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有自己的童年，都有各式各样的童年的记忆。而我的童年，却是充满了痛苦和斗争，每走一步，都是命运的挣扎，在挣扎中，使我匿得了不少东西。
一九O三年，我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大岳畈。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它座落在大别山脚下，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这里山重岭叠，丘陵起伏，几乎没有多少可耕的土地。而这点仅有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地主霸占着。有一首民谣唱道t “青龙河边到牢山，曾、蓝、岳，傅都占完。岳家的水田，傅家的竹园，蓝家的森林，曾家的炭山。”我出生以后，还没看一眼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饥饿早已经在等着我了。
我家是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祖父祖母健在，父辈兄弟三人，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十几人。那年月，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人多成了灾难，全家合共只有七斗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所以，我家三代人，都是种地主家的田。
我父亲从早到晚没有话语，没有笑脸，虽然只有三十五岁，但是贫穷早已把他折磨得象一个小老头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就知道拼死拼活地干活，那有心思管我的事。我母亲只有二十岁，家务劳动这付担子，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没念过书，但是她懂得教育子女的道理；只是方法简单，不是骂，就是打。她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我外祖父年轻时，就在南京做裁缝，到老也没娶上媳妇，怏七十岁的时候，返回河南老家，一位好心的同事，可怜他没人照看，便把自己三个女儿中的一个，送给外祖父做了女儿。当时，我母亲已经十几岁了。外祖父去世以后，我母亲为了生活，经人说合，便同我父亲结了婚。我母亲长得俊秀，为人善良，只是由于穷的缘故，使她过早地衰老了。
父亲冷眼看我，母亲骂我打我，好象是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不幸。所以，我对这个家没有一点好感，唯一感到可亲的是我的小妹妹，她长得矮小瘦弱，再饿再冷她也不哭，真叫入可怜。一天到晚，她总是用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看着我。在家里，除了这个可亲的小妹妹，谁也不理睬我。听老人说，我刚会坐的时候便同泥土打交道，在地上滚地上爬，特别是到了夏天，浑身上下都是土，象个小泥猴似的。到我长大一些了，便同一些穷孩子在一起打砖、丢瓦，爬树、下河，捉鸟玩蛇，结伙打架，什么都干，越来越野。我母亲最讨厌我玩蛇，她一嗅到我身上有蛇腥昧，就骂我打我。不知为什么我最喜欢玩蛇，再毒的蛇我也能制服它。大人见了，都说我胆子大，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不知什么叫怕，这也是穷出来的。听人说蛇是凉的，可以解热，到了夏天，我提了一条几托长十几斤重的大蛇，装进我用竹条编的笼子里，睡觉时，放在身边，还真有点凉气呢。我妈妈看见了，差一点没打到我肩上，硬逼着我把它丢出去。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来，真不敢相信那是我干的。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重，广大农村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千万农户更加贫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九一O年，辛亥革命前夕，我刚满六岁，父母就逼着我去给地主放牛。我知道这不是父母心狠，实在是饿得没办法。我离开家，可以带出一张嘴去，父母亲再也不用看着我挨饿而心疼。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我还没有牛的一半高，在牛肚子底下，我可以不弯腰地穿来走去，怎么能看住一头大水牛呢。我父亲说不去不行，你长大了，应该自己养活自己。没办法，我只好流着眼泪，告别我的小妹妹，离开了自己的家。这时，正是夏天。我身上一丝不挂，只有头上戴着一顶用竹篾编的凉帽莲。早出晚归，浑身上下晒得油黑。打这时候起，我便在牛背上过日子了。
