当时算是最好的武器了。农民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声势很大，影响也很远，不断地打击地主阶级反动势力，把农民运动，从“警告” “罚款”推进到直接打击地主武装的阶段。这时，殷区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土匪头子十分惊慌，立即展开了疯狂的反扑。
在地主岳六平的勾结下，首先同农民自卫军作对的是土匪头子易本应。这家伙本是一个小股土匪的头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扩大了势力：他得到了一个情报，有两股土匪的头目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山寨上结婚。易本应认为这是扩大队伍的好机会，便趁那伙土匪正在喝酒行令的时候，带人摸了上去，打死了两个头目，缴获了一批武器，抓了一伙俘虏，还抢来了两个新娘子。从此以后，易本应在大小各股土匪中便自称为“易大元帅”。再加上他与官府勾结，又有地主的支持，摇身一变而成为当地民团的头目，长期盘踞在殷区北部的马畈，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此人是殷区人民的死对头。本来，各地农会的兴起已经使他如惊弓之鸟，现在又出现了农民自卫军，他更加感到末日将临，所以便先发制人，集中部分兵力向殷区进犯，阴谋肃清殷区党的组织，搞垮我们的农会。
一九二九年初，易本应亲自指挥他的部队向殷区南部进攻。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同强敌作战，既不懂战术，又没有象样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硬碰硬是要吃亏的，便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战法同敌人斗。夜间，我们把山上的树头砍掉，留下一人高的树桩，给它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处看去象真人一样，另外我们还准备了大量的鞭炮和铁筒。战斗打响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大小鞭炮在铁筒里发出象机关枪一样的响声。匪首易本应骑马立在山头上，他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我们的人，又听到既象快枪又象机关枪的“叭叭叭” “咕咕咕”的响声，摸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和掌握了什么样的武器，一时进退迟疑。我抓住这有利时机，果断地下达了反冲锋的命令。所有队员在杀声中向敌人猛扑过去。由于来势猛烈，敌人乱了阵脚，纷纷拖枪逃命。易匪虽然象猪一样地嚎叫着： “顶住，顶住——”其实他跑得最快。
这次战斗，虽然歼敌不多，缴获有限，但却表现了农民自卫军的智慧和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鼓舞了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士气。同时，大家还认识到农民起义没有武器不行，必须从敌人的手里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于是，我们决定；趁敌惊魂未定之时，出其不意，主动出击，夺取武器。
为了摸清敌人内部的情况，我带上侦察员江庆魁同志，以夜色做掩护，来到易本应的老窝——马畈。我们两个人先后翻墙进了二门。敌人的住房是青砖门楼，三进的瓦房，各种枪支都挂在墙上。敌人自认为在马畈这座易家的阎王殿里是个安乐窝，任何外人都进不来，所以，既没设岗，也没放哨，有的正在吆五喝六的大吃大喝，有的正在结伙聚赌。这些匪徒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摸到他们的心脏里来，江庆魁同志生性莽撞，说： “老子不能白来一趟。”就要去取枪，被我制止了．，我说： “不要打草惊蛇，快回去。”不料，就在我们翻墙返回的时候，被外面回来的一个敌人发现了。为了分散敌人追捕的目标，我和江庆魁同志分头回撤。我回到驻地的第二天，仍不见江庆魁同志回来，正在我们焦急不安的时候，传来了消息，江庆魁同志被捕后英勇地就义了。易匪亲自严刑拷打，江庆魁除了大骂敌人，至死没说出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同志们都为失去一员虎将而悲痛，要求立即打到马畈去，为战友报仇。江庆魁同志的牺牲，我有责任，我的心象刀割一样的疼。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个领导人，在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经我反复说明利害，同志们的感情总算平静了下来。我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入战斗准备。
