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奶奶说,我刚出生三天,父亲就跟着他所在学校的地下党秘密出走,打日本鬼子去了。那是1938年。
父亲原是个文弱书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民族危急、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还不到二十岁的他告别了年迈的母亲、衰老而又瘫痪的父亲、新婚一年的妻子和我这个刚出生的女儿,毅然决然地奔赴到抗日最前线,开始了他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奋斗的革命生涯。
我七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那是1945年春。有一天,多年不见的表叔突然闯进了我家。他对奶奶说:“姑,我在广北见到我表哥了……”他称我父亲为表哥。一句话,惊了一家老小,由此确认了这些年来没有音讯的父亲还活着。
表叔所说的广北,就是广饶县的北部,连同沾化、利津、无棣一带,是自古出了名的穷地方。人说,燕子都不在那里下蛋,可共产党、八路军最早就在那里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表叔见到父亲时,父亲正光着膀子,穿一条破旧的半截裤,大汗淋漓地在一间破得露了天的磨坊里和战友们一起推磨,磨军粮呢!父亲当时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某团某营的教导员,按说是个“官”了。可八路军兴得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父亲当的是比战士还要多流血、多流汗的“官”!这样的好军队,罕见。对此,表叔敬佩不已。
原来,父亲离家多年,并没走远,就在胶济沿线日寇的薄弱环节打游击,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我的家乡在淄博市的湖田站南,离湖田县有五华里。可以说,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曾有无数次父亲离家门近在咫尺,可父亲却强忍思挂亲人之痛,多年竟一次也没回家。为了抗日,当年有家不能回的革命军人,又何止我父亲一人呢?
当表叔告诉父亲我爷爷在他离家不久,就病故了,父亲没想到离家时和爷爷的告别,竟成永别,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奶奶思儿心切,知道了父亲的下落后,执意要领着我们到“北边”去找父亲。这年奶奶领着母亲和我,在表叔的帮助下,冒死通过敌人的封锁到了广北,见到了我们日夜思念的父亲。
经过了几年抗日战火的锤炼,在革命的大家庭中,父亲从一介文弱书生成长为一个威武而略带儒雅的八路军指挥员。我是个一直长在乡下没见过世面的孩子,面对这么“陌生”的“父亲”,当奶奶催我“快叫爹”时,我又怕又紧张,竟叫不出口。
和父亲广北短暂一聚,解放战争开始了。父亲随所在部队“南下”了。这一别又是三年多。直到家乡解放,我们才得知,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父亲任华东野战军某团团政委。他所领导的团,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打苏州、战上海,从北到南一直打到东南沿海的福建省。
记得是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去了朝鲜,回国时,顺路回了趟老家,只住了一天。可是奶奶却没等到这一天,早已过世了。当姑姑对父亲说,奶奶临终前,还在呼唤父亲的名字时,父亲的眼圈红了,长时间沉默不语。父亲是个孝子,却没能为“双亲”送终,“忠孝不能两全”啊,怎一个“无奈”了的!
这期间父亲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在和平的日子里,父亲依然是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这时,父亲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任务有多紧,只要看看他头上的白发,三十多岁就过早地谢顶,又身患高血压病,就可想而知了。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校军衔,也有了工资。父亲是个对家庭十分有责任感的人,他一直为多年不能顾家而深感愧疚。上世纪50年代实行的是低工资制,每月发到父亲手里的六十元钱,他要负担家人、亲戚等十多口人的生活,这点钱寄给亲人,虽然是蜻蜓点水,他却为此十分欣慰,因为这弥补了过去多年来他对亲人的缺欠,慰藉了他那一颗热爱亲人的心。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军队和地方各方面的条件都大大地改善,军队的工资还高于地方。由于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让父亲转业到地方,支援工业建设。父亲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二话没说,脱下军装,从福州奔赴南昌,担任了江西省工业部部长。1966年又被派往江西抚州地区任地委书记。随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十年浩劫”中,造反派对地方的冲击,比对军队的冲击要厉害得多,地委书记,正是造反派重点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被那些所谓的革命群众,“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一只脚”,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利达十年之久。谁不为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心寒啊!父亲却说,比起党和人民所遭的难,我个人的事,算不了什么,要把账记在“四人帮”头上。“文革”十年,父亲在江西,我在济南,和父亲只能在梦中相见。
1980年的一天,日夜思念的父亲,如同天降,叩开了我在济南的家门。我知道,“文革”后,父亲被安排到江西教育学院任校党委书记。父亲竭尽全力,做好教育工作。父亲上学时学的就是师范,当一名教员是他的初衷。为了多灾多难的祖国,他才扛起了枪。父亲这次是到北京参加一个教育工作会议,路过济南,顺路看看我们。
济南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英雄山上掩埋着为解放济南而牺牲的战友们的忠骨,大明湖水曾和着烈士们的鲜血荡漾。父亲这个战争中的幸存者,故地重游,怎不感慨万千。可父亲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要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永远跟着党,去完成先烈们的未竟事业。这些话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我每每到了英雄山和大明湖,就想起了父亲的话,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次见面,有一件事,让父亲很不高兴。当时我儿子正报考军事院校,听父亲说“南下”时有几个战友留在了济南,个个都担任了高级职务。儿子就让姥爷到军区去走老战友的“后门”,帮助自己考上军校。不想吃了“闭门羹”。父亲严厉地对我说,做母亲的最重要的是教育孩子走正道,你们都要靠自己奋发图强,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就搞特殊,否则,群众会说我们共产党没正事了。给党抹黑的事,咱可不能干,我的老战友也不会干。父亲教育我们,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爱。
在父亲60岁那年,组织决定,让他离职休养。父亲一辈子都是身在异地,心系家乡,离职了,“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考虑到在南方,山东的老干部很多,要在山东安排那么多老干部,这对山东是个很大的难题,父亲一生都没有因个人的事给政府增添过任何负担,于是就决定,留在江西安度晚年。
1991年的春节,爱好文艺的父亲,因看除夕晚会睡得很晚。第二天正月初一,照例去参加学院组织的春节大团拜。一如既往,春节,他都要去给年老体弱的教职员工拜年。在这些活动中,他总是忘了自己是个离休多年、百病缠身的七旬老人。父亲热爱集体,对人诚恳、热忱,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父亲就这样忙碌着,幸福并快乐着,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因心肌梗塞父亲于年初二凌晨四点,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者胡玉敏 来源: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