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篇小说《南下干部》里的一段话，山东人董兆华就是这样一位南下干部。
1949年，他随部队南下来到衢州。他与土匪斗智斗勇，4名“战友”打跑了30多个土匪。他在衢县教育局主持工作，跑遍了全县。之后，他又被调到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在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把一生的热血和智慧都浇灌在了衢州这片炽热的土地上。
1949年5月6日，衢州解放。那一天，21岁的我随军来到了衢州，从此在衢州扎了根。60年过去了，我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一位垂暮老人。60年的记忆像一幕幕电影片断，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三四个月大学就毕业
我的老家在山东，我是家中独子，母亲在我年幼时就去世了，是祖母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的父亲是位老师，工作很忙。
1948年，济南解放。淮海战役之后，大军南下，部队需要培训大量的干部。华东大学向全社会招生，初中、高中毕业生都可报名参加考试。我在山东省第一临时高中上学，高中还没毕业。听说华东大学招生，我也去参加了考试。1948年下半年，通过了考试，我成了华东大学的一名学生。大学我们只上了三四个月就毕业了，当年也没有毕业证，只有一块校徽。这块校徽也在多次搬家之后，不见了。
大学毕业后，我们被编成南下干部支队，跟着部队南下。我们没有支援前线，只是跟着部队，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从山东到扬州到南京，1949年，我们一直跟着部队走到了衢州。到衢州时，刘邓大军穿的衣服是灰色军装，每个战士身上都带着银元。我们南下干部支队是穿黄绿色服装的，也配了枪，是三八式步枪，我们用这枪打过土匪。我们南下干部支队是没有银元发的，当时是到老百姓家中借粮食的。
4个人打跑了30多个土匪
部队解放衢州后，继续前行，我和南下干部支队的50多个同学便在衢州留了下来，住在衢县廿里镇前河村(现在前河村属于后溪镇)一户地主家。当时我们就在那里办公。
一天夜里，天下着大雨，村民到我们这里敲门，哭着说，村里来了30多个土匪抢粮抢牛。当时，我们廿里、后溪等地都属于航埠区，在区里办公的，一共才6个人。我们留下一位女同志、一位厨师，跟着区长一共4人去打土匪。我们到附近的村民家
每人借了一件蓑衣穿在身上。
报信村民带路，引着我们走了三四华里的路，可能有半个小时吧，来到了土匪抢粮的村子。区长姓张，这人相当聪明，他让我们分布在村子的四周，交待等他开枪后，大家再一起开枪。张区长让报信人跑进村，大喊“解放军来了”。我们依计行事。报信人很配合，冲进村就大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张区长开了枪，我们马上跟着开枪。枪声在村子四周响起。那些土匪听到四周都有枪声，也不知道村里来了多少解放军，于是就往后山跑了。天黑又下着大雨，我们人又少，张区长让我们停止追击。
当时，我们4人除了每人一把三八式步枪和十来颗子弹外，一共也就4个手榴弹。那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4个人就去打30多个土匪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廿里，黄坛口、岭头等地也都在打土匪。
下乡都要带上翻译
我是1928年出生的，1949年下半年，我刚好21岁，被派到衢县教育局主持工作。我们一起到衢州的南下干部分开了，派往常山、江山、开化、龙游等地。那个时侯，衢县县政府所在地设在衢县樟树潭(现在的衢江区樟潭镇)的一个大礼堂里。我也在大礼堂上班，住就住在办公室里。
那个时候哪里都缺人，我们教育局只有二三个人。当时的小学虽比不上现在，但也挺多的，几乎每个乡都设有中心小学，衢县一共有几十所小学。教育局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宣传解放政策，对教师进行思想教育。我们开设了小学教师训练班，办了两期，我给小学老师上课。现在六七十岁的老教师走在路上碰到我，还能认出我来。
除宣传政策外，我们还要到各村去征集粮草，支援前方部队。向农户征粮借粮，我们都给农户写条子，这条子都到区里开。那时普通话还没有普及，我讲的山东话，村里人都听不懂，村民们讲话我也听不懂，就找学生做翻译。
解放初期，我们是没有工资拿的，单位管吃住。我都是住在办公室的。每个月除单位发几毛钱的旱烟费外，一年还发两套衣服，夏装和冬装，也就是两用衫、白衬衣和棉袄。那个时候，不管领导还是一般的人，发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发动全民防治血吸虫病
1950年，衢县县政府搬到了市区县学街，就位于县学塘附近。第二年，我从衢县教育局调到了民政局，没过多久又调到公安局，过了几年又调到卫生局工作。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很普遍，那时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战斗任务，可以说是全民动手一起防治。