对于地主、豪绅、强盗，我怀有刻骨的仇恨，我一向认为我对付这些家伙还是有办法的。但是这次却失算了，低估了敌人，让敌人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匪首易本应自上次吃了苦头以后，加紧网罗反动势力，勾结纠集地主武装、民团土匪、流氓地痞，帮会恶棍，还有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扇子会等各式各样的人马三千余人，易本应任总司令，岳六平积极配合，对整个殷区进行全面“围剿”。易匪本人坐镇殷家棚亲自指挥，命令他的喽罗们搜捕共产党，抄农会干部的家，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同时还强迫农民交粮纳税，摆酒设宴，稍有不周，’不是痛打就是刀砍。易匪为了达到长期盘踞殷区的目的，还在殷家棚设立了民团分团部。一时，整个殷区被他们搞得血雨腥风，鸡犬不宁。农会会员的活动和农民自卫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处境十分困难。
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农村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经过我同熊古如，吴恒顺等同志反复研究，决定把队伍拉上连天岗，这里有深密的丛林，有大大小小的山洞，便于隐蔽，还有野果可以充饥。我们就利用这天然的秘密场所，讨论起义的问题。我要求到会同志，按照“八七”会议精神，结合殷区大敌当前的实际情况，研究起义的具体计划。贯彻土地革命，举行武装起义，这是毛委员给我们穷苦百姓指出的求翻身得解放的唯一光明大道。从目前殷区的形势看，完全证实了毛委员的伟大思想：你搞土地革命，他有武装保护，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去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土地才能真正回到农民手里。我们的行动计划得到了光山县委的批准，也得到了友邻区乡的支持。起义计划决定：殷区的农民自卫军编为一个大队，由我指挥，担负主要任务，友邻的武装作为机动力量，由殷中环同志指挥。回时决定，一旦起义成功，立即成立区苏维埃政府。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朝霞满天，乳白色的浓雾给所有的山峰披上了轻纱。我把我事先准备好的红旗的旗杆捆绑在木瓜树上，红旗在高空中迎风招展，发出“晔啦哗啦”的响声。我和殷中环等同志分别带领队伍把殷家棚团团围住，造成关门打狗之势。易匪连同岳六平等三千余众已成瓮中之鳖。另外还有一支人马由熊古如带领，埋伏在易匪突围时必经之路的丛林里。
“轰——轰——”我亲手点燃了俗称“大白龙”的土炮，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巨响。这是千百万农民的怒吼，这是向旧制度宣战的信号，这是起义军发起战斗的号令。顿时，枪声、口号声汇集成了强大的轰鸣压向敌人。满山遍野，红缨枪上的红缨如火，大刀柄上的彩绸如霞，锄头闪光，扁担如林，这真是殷区群众舞刀枪，青龙河畔起风云。过去，我们这些一家一户的穷哥儿们，地主、土匪想捏谁就捏谁，想杀谁就杀谁。今天，我们象猛虎、象雄狮，他们捏不动也杀不完。相反，我们倒是要上上他们的牙床，弹弹他们的头皮，算算祖祖辈辈的冤枉账。上千名群众对付几千名团丁，杀得他们鬼哭狼嚎，喊爹叫娘，跪地求饶。号称“易大元帅”的总司令、土匪头子易本应，回头打死揪住马尾跟着逃命的护兵，打马飞跑，地主岳六平被他的一伙亲信架着象拖死猪似的顺着山沟逃走了。
这次起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各种枪二百余支。青龙河畔的殷棚集一派节日景象，八杆红旗凌空飘扬，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胜利的红绿标语，街中心搭起了高台，几千名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殷区起义大捷。会上，殷中环宣布了殷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凡是被群众选上的人，都要讲几句话，和群众见见面。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象大海里收水，翻滚不停。放牛娃、油漆匠、烧炭鬼、挑脚夫、铸锅工人，一直到参加革命入了党，今天又被群众选为干部，这是多大的变化！山乡变了，
世道变了，我也变了。穷人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府……叫我讲什么好呢？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 “共产党是咱种田佬的大救星。”最后，我放开喉咙喊道s “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把地主的粮仓打开，各家各户回家去拿口袋，担箩筐，到岳六平家去分粮食。”