地主的心肠没一个不狠的。我放牛的这家地主，论辈份我叫他叔叔，可是他六亲不认，照样拿我不当人待。他们吃饭，我只能喝他们剩下的汤汤水水。有时候饿得我实在没办法，站也站不住，只好偷偷地去拣点狗吃剩下的东西充饥。有一次地主婆对我说： “呶，油油嘴吧。”我一听很高兴，心想：她发善心了，要给我点肉吃。可是接过来一看，全是煮得发了白的骨头，连点油星星都看不见，丢给狗，它连看也不看一眼。真是人不如狗啊！我气得真想把骨头甩到她脸上，又怕挨打，我小，打不过她，反而白吃亏。“总有一天，我要报这个仇的。”我心里暗暗地发着狠。放牛，每天要出去两趟，每趟回来，还要割一捆牛草背回来。地主看到牛肚子没凸起来，或是牛草没背回来，不是瞪着眼睛骂，就是伸着巴掌打。他骂一声，我回一句，只是不敢说在嘴上。他打一巴掌，我心上刻下一道痕痕，留在我的记忆里，总有一天，我和他算总账。水牛最喜欢泡在水里。有一次，我骑在牛背上，它进了水塘，到了深处，冷不防，它一个猛子扎下去，把我也带进了水里，没了顶。我想，这下子完了，准得淹死。但我心里还明白，我拼命地用手扒水，用脚蹬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露出水面。我第一次知道水的厉害。从此以后，学会了游泳，再也不怕牛扎猛子了。夏天，我整天家晒在火一样的太阳地里，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冬天，我没有棉衣，更没有棉被，到了夜里，我只好铺着稻草，靠在牛身上取暖。这样的苦日子，我实在熬不下去，常常对着牛流眼泪。因为只有牛还用嘴拱拱我，亲亲我，除此之外，还有谁正眼看我，还有谁给我个笑脸呢。我下决心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么大的世界，我不相信没有我吃饭的地方。我快七岁了，不算小了。可是到哪儿去呢？谁会收留我这什么也不会千的孩子呢？熬吧，熬吧，总有一天会熬出头的。天有明有暗，路有始有终，我不相信就没有自己的出头之日。一天傍晚，我把牛绳拴在身上，正走着，只听见后面有人“嗽”的一声追上来，没上没下的把我痛打了一顿，原来是牛吃了他的稻秧。因牛绳长，我走在前面，牛在后面干什么我怎能知道！挨了打，感到很委屈，我把一肚子的气，把所有要说的话，都集中到眼神上。我狠狠地瞅着那个人，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伤心，我痛苦，我仇恨，一气之下，我把牛绳从身上解下来，狠狠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都来欺负我这么个孩子，是不是他们的力气大，能打得过我？要是我能打得过他们，他们是不是还敢这样来欺负我？我想着走着，不觉天已经黑了，到哪儿去过夜呢？回家吗，父母痛打一顿，还要把我送回去；投亲吗？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想来想去，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只好在山洞里过夜，拿野果充饥。
就在我过着野人生活的时候，听说我小妹妹死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小妹妹，我离家去放牛那一天，她哭着把我送了很远很远。她到底是死是活，我得回家去看一看。我进了村，还没有到家，小妹妹死的消息就被证实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说我小妹妹是被“送生娘娘”收回去了。回到家里，我没有看见我的小妹妹，她已经被埋了。我没有哭，只有恨，恨“送生娘娘”，为什么要把我小妹妹收回去。我坐在家门口一声不响，我好象看到了那个身上背着小孩，手上托着小孩，前脑挂着小孩的“送生娘娘”在朝我笑，还有站在她旁边那些毗牙咧嘴的大鬼小鬼也在瞪着大眼看我。我越看越气，真想一拳把它砸个粉碎，省得让它再去收别人的孩子。想到这儿，我进屋拿一把斧头直朝大庙跑去。
到了庙里，我也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几斧头砍下去，就把“送生娘娘”劈倒了。然后我又掉过斧头拼命地砸，把它砸了个粉碎。我还不解恨，又把两边的大鬼小鬼砍倒了。我看着眼前这一堆乱泥，心里很高兴：为自己出了气，也为我妹妹报了仇。我怕被庙里的和尚看见，不敢多停留，便提着斧头回家了。
