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倾全县之力的大工程——对河口水库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有一辆中型拖拉机经常往返于水库工地和县城之间，在砂石铺成的德武公路上奔驰，一路尘土飞扬。拖拉机载的不是什么水库建设物资，而是对河口水库工程的总指挥、县委书记王若山。在对河口水库建设无数个紧张的日子里，王若山书记经常出现在水库工地上，指挥着千军万马，拖拉机成了他出行的交通工具。这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我亲眼所见的。那时，县委、县政府还没有机动车辆，机关干部下乡若有一辆自行车作代步工具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1961年，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年初，县交通局陈锦峰副局长历经千辛万苦，托关系从上海搞到了一辆轿车指标。那时，国产车还是空白，我国与前苏联的关系又十分紧张，很难买到“伏尔加”之类的苏联车子，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一辆东德产的“奥帕尔”车。据说“奥帕尔”是奥迪的前身。记得第一趟出车是1月12日王书记用的车。那天，王书记在武康召开一个会议，会议一结束就返回德清县城。
那时，全县的公路总里程没有多少，德清东部全靠水上交通，没有公路。西部的筏头、后坞也没有公路。开车能到达的也只有上柏、三桥、莫干山、武康、秋山等五、六个公社，领导下乡用车的频率并不高，而领导去杭州、嘉兴、湖州开会的次数较多，且有些会议一开就是十多天。
一号车在机关大院成了稀罕之物，但对大多数机关干部来说，只是看看而已，能享受用车待遇的领导，除了王若山书记外，还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人委会（相当于县政府）的几位副县长出差或下乡则要借用武康疗养院的一辆面包车。王若山书记对车辆管理要求极为严格，严禁公车私用是一条铁律，我记得在为领导开车的几年里，王若山书记只私用过一次，还有董梦彩副书记也用过一次。王书记的那一次是山东老家来人，让我送他们去了一趟杭州西湖，后来他支付了9元车费，董梦彩那次付了7元。
由于“奥帕尔”这款车进口量少，维修配件很难搞到，车子一有毛病，维修起来挺麻烦，因此开车、保养、维修都得格外小心。1961年的5月，新车子才开了不到半年，就有几个地方出现了毛病，无奈之下只好到杭州一家修理厂维修保养。毛病虽小，但配件难找，过了一个多月才将车子修好。
王若山书记不仅对用车管理严格，而且对我要求也很严。我在部队有过多年为首长开车的经历，这种严格要求对我来说比较容易适应。我在出车记录本上曾写下这样一段话：“1962年的工作很好。在驾驶方面，没有出过大小事故。工作负责，对车辆的爱护保养很好。1963年争取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光荣工作。”
1963年，也是我难忘的一年。“奥帕尔”车我已经开了三个年头了，车辆的“性格”和“脾气”已经摸透，与车的感情也已经很深。有一次为王若山书记出车途中，他向我透露了车要上交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愕然，一时回不过神来。后来知道是省委江华书记的要求，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国家有困难，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好生活，县委书记出门坐轿车还是早了些。没过多久，那辆心爱的“奥帕尔”上交到了地委，同时上交的还有长兴县的一辆车，它们成了钢铁厂的炼钢的好原料。
没了一号车，我的老单位武康疗养院又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借给了县政府车队，作为领导用车，还是由我驾驶。
半夜争论
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这是当一名为领导服务的驾驶员必备的素养。领导工作上的事，有些真有点连听也不该听。有一次地委书记来德清指导工作时，与王若山书记发生了争论，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争论的内容，就是从没有与人提起。
记得是1961年，地委书记李焕来德清，是专门为征调粮食而来，当天没有返回，住在县城县政府招待所里。晚饭后，王书记陪李书记进了房间，似乎当天的事情没有办完，王书记在李书记的房间里继续商量工作，我在一墙之隔的李书记的驾驶员房间里等，能听到两位领导隐隐约约的谈话声，到后来争论声大了起来，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年是我们国家经济形势最困难的一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人祸加天灾，粮食十分困难。李书记找王书记主要是要德清落实追加征调粮食问题，从谈话中听出需要好几十万斤。大都时间都是李书记在说话，王书记沉默不语。时间已过半夜，王书记还是没有表态，李书记没有了耐性，开始大发雷霆，王书记还是不表态。