散会以后，我和熊古如等同志先到了岳六平家里。我家三代人都在他家里做过牛马，岳六平家的情况我最熟悉，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等群众到齐了，我先把他家祖辈相传的地约房契当众烧毁，接着又把粮仓打开。我对大家说：“过去我们给地主送粮，现在该是地主还粮的时候了。同志们背吧，担吧，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分完粮食以后，我又把鱼塘埂挖开。过去，穷人站在塘边看看，岳六平还要说你想偷他的鱼，今天，塘是我们的了，鱼是我们的了，各家各户都分到了几条大鱼，合起来足有几千斤。
殷区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建立起来以后，数十里的山区一片火红。大朱湾，殷湾、罗北冲三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在殷区苏维埃政府的指导下，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们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那股革命热情，真是热火朝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最要他命的也是他们最痛最恨的是均了他的产，分了他的地。那些大小司令、山王寨主、土匪头目，就象是地主阶级身上的肉瘤，同样感到寿命不长。所以，我们对他们打击得越狠，他们的反抗就越烈。殷区起义胜利以后，地主岳六平，蓝佑峰等和民团头子易本应，土匪头子戴安伯，还有邱华虎，彭法虎和大大小小的帮会头子，抱成一团，共四、五千人，象恶狼似地扑向殷区。他们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
我们接受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死打硬拼。我同熊古如、熊全甫商量后，决定集中主力撤到钱小寨，依山固守。同时，我们把捉到的地主豪绅也带到寨上，派专人看管。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我的堂弟和两个亲弟弟，也一起来到寨上参加战斗。
钱小寨在殷区的南部，距殷家棚六华里，西与牢山古寨隔冲相望，东临九龙寺，南接连绵横亘的山梁，山寨筑在一座四百米高的山巅上，寨墙为山石垒砌，高约七、八尺，山势险竣，易守难攻。一百多名起义军和几百名妇女儿童，坚守山寨，与敌对峙。
为了更有效地同敌人战斗，我们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组成了指挥部。农民自卫军为守寨主力，分头把守寨口；妇女烧水做饭；全体队员日夜不停地加修工事，赶制土枪火药。
凶残的敌人，一面攻打钱小寨，一面火烧村庄。狼烟滚滚，鸡飞狗HLf，胡二洼、田洼、钱湾等几十个村子，全被洗劫一空。敌人的暴行，激起了殷区人民的强烈仇恨，队员们个个决心血战到底。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天刚亮，敌人的全部兵力向钱小寨发起了猛攻。他们先用土炮轰击，然后就象羊群似的嚎叫着定山上冲。这时，我臂上已负了伤，流血不止，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包扎。我一面鼓动一面指挥，要大家沉住气，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因为我们的武器不行，弹药也少，我就通知大家：把所有的石块都堆积起来，没有弹药就用石块打。
敌人听不到我们的枪声，往上爬的更快了。等他们爬到我们可以发扬火力的距离时，随着我喊出的“打”声，所有的土枪土炮，鸟铳石块同时向敌人打去。一阵激战后，有的敌人倒下了，有的敌人被砸得鼻青脸肿，有的敌人头破血流，其余的敌人有的后退，有的还在往上爬。正当敌人混乱的时候，熊古如看准时机，架起土炮，向敌群猛轰。他是殷区有名的猎手，也是第一批入党的老同志。今天，他面对着这群野兽，怒火在心，土炮喷射着复仇的火焰，朝敌人猛烈射击。他眼看着敌人象草个子似的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敌个遭受到大量的杀伤后，不得不暂时退了下去。起义军初战取胜，士气大振。
从敌人的阴谋来说，这才仅仅是开了个头，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我动员大家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堆积石块，擦拭武器，赶制火药，迎接更残酷的战斗。果然，四天以后，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围攻。敌人这次学乖了，有的顶着方桌，有的蒙着棉被，有的背着稻草，看上去简直象一群怪物， “唔唔呀呀”地朝山寨猛冲。我们还是老办法，远了不打，等靠近了，看准目标，找准机会，鸟铳、土枪、土炮，石块一齐向敌人打去。我们虽然打倒一些敌人，但大量的匪徒还是冲上来了。