第二天，我家里来了好多人，都是长胡子的老头，他们吹胡子瞪眼地在骂我父亲。我站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知道是自己闯了大祸，说因为我砸了神像，来年全村的人都要遭灾。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要我家出钱，把砸坏的神像再塑起来，同时还要我家请四桌客，为我赎罪。当时我真想站出去同他们讲理，但是我心里明白，他们谁也不会听我的，连我父亲都在那儿低着头．一声不敢响。那时候，族规胜过王法，谁敢违抗！来人走了以后，我父亲只好到处求亲托友，好容易才把钱凑起来，塑好了神像，请了客，事情才算了结。从此，我家里又背上了一笔债。我闯了这场大祸以后，家里的人更不理睬我，好像一切苦难都是我给家里带来的。我真想跑，可是又没地方去，怕再去过野人生活，只好忍气吞声地在家里等机会。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在旧社会，是穷人听天由命的哲理。我八岁的时候，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更大的灾难临头了。我们家三代人种的田都是地主岳六平的，当时他家只有六口人，土地却有四百多亩，我们全家人都为这个地主干活。地主岳六平本人，在镇上开药铺，不常回家。他老婆是粗脖子，一天夜里，一个长工进了她的房，干了坏事，逢巧被我母亲发现了。我母亲是个实心眼的人，她认为是来了坏人，便大声叫喊“来贼了，快捉贼啊！”她这一叫喊，事情闹大了。地主婆当然不肯把实情说出来。地主为了掩盖她的丑事，硬说是我母亲贼喊捉贼，想半夜来他家偷东西。这一天正是大年三十夜，第二天就是年初一。地主岳六平指着我们全家人骂道：“他妈的，我大米千饭养出贼来了，都给我滚！”狠心的地主，把我家种的田全收回去了，把我们一家人赶了出来。穷人本来就是过年如过关，现在又被地主赶了出来，到哪儿去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穷人没有田就没有命，一家人总得活下去，后来，东托人，西托人，在河东小岳畈找到了另一家地主。为了给他们家干活方便，我们搬了家，住到弛主宅院后面的草屋里。当时，我心里想：地主比那个“送生娘娘”更坏。总有一天，我也要用爷头劈了他。家里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加上几件事情一折腾，日子就更难过了。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暗暗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
宣化店是湖北省有名的一个大镇。听说那里有工厂，有商店，有很多很多的人。我想，这样的地方，只要肯出力，一定会找到个吃饭的地方。到了宣化店，一位好心肠的人对我说，有位绘画的老师傅要招个徒弟，问我想不想干？我一听绘画，就懵了，“画”是个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再说，我一个字也不认识，从来就没有拿过笔杆，怎么个学法呢？可是别的事情一时又找不到，为了混饭吃，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了，并说好第二天去上工。
这位画师傅五十几岁，象个古老先生，还有他的老伴，全家就这两个人。画店临街有四间房子，两间是门面，两间是画室和卧室。听说这位画师本事很大，他能在纸上作画，也能在墙上作画，还会塑各种各样的神像。一听到塑神像，我就反感。我想起了那个“送生娘娘”，想起了我小妹妹的死。所以，我一来到这儿，就感到别扭。名义上我是来学画的，可是他根本不让我动笔，整天家给他做饭、扫地、洗衣服、倒尿壶，一个活蹦活跳的少年，关在屋子里千这些婆婆嬷嬷的事，多没出息。我想离开这里，可是又怕挨饿，只好硬着头皮往下熬。后来日子长了，他看我干活挺卖力气，有时也给我讲点作画的知识，构图啊，线条啊，着色啊，等等。高兴的时侯，还给我讲做人的道理，讲来讲去无非就是要我认真学画，老实做人之类的话，生怕我给他惹出什么祸来。其实我对画慢慢地也有点兴趣了，也安心了一些。我在画上看到了在外面看不到的人和事，什么孙悟空一蹦十万八千里呀，狐狸大仙救苦救难呀，嫦娥奔月呀，还有岳母刺字，天河配，等等。有男有女，有阴间的，也有阳间的，我第一次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有杀人的“送生娘娘”，吃人的岳六平，还有做好事的妖精和鬼神，我羡慕孙悟空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崇敬岳飞有那么好的孝心，我心里想：做人就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可是，我成天家关在房子里，能学到什么呢？说是来学画，师傅不让我动笔，怎么学呢。老是侍侯他，到哪一天是个头？再说就是学会了作画，也制服不了岳六平，也不能为我妹妹报仇，还是得挨别人的打，受别人的欺负，这样做人怎么行呢。不行，有机会我还得走，一定要学到真正的本事。
听人说河南省登封县有个少林寺，里面有近千名和尚，都是很有能耐的人。他们能飞檐走壁，腾空驾云，枪刀不入；还能长生不老……他们用一个指头就能把人点死，用两个指头就能把人的喉管捏断；对把粗的杉木杆子，两只手一挤，碎得就象火柴杆一样；百八十人也打不了他们一个人。我听了以后，真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样的好汉。我若是能学到这样的本事，先把天下所有的岳六平统统捏死，看谁还敢欺负穷人。耳听是虚，眼见是真，是虚是真去看看再说。