我在卫生局防疫站工作，那时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治血吸虫病。我们走村到户，到处调查，其中最多的是莲花镇，大人、孩子80%都是“大肚子”。当时莲花镇流传一句话：“种种一大坂，收收一箩担。”成年男子都得了血吸虫病，贫血、静脉曲张，行动不便，失去劳动力。家里没有劳动力，地里农作物都无人看管，收成很不好。得了血吸虫病非常痛苦，有的村民受不了疼痛还用刀划开了自己的肚子。
血吸虫病，衢州在清朝就有了，大部分都是江西移民带过来的。解放后，血吸虫病比较多。为了宣传血吸虫病的防治，我们进村经常敲锣打鼓，教村民怎样防治，开沟排水，将血吸虫钉螺深埋，管理人畜的粪便。国家给贫困的农户减免医疗费，给予补贴，很多村民都在那个时候治好了血吸虫病。
大概在1958年吧，血吸虫病的治理有了显著成效。彻底好转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血吸虫病基本被消灭。
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婚床
单身的时候，我都住在单位办公室。1955年，我结婚了，妻子是杭州人，在衢州一家医院工作。我们俩都是外地人，单位给我们分了个五六平方米的单间。
我们俩买了花生、糖果，在我单位的会议室开了个茶话会。我们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但也请了二三十位朋友，单位领导给我们主持了婚礼。
家里除了一对枕头是新的，其他都是旧东西，连我们结婚当天穿的衣服都是旧的。结婚时用的床是两张单人床拼的，还有一张铁桌子和一张椅子，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具了。
我俩都吃食堂，自己不开伙，那么小的房间里也做不了饭。我们以集体生活为主，有点像部队生活。单位经常组织活动，组织大家比赛，篮球、乒乓球、排球比赛等等，有时还组织大家唱越剧。我们那时一年看不上一部电影，电影全是黑白的，露天放映。
1955年后，衢县各单位开始实行薪金制，大家开始有工资领了。“当官的”和“当兵的”领的钱是一样的，只有几块钱，工资只够吃饱饭。县长、县委书记就比大家多了一项保姆费。虽然拿的钱不多，但我们大家都很团结，工作都抢着干。
我们家的小型影院
我们家买电视机算是挺早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吧，我们用朋友的票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台很少，好像就一个中央台，电视上播什么，我们就看什么。晚饭前后，我家总是很热闹，每天都会有六七个邻居来看电视。
那时最好看的电视连续剧是一部国产的和一部日本的：《今天我休息》和《排球女将》。《今天我休息》讲的是一个民警在周日做好事的故事，那时觉得很好看。我们住的房子是平房，邻里走动频繁，邻居们听到电视剧的片头曲，就会带上自家的小凳子上我们家来。大家一起看电视，特别有意思。
房子慢慢变大
我和老伴的工作都很忙，老伴在妇产科上班，每个月有半个月值夜班。我们俩都是外地人，家里的老人不可能来帮我们带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家里就雇了阿姨。大儿子、二儿子两岁时就被送到幼儿园上全托班。周一送去，周六接回。
1961年，我们家分到了18平方米的房子，有了两个房间，还带了1间1.5平方米的厨房，但没有厕所。白天我们都到公厕上，晚上就用马桶。在这间房里，我们住了近20年。
那时我们有了3个孩子，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房间，3个孩子睡在一张5尺宽的大床上。大儿子和小儿子相差7岁，我们上班忙，也没时间管他们，孩子们就大的带小的，男孩嘛，兄弟间也会打架。有时，我上夜班回来，孩子们经常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床上，蚊帐也没塞好，身上都是被蚊虫咬的包。
从1979年后，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质的转变。1980年，单位分房，我们分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有厕所，还通上了自来水。1988年，我们又换了新房，一套7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房子。现在就更不用说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我和老伴住，3个孩子都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天地。(倾诉：董兆华 记录：周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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