等李书记脾气发完，王书记开始说话了：作为德清的县委书记，德清的困难我知道，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粮食征调任务，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再追加这么多粮食，肯定会有饿死人这样的大事出来，我个人没法表这个态。明天上午召开县委常委会，传达李书记的指示精神，由常委会集体作出决定。后来，常委会有没有开？粮食有没有追加？这些就不是我知道的事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掀起，德清也难独善其身。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无限夸大了人的能力，搞起丰产竞赛来，把三、四亩稻苗并为一亩，稻苗要到伏就用竹子架起来，通风不足就用鼓风机通风，日光不足就用电灯照，说是亩产万斤粮就能这样种出来。结果，瞎折腾一通后，许多稻田颗粒无收，但亩产万斤粮的牛皮照吹。因为你不吹，就要落后，就要倒霉。导致高指标——虚报产量——多交粮食——更高指标——更大虚报——更多交粮食这样的恶性循环，浮夸风越刮越大。在粮食生产搞浮夸的同时，还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饱饭”，好像共产主义已经来到。没过多久，粮荒开始了。这些荒唐的事，主要原因来自上面“左”的思想和政策、部分干部的瞎指挥和一些群众的狂热。王若山书记在这场运动中左右为难，只能低调行事。直到1960年底，中央对农村政策开始实行调整，出台了“六十条”，王若山书记决策果断坚决，办事雷厉风行的领导风格得到了展现，亲自到公社、大队蹲点，面对面地指导工作，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政策，包粮食产量、蚕茧产量和畜牧养殖出售量，实行奖励制度，德清很快纠正了“左”倾冒进的错误做法，扭转了农村局势，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62年，德清已经度过了困难期，各项工作进入了常态，对河口水库等几个大工程就是在那个时期建成的。当时农村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嘉兴地区内的南浔和苏南一些地方的农民由于粮荒还在继续漫延，无奈拆了房子将木料运到德清换粮食，甚至有不少姑娘干脆嫁到了德清。
回想王若山书记和地委领导的那场半夜争论，再联系到他努力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左”的错误，他务实的工作作风，在现在看来还是挺有意义的。
家事
人说驾驶员、通信员，还有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领导身边的人自然能知道领导的一些事情，也包括领导家里的事。我在为王若山书记开车的那些年里，有几件发生在领导家里面的事情，现在还能记得。
王若山书记是山东南下干部，南下后的第一站是临安，他的妻子牛得春也一同南下。1954年12月王若山调德清任县委书记，牛得春后来任德清县法院院长，这在山东老家算得上够光宗耀祖的。有几位亲戚也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托这两位大官亲戚帮自己的子女在德清安排一份吃得开的工作，比方男的安排进农机厂，女的进丝厂。王书记的几位亲戚来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打发回去时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这样的事情，王书记一般不出面，让牛得春院长去做难人。有一次，她对客人生了很大的气，说出了“厂又不是王若山开的，凭什么要安排你们工作”这样难听的话来。后来听说王书记自己的子女长大后找工作也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大儿子是当兵后在部队提的干，转业后在机关工作。女儿和小儿子都是企业职工，后来都下了岗。
还有一件事记得特别清楚，此事是由王若山书记老母去世引发的。德清有人去世后土葬的习俗，实行火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后的事情，五、六十年代，德清还没有火葬场所。王书记的老母亲去世后，遗体是在杭州火化的，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老母亲离世后处理后事需要不少的布料，由于正值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布料供应也好不到哪，凭票购买，人均一年才二、三尺。有一位在百货公司棉百部工作的好心人帮了忙，通过内部买到了些棉布。事后结账付清了款，但这几十尺布票却难倒了县委书记，没地方能搞到，得一家人几年不添新衣才能还上。没过多久，一份举报信反映到了地委，地委专门派人来调查，王书记没办法只好求人借才付清了布票。
王若山书记在德清担任县委书记长达11年，“文革”前的1965年3月离开德清。他在平湖和萧山担任过县委书记，在宁波担任过地委书记和市委副书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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