到了庙里，一位老和尚对我还挺客气，当他知道了我的来意以后，便说：“您长得胖头大脸的，学画有什么出息，学好了拳术才能做个人上人。”我说： “我想学拳行不行？”他说：“你愿意学就行。”我说： “要不要拜师傅？”他说： “你拜也行，不拜也行。”我说：“当和尚我不干，我就是来学拳的。”他说：“那可以。”我问他什么时候来，他说：“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天来也行。”老和尚的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因为我想看个虚实，当天就留下了。
少林寺真是名不虚传。远看，松柏茂密，古树参天，近看，大殿二殿，前堂后院，方园几百里都是庙上的产业，九百多名和尚就有二百多支匣子枪，所以，不论是官兵还是土匪，谁也不敢到这里来捣乱。这时正是冬天，烤火时，碗口粗的木头，他们不用刀劈斧砍，用手一捏就碎了’一百多斤的大铜锤，他们只用一只手提来提去，就象是拿一根木棍一样，不费半点力气。我看着这一切，嘴上不说，心里佩服。我晴暗下定决心，不走了，学，把他们的东西学到手，走遍天下也不怕。
这一年，我已经十三岁了。在老画师那里，我走的时候，没说干，也没说不千，就离开了他。谁知我来到少林寺不久，老画师也来了，是庙上的和尚请他来画壁画的。正好，我也有事干了，不学拳的时候，就跟着老画师作画。这位老画师虽然保守，但心眼不错，对于我来少林寺学拳，他非但不反对，还鼓励我学。他说： “孬种寸步难行，好汉走遍天下。”从这以后，我也喜欢这位古老先生了，两个人合作得还挺好。
人们常常夸奖功夫深的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滋味我可是尝到了。中国的拳术，不论是南路还是北派的，不论是朱砂掌还是大红锤，都是真功实气，学到家还真不容易。我来到少林寺以后，真是吃尽了苦头。第一件事就是天不亮起床，还不准小便，据说如果小便，就把元气放跑了。有时憋得小肚子阵阵作痛，想偷偷小便一下，又不敢，因为有老师傅看着。练功房更是吓人，里面阴森森的，上面滴水，四面墙上淌水，地面上存水，不管怎样累，你别想能有个地方坐坐，找个墙靠靠。第一个动作就是吊腿，两条腿轮换着吊，时间长了，骨头象断了一样，老师傅不说话，谁也别想放下来；第二个动作就是跳，一步七尺五，不管大个头小个头，能跳过去也得跳，跳不过去也得跳，一直跳到吃早饭。其它动作还有拳打、脚踢，一天要练好几次，晚上也不停，有时练到深夜，三日肩膀五日腿。开始几天，全身象散了架子一样，胳膊褪全不听指挥，连走路，身子都有点摇晃。但是我知道，不受苦中苦，难得功夫深；钢不炼不硬，刀不磨不快。那些老和尚的本事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吗？怕苦就练不出好功夫。那位老师傅的话一直鼓励着我： “学好拳术做个人上人。”我品味着老师傅“人上人”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本事到处受欺负，这是“人下人”；有了本事谁也不怕，这是“人上人”。所以，我下决心在苦中学，苦中练。一年三百六十天，没有停过一天，整整坚持了五年。从十三岁学到十八岁，我已经是一个膀宽腰圆个头高的小伙子了。五年，一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淌了多少汗水，闯过了多少难关。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丈把高的墙，我退后几步，就跳过去了；一般的平房，我也能象飞一样地翻过去，七，八斤重的石头，我一拳下去，可以砸得粉碎，两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双手端起来往上一举，顶在头上就走，三、五十个人靠不了我的身……师傅们都夸奖我学得快学得好。
我本来就不是出家当和尚的，我是来学本领的。现在，我感到我学的本领够用了。所以，我想离开这里，去收拾那些欺负人、压迫人的坏蛋。一天晚上，我偷偷地把我的想法对师兄弟讲了，他们好心地问我： “你从前门走还是从后门溜？”我说：“当然是从前门走。”他们说： “从前门走，要打三道门，每道门都有十几个武艺高强的师傅，打败了他们，你算是出师了，放你走；打不败他们，不但走不出去，说不定会被他们打死，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这是老规距，多少年来，没有哪一个人是从前门打如去的。”我一听这话，心里有数了。一天半夜里，我一个人，偷偷地从后门溜了出来。这五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虽然流了汗吃了苦，但是我学到的本领，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离开少林寺以后，我还是常常想念那个地方，怀念那些好心的老师傅。