起义军战士不等命令，便跳出寨墙，舞起大刀片，端起红缨枪，举起大石块，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正在这时，有人喊： “队长，你弟弟牺牲了！”我顾不上去看他，也没有眼泪，只有一声口号。 “为死伤的同志报仇，打！”为了夺取敌人的武器，罗太宜同志向我请战，还没等我回话，他脱下上衣往旁边L甩，带上几个队员，举着大刀，冲出寨门，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杀向敌群。敌人一时被镇住了，掉头就往后跑。罗太宜和几个队员乘机缴了十几枚手榴弹和几十支土枪，胜利地返回山寨，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敌人的第二次围攻又被我们打退了。罗太宜有勇有谋，指挥部三次派他冲出重围，一夜行程八十余里，向上级报告情况。他每次不仅能带回上级的指示，还能带回一部分武器。鄂豫边执行委员会的熊少山同志很关心我们的斗争，他命令光山县游击队立即开赴殷区增援。
狡猾的敌人在几次攻击失败以后，便按兵不动，采取严密封锁长期包围的手段，企图割断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把我们饿死，千死，困死。这时，山寨上的粮食确是不多了，用水也很困难，加上气候炎热，不少同志病倒了。有的队员为了把水省给妇女儿童喝，自己嚼草根解渴，还有的挖把湿土放在胸脯上借以湿湿身子。吃饭更是问题，二十几天过去以后，不要说吃稀粥，就连米汤水也喝不上。有的同志已经饿得站不起来了，生活苦到了极点。但是战士们的战斗意志仍然很坚强，一旦敌人打上来，不论是生病的，还是昏倒的，都能挺身而出，参加战斗。熊古如、熊全甫同志几次下山弄水，都未成功。钱小寨到底能不能坚守住？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我把党员集中起来，分析当前形势，商定最后决心。大家有的主张立即突围，有的主张决战到最后一个人。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有的人喊： “快冲出去”，有的入喊“叛徒！”我们几个人都愣住了，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走出去一看，西寨门被打开了，敌人已经冲了进来。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乱成一团。从这种情况看，再犹豫下去，必然全军覆没。我当机立断：突围！那怕冲出去几个人，也是今后殷区斗争的火种。于是我下达命令： “妇女小孩先撤，队员们断后，要猛要快！”事后我才知道，是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被敌人收买了，打开了西寨门，放进了敌人。突围出去的同志，包括负伤的在内，只有三十几个人，我的两个弟弟也在突围时牺牲了。
长空用夜色做黑纱，为忠魂默默哀悼，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殷区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贫农出身的吴恒顺同志，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组织突围时，英勇牺牲了。殷区革命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优秀共产党员熊全甫同志在最后关头销毁了全部文件，保护了党的机密，为了掩护别人突围，也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还有一部分同志被敌人提了去，有的被敌人剖腹挖心，有的用开水浇，有的用马活活拖死，刀砍，碎剁、撕裂、截肢……各种野蛮的手段敌人都用上了。坚强的殷明先同志，被敌人捉住后，带到马畈，把四肢钉在墙上，挖眼割舌，折磨至死……
这场战斗，起义军以少抗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二十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五十天，充分表现了起义军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突围出去的三十几位同志，大部分都投奔了红军。
突围出来以后，由于敌人到处搜捕，我不得不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白天，蹲在密林中的高树上，看着太阳出，望着太阳落，就是没有吃没有喝。夜里，赶小路，去找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宣化店，隐藏在一个菜园里，暗地里打听着董老的去处，寻找党组织。几个月以后，我终于见到了董老，并由他介绍参加了红军，担任鄂豫皖特委会手枪队队长。
大别山在怒吼，青龙河在咆哮，殷区人民复仇的烈火在燃烧，自卫军式的斗争在继续……一九三六年五月，岳六平被镇压了，易本应被击毙了。党在殷区领导的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