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山东各地抗日活动广泛展开,到处拉起 了抗日武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以延安“抗大”为 榜样,创办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省委宣传部长 孙陶林同志兼任校长。从5月开始筹备,各地爱国青 年闻讯纷纷前往报名,我们党所掌握的抗日部队也选 送一批干部和优秀战士。 6月底,省委机关南下滕县 的堉崮一带,干校第一期就在驻地雪山寺开始学习。
我和冯旭东同志是第一期学员。当我们到达省委 时,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的爱人史秀云同志接见了我 们,一位李秘书给我们安排了食宿,第二天就编入了 学员队列。第一期学员约200人,编成一个大队,翟 明仁同志担任大队长。下分军事、政治、民运三个中队,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各一入,每个中队又分为 排、班。在雪山寺学习了 1个月左右。为庆祝“八 一”建军节11周年,开了个文娱晚会。当时滕枣地区 反共顽固派势力活动猖狂,我们很难开展工作,省委 决定向北转移。就在文娱晚会的第二天,分配走一批 学员后,全校人员就随同省委机关向北转移了。
8月初的一天夜晚,2000多人的队伍行至滕县东 北的八里沟,遇到反共顽固派突然袭击,四支队二团 英勇战斗,掩护机关迅速突围。我们大队人马,翻山 越岭,涉水过河,忍受着饥饿和疲劳,走了近一天时间,来到滕县的长城村。那里住着一位开明士绅李幼 肃先生,对我们表示友好,同意我们在长城村休息一 天。当地的村长供应我们一顿晚饭,有开水、煎饼, 还有地瓜,每人一碗漂着几片肉的猪肉汤。同志们已 两天没吃上饭了,现在煎饼泡肉汤,再喝上热水, 精神又振作起来。在长城村住了一夜,次日整队出发 前,郭洪涛同志表扬了二团指战员勇敢善战,保护了 大队人马的安全。特别表扬了二团团长钱钧同志,他 在战斗中,带领部队拼搏冲杀,把丢失的电台夺了回 来。谁都知道,当时有一部电台多么重要,那是十分 难得的与中央保持联络的重要工具。当郭洪涛同志宣 布出发命令时,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四支队一团也 打了胜仗,在前面某地迎接我们,大家情绪更加高涨。
这次长途行军,对干校学员是一次很大的锻炼, 也是一次严竣的考验。当时大多数学员都是刚刚脱下长衫的学生,只有部分工农同志,绝大多数没打过仗,在八里沟遇顽固派突然袭击,感到紧张,有些学员 甚至不辞而别了。我们二排只剩下12人,重新编成一 个班,我当班长。全班年龄最大的是24岁的冯旭东同 志,最小的是商景才同志,他只有16岁,我和李铎、刘芳、巴立华等都是22岁。领导非常相信我们,把电 台、机要文件箱,还有一门没有炮弹的追击炮交给我们负责。为帮助我们班,干校的生活指导部主任刘建 中同志随我们一起行动。九匹骡子驮着一些箱子和大 炮,每人牵一匹,因为骡子缺草料,有的走着走着就 躺倒了,得几个人把它抬起来。行军到达费县城北薛 庄宿营时,才将骡子、电台交还省委机关,大家觉得 放下了一副重担,完成了光荣任务。也就在薛庄休息 的七、八天中,我们第一期学员除少数留校工作外, 都分配到各地去了。我被留校,直到1939年8月才离 开干校,到北沂蒙大队担任大队长。
1938年8月21日,干校随同省委机关由费西到达 沂水县九区的岸堤镇,经过一段准备,第二期正式开 学了。因驻在岸堤,从此就被称为岸堤干校了。
第二期开学后,组织机构也作了新的调整。行政 上设立了政治、教育、总务三个处,学员管理上设立 了大队部,下设军事、政治、民运三个中队,另有女生队、青年队,都归民运队领导。到了第四期,由于 学员人数大増,就成立了两个大队,各大队下设两个 政治中队、两个军事中队、民运中队,还又增设了财 经中队和教育中队。比起现在的院校来,干校的组织 机构非常精干,专职员工很少,学员的学习、生活基 本上靠学员自己管理自己,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执行 各项纪律和制度,一切行动军事化、战斗化。
干校的学习是紧张的,生活却是艰苦的。到岸堤 后,环境比较稳定一些,但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给养 时有时断。幸好,当时的国民党九区区长马月如比较开 明,对我们表示友好。省委很快派干校二期学员、战前 的老党员彭瑞林同志去沂水九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面 目不公开),又指定校政治处主任徐元泉同志去做争 取工作。经过帮助教育,马月如有了显著转变,不久 就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在供给干校的给养方面,马月 如同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干校的教育方针,是以军事教育为主结合政治教 育,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军事课程方面,由单 兵教练开始到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从步枪、手 榴弹的使用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为主要训练项目, 并结合紧急集合军事演习等,培养学员的军事常识和 作战本领。在政治教育方面,除了经常听省委等领导 同志的形势报告、讲话外,主要学习中央的政策、指 示。