年轻人，头脑简单。原想出了少林寺，去收拾那些欺负人压迫人的坏蛋。可是实际情况与自己想的完全不同，地主有民团武装保护着，官兵手里有枪拿着，我孤单单地一个人，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而且，离开少林寺以后，我仍然被吃饭问题支配着。所以，那时候，我没有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的自由，只要有口饭吃，有什么活就去干什么活。我烧过炭窑，干过漆匠，、骟过牛马，还挑过脚，一次担一百五十斤到二百斤牛皮，走三百二十里路，去武汉，一趟也只能赚三、四元钱。就这样，我东一头西一头，象老鹰打食一样，饥一顿、饱一顿。常年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在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都同我一样，不但穷得吃不上饭，还得忍气吞声地受侮辱挨打骂。我夜里躺下来常常想：为什么有钱的人那样少，却有那么多的土地和财产，可以作威作福，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穷人这么多，却吃不饱，穿不暖，祖祖辈辈被剥削受压迫，而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这是谁定下的规距？难道说穷与富真的是命里注定的吗？这世道就永远不会变吗？
一九二三年，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来到大别山，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我的家乡——光山县殷区（殷家棚）也建立了党小组。这些事是后来我才知道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更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我到了汉口一家翻砂厂，当翻砂工人。这家工厂专门生产铁锅。那时候，中国的工业很落后，每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一口铁锅的模子就有一百二十多斤重。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抬来抬去。每个工人都是汗流浃背，除了牙齿是白的，浑身上下全是黑的，就象挖煤的工人一样。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时间的重要：上班下班，倒铁水，开锅模，都要受到时间的限制，早了晚了都不行；我第一次受到纪律的约束，什么能动，什么不能动，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都要接受工头的监督和工序的限制。如果违犯了纪律，轻则受罚，重则开除。我第一次懂得了团结的重要，不但劳动需要齐心协力，就是对付工头和老板的压迫、剥削，也需要齐心协力。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在我心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九二五年，由于军阀混战，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千疮百孔。大军阀吴佩孚统治着京汉铁路，大大小小的武夫，有的据山为壬，有的立寨为主；还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农村经济崩溃，日趋贫困，男女老少，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活命，无数的男劳力涌向城市。所以，工厂的老板更加轻视工人，压迫工人，工人没有一点自由，就连上厕所也有人监视。当时的工人，只不过是会说话的活机器。上工的时候，大家拼命干活；下工以后，在工房里，三个一堆，两个一簇，头碰头，脸贴脸地交谈着，议论着。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我猜想一定是在商量什么大事。听说共产党是秘密活动的，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去接近他们，可是不等我走过去，他们就不说了，他们谁也不跟我说真话。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了解我的。这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风声已经吹到武汉三镇，我心里暗暗高兴，出头的日子终于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