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领我宣誓入党（文/钱钧）

一九二一年,董必武同志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便回到了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积极开展宣传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的活动。从一九二三年开始,他还经常来到农村,亲自指导农民运动。 
我第一次见到董老是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当时,我在汉口一家翻砂厂里当倒锅工人。那是一个漆黑而又寒冷的夜晚,我由厂里一位老师傅带领,在大悟县一间瓦屋里见到了董老。当时,董必武同志四十岁刚出头,他脚穿浅口布鞋,身穿灰色长衫,套了一件黑布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很深的围巾,最突出的是他嘴上那两撇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看上去活像个教书先生。他面色憔悴,但一双眼睛却明亮有神,给人的感觉是可敬可亲,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拘束。进屋时,我先喊了一声董先生,然后又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他让我坐下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叫钱永兵(我当时的名字)?”他接着说:“你才这么点年纪,就会那么多手艺,作画、烧炭、倒锅、当漆匠,还会打拳,为什么混不上一顿饱饭吃啊?”我真没想到他对我这样熟悉,更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提到我的吃饭问题,我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 
董先生不等我答话,又说:“你家三代人都是地主岳六平家的长工,可是就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你们全家人都赶了出来,过不上年,吃不上饭,这是为什么?”“没有地种。”“你不能把他家的土地拿过来吗?”“他是光山县最大的地主,势力大,拿不动。”“岳六平罪大恶极,伤人害命,你还不把他镇压了,镇压了他,不就拿过来了吗?”“灭了他还行,灭了以后怎么办?”“革命呗,怎么办。”说实在的,当时,对“革命”两个字,我还不太懂,更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革命”就是要把地主阶级打倒,穷人要翻身,所以,我对董先生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很坚决:“中!”接着,董必武同志又用火柴棒在桌面上摆出了一个“人”字,并意味深长地说:“你看到天上飞的大雁吗,它们飞起来总是一个‘人’字形的,在‘人’字的头上,有一只领头的大雁,指挥着整个雁群的行动,我们干革命,同大雁的飞行一样,也得有个领头的来指挥,这个‘头’就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在哪儿?”我早就听说有共产党,而且我也知道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办事的,就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共产党,所以,他的话正说到我心里。“你找党找不着,党找你可以找到。”他看了我一眼又取繇全集神秘地说:“我只对你讲,我是党员,毛委员是党员,其他的你别问,你问,我也不能告诉你。”董先生的话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厂里有些人的行动那样保密,原来共产党是秘密的。我本来想向他提出来“党什么时候来找我”,但我不知道党要找的是不是我这样的人,因此,也没有说别的话,向董先生鞠了个躬就出来了。他走出门把我送了好远才回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是点亮了一盏灯,浑身是劲,原来董先生就是共产党员,他懂的争隋那么多,我有了这样的老师,今后革命就不用愁了。 
一天晚上,厂里那位老师傅通知我第二天去听一个人讲话,这人是谁他没讲,我看厂里去的只有几个人,估计保密,也就没问。到了会场上,讲话的人是一个戴眼镜的,留着两撇胡子,像个知识分子。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李大钊同志,他的讲话,可能是道理太深,也许是口音的关系,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只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意思:雇农、贫农和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他们的土地只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但他们却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且多半是好地近地。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什么“天朝田亩制”,“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等,都没得到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闹翻身的党,是真正为穷人谋利益的党。 
李大钊同志的讲话,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加深了我对党的感情。事后我才知道,通知我去听李大钊同志讲话是董先生安排的。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当时,“拜列宁”,在光山县殷区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成为最高的荣誉。因为人党,要在列宁像前宣誓,所以,大家都知道,拜了列宁就是党员了,那时,我们管这叫“拜列宁”。我当时天天想着拜列宁,就是没人来找我。 
一九二六年,春节刚过,董必武同志又来到了我的家乡,因我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他什么事情都叫我去做,送信,找人,下通知,有时连他吃的点心也是我去买。不管公事私事,我都尽心尽力地为他办好。因为他日夜不停地忙,太辛苦了。有一天晚饭后,他要转移到另一个村去,我护送他,当我们从大路拐进小路时,他拉我在田埂上坐了下来,说休息一会儿再走。董先生坐下以后,顺手捡起一根树枝,用另一只手把地上的土抹平,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圈的当中画了一些人,然后,他拍拍手上的土,用那根树枝指着一圈人问我:“你说,这一圈人打中间这一个人,打得过吗?”我说:“打得过。”他又指着圈当中那一个人问我:“这一个人打周围这一圈人,打得过吗?”我说:“打不过。”接着,他又分别拿一根树枝和一把树枝要我把它折断。一把树枝当然是折不断的。他笑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要团结,团结起来力量大。”他听了,很高兴,说:“对,革命就要团结。”我笑了,我感到董先生真会开导人,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两个人说着说着,不觉天已黑下来,我担心他的安全,催他快点赶路,他点点头,说:“好,走吧。” 
过了几天,我们厂里工人纠察队出了事,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找董必武同志请示,还是那位老师傅告诉了我董先生的住址。见了董先生以后,不等他开口,我便一口气说完了发生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想法:陈独秀下令,要工人纠察队把所有的武器全都交出去,我是纠察队的小组长,发了一支匣子枪,现在硬逼着我把这支枪交出去,枪是穷人的命根子,怎么能交呢?要命有一条,交枪我不干。 
董先生听完了我的想法以后,指示说:“你的想法很好,不交枪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再在厂里干下去了,必须在五天之内,离开那个地方。”我答应了。他担心地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枪拿出来?”这事我早有准备,我把我带枪的办法报告了董先生,他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我要提高警惕。 
这天夜里,厂里的人走的走了,睡的睡了,我拿出事先买来的木柄剃头刀和十多斤糙纸。十多斤糙纸有一尺半多厚,我先把它分成几叠,按照匣子枪的轮廓,用剃头刀在纸上刻出了像枪那样厚的一个深槽,把枪放进去,再把纸摞好四周弄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捆好,一点也看不出这纸是动过的。二十发子弹也是用这个办法藏到纸里去的。为了掩人耳目,我借了一件长衫、一顶礼帽,穿戴起来。过门岗的时候,我提着糙纸,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第二天,我把带枪离厂的事报告了董老,他很满意,就在这一天,他规定了一个日期,叫我按时到湖北省的河口村去找他。 
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河口村很隐蔽的一间草屋里找到了董必武同志,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共产党的事业,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事业,你有信心吗?”我坚定地点了下头,我认为这比我说话更能表达我的决心。他又说:“当党员,干共产党的事,很艰苦,要流血,还可能牺牲生命,你怕不怕?”我用力地摇了摇头。董先生见我态度很坚决,便站起来,在小屋里踱着步。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他把夹在书里的一张半身列宁像拿出来贴在墙上,把党旗挂在列宁像的上面,党旗上有镰刀斧头和犁,看到这庄重的场面,我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时刻,也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是关系到我今后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大事情。 
董必武同志首先给我讲解了党章的内容,并反复向我说明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然后,他站在列宁像和党旗的左边,要我成“立正”姿势面向列宁像和党旗站好。董必武同志举起了右手,我也举起了右手,这时,我似乎感到在这小屋里站着的不止是我和他两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人也举起了右手,站在董必武同志的周围,和我一起跟着董必武同志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董必武同志放下右手,来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钱永兵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今后不管干什么事,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这一瞬间,无数的往事,都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是董必武同志把我这个放牛娃领上了革命的路,是董老领我宣誓入了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