学员们明确认识到只有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据地,才能使革命求得独立生存和发展壮 大,结合当时当地与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实例,使大家 有了实际体会。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主要依靠党组 织的作用,在校党总支委员会领导下,各中队都建立 了党支部。对党员要求非常严格,特别强调执行党的 保密等纪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个别谈话 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有计划地分工帮助教育发展新 党员。各中队党员人数由入校时的20%,到毕业时达 到70—80%。干校在帮助部队和地方建党工作上作出 了很大成绩。
1939年6月初,临沂、沂水、蒙阴、新泰、临朐 等县的日军骤增,伪军四处抓伕,似有山雨欲来风满 楼之势。这迹象表明:敌人要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进行大“扫荡”了。这时干校接到了山东分局和孙陶 林同志的来信,信中要求全体师生员工充分做好反 “扫荡”的准备,以岸堤为中心,在周围村庄坚持 反“扫荡”斗争,避强击弱,相机打击汉奸和小股日 军。同时指出,要警惕当地反共顽固派势力趁火打 劫,对我突然袭击。
遵照山东分局指示,干校撤离了岸堤镇,渡过汶 河,转移到艾山脚下隐蔽起来。为适应斗争形势,干 校进行了精简整编,将全校干部、学员分编为第二、 第四两个大队。由军事教员林元超(原北大学生、延 安“抗大”毕业生1 1939年被错误地当作“托匪”肃掉,1985年平反)任第二大队长,校党总支委员孔福亭同志任政委,孙聿修(原八支队营教导员)任政治处主任。肖松圃(延安“抗大”毕业生)任第四大队 长,徐仲林任政委,王永周(原八支队五团政委)任 政治处主任。每个大队下编为三个中队。随干校行动 的鲁迅艺术学校编为一个临时中队,归二大队领导。 另外,抽调30多人组成精干小分队,由我负责,主要任务是搞好侦察和通讯联络。在精简整编的同时,对年幼体弱的同学也作了妥善安排,有的暂时回家, 有的回原单位,也有的隐蔽到工作基础好的村子里, 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经过十几天的 活动之后,为便于和敌伪周旋,干校再次整编,将两 个大队与校直属机关合编为第二、第三两个能战斗的 中队,原小分队分编为侦察、联络、通讯三个班,由 临时组建的侦察联络科领导,我担任科长。
日伪大“扫荡”开始了,其主力沿东汶河北岸向国 民党五十一军驻地挺进。我带领小分队,埋伏在汶河 南岸万良庄东高粱地边的石崖下。等敌人临近时,出 奇不意地连发排枪,打倒了三个敌人。敌人立即向我 们还击,机枪声响成一片,成片的高粱棵被枪炮扫断, 同志们也被炮弹炸起的泥土撒满全身。这时,有三四 十个日军象疯狗一样嚎叫着扑过河来,我们小分队乘 机撤上了南山。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腿部被炮弹皮擦破块皮,流血不止,我顺手抓了把土捂住伤口,一会就止住了血。
日伪的这次“扫荡”,持续了40多天。在反“扫 荡”战斗中,我们一直在沂水、蒙阴两县,始终保持 了与第二、第四两个中队的联系。这两个中队也取 得了很大成绩: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扩大民兵组 织,壮大了地方武装。原国民党的一些乡政权,在敌 人“扫荡”中垮的垮了,逃的逃了。干校就派出人员 建立了垛庄、崖子、高湖、岱庄等乡政权,组建了乡 分队。仅沂水九区,就建起了 80多人的区中队,中队 长和指导员都是干校派去的。从此,我们不仅有了基 层政权,而且有了基干武装。干校武装与各区、乡武 装紧密结合,协同作战,在反“扫荡”战斗中,狠狠 地打击了敌伪,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壮大了我们自 己的力量。.仅我们小分队统计,就缴获了轻机枪4 挺,长短枪150多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若干颗, 战马16匹。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干校的学员欢聚一堂, 在召开的祝捷会上,徐元泉同志高度评价了岸堤干校 在反“扫荡”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干校全体学员, 按照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坚持沂蒙山区,开展反“扫 荡”斗争,既保卫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又锻炼培养 了大批干部,提高了军事技术,丰富了对敌斗争经 验,为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是教育革命青年的摇篮,是培养单命干部的熔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开办 五期,培养训练党政军民干部3000余人。毕业学员 生机勃勃地奔赴山东、苏北等各抗日根据地,成了开 辟、建立革命政权,组织抗日武装的有生力量。全国解 放后,干校学员布满了全国各地,不少同志走上了国 家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岗位。还有不少同志正在“老 骥伏枥”,为四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