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仁符于1910年出生于山东淄博市,1938年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沂源县安平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1949年1月南下后,先后担任永康县副县长,兰溪县县长、县委书记,金华地区手工业部部长,金华行政公署副专员兼农林水办公室主任等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谢仁符从兰溪县委书记调任金华地委第一任手工业合作部部长时,我有幸在他麾下工作近4年,他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教育与激励最深。
调查研究 全面了解
解放初,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主要靠汪洋大海一样的手工业生产。由于行业众多,情况复杂,掌握的资料非常欠缺。谢仁符上任金华地区手工业部部长伊始就强调,必须弄清工作对象的基本情况,知己知彼,战而不殆;调查研究是做事的重要法宝,不能忽视。
在他推动下,在手工业合作化前后,金华地委手工业部组织力量在兰溪城关镇、东阳吴宁镇和义乌稠城镇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典型调查。兰溪城关、东阳吴宁两镇主要是调查行业规模、从业人数、阶层构成、历史现状、产供销情况等,稠城镇主要是调查合作化的优越性和面临的问题。
在每次调查组出发前,谢仁符都要组织我们学习有关文件,明确目的要求和工作方法,并拟定具体的调查提纲。
谢仁符审阅的几个长篇调查,初步回答了手工业生产在金华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地委、省委的肯定和好评。三个报告都在《浙江工业通讯》上刊登,稠城镇的调查报告还发表在1956年12月27日的《大公报》二版上。
每次调查回来,谢仁符都亲自听汇报,汇报必须用事实说话,不能有“大概”、“差不多”等字汇。汇报某某反映,你都要说清此人姓甚名谁,什么身份。
当时讲阶级分析,来不得半点马虎。手工业中有工人、学徒、中小业主、资本家之分,如果你说不清他的姓名身份,谢仁符就要批评你:“难道是个无名氏吗?”
谢仁符对调查结果如果不满意,就要责成大家回去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再调查是常有的事,一直到弄清全部事实为止。
鼓励下属 积极向上
对写调查报告,谢仁符严格要求。他说,写调查报告是做干部的一项基本功,调查报告要分析情况,分析问题,要有观点和方法。
我记得,谢仁符提出写好报告的三项标准:一要合乎逻辑,就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事物往往是复杂的,存在各种矛盾和联系。二要遵守文法。三要注意修辞,力求形象生动。
报告写不好,谢仁符叫你非改写、重写不可。有的同志因此哭鼻子,有情绪。他说,文章不怕改,许多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他非常认真地给我们改文章,有时一篇东西被他用红笔改得面目全非。你写几遍,他给你改几遍,一直改到他认可为止。
谢仁符希望下属积极向上,鼓励大家给报刊投稿。那时,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每天有一个版面报导轻工、手工业经济。在谢仁符的督促下,除我坚持写稿外,部里还有别的人也尝试着给报社写稿。
我的用稿率高,而有的人用稿率低。情况反映到谢仁符那里,他叫我们坐下来交流。我说,我写稿不写道理,光写事实。
一段时期在金华、浙江和大公报上看不到我写的稿子,谢仁符就会问,怎么最近没有写稿子。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时的一天,谢部长领着一位大公报记者到办公室向我约稿。当时写稿也有舆论压力,有的人认为你出风头、赚稿费。谢仁符说,管人家怎么说,社会上有人不允许我们革命,你也听他的?!
谢仁符还要求我们把字写好,要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漂漂亮亮的。他风趣地说,你们娶个老婆,不是也要挑个漂亮的吗?
发扬民主 坚定务实
对总结报告,谢仁符十分重视。除经常有专题报告外,一般每月、每季都要小结报告,半年有半年的报告,年度更要认真总结一番。他搞总结,充分发挥民主,耐心听取意见,从不轻易下结论。
对总结报告,谢仁符分三个步骤:第一,将部里的科长、干事、办事员等召集起来,让大家讲成绩与经验及存在的问题,谈怎么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他总是鼓励下乡多的干事多发言。他说,你们跑基层多,了解情况多,要多发表意见。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把成绩问题谈深谈透,并展开争论。谢仁符一边吸着烟,一边做笔记,最后,他把大家的意见综合归纳,把成绩、问题、意见讲得条例分明。我如实记下来,稍作整理,便形成一份完整的总结报告。
第二,谢仁符把我叫去,要我写出材料的初稿。我按照他的要求,拟出初稿。他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修改,最后形成共识。有不统一的认识,当然是谢仁符一锤定音。
第三,定稿在大小会议上传达,送到外面交流,或在相关报刊上发表。
谢仁符很少要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会议讲话一般他都自己动手,即使要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他也把思路、内容先交待清楚。
下面来的各种报告,要求及时送给他看。对请示问题的报告,他要我们先提出处理意见。他往往能第一时间发现基层发生的各种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
有两件事,我印象挺深。第一件,武义县武阳镇铁业社一名学徒到郊外取土,被塌方埋住死亡。接到报告后,他马上让我和另一位同去前去调查处理。时值春季,婺江洪水猛涨,上浮桥被淹(当时往南走仅此浮桥),渡船停渡。谢仁符一上午在办公室用电话与有关方面联系,查询水情。下午水位下落,谢仁符催我们尽快出发。我们联合武义将工伤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处理意见向他汇报,及时向各县发出了通报。
第二件,手工业合作化中,原先一些分散经营,前店后厂,街面设点摆摊等便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被合作化集中经营取代了,有的地方把理发、配钥匙、修鞋、修自行车等都集中在合作社里,给群众带来不便。中央为此给地委以上的党委发出电报,指示手工业一些传统的便民服务特色不能丢,要纠正恢复。部里当即召开各县手工业合作部长座谈会,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会后,谢仁符说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后来知道江山长台铁业生产合作社采用分散经营、集中管理的做法,他叫我马上赶去取经。这个典型经验除上报下达外,《浙江日报》加上编者按刊登在1956年6月18日头版。
各县手工业合作部建立之初,有的县只配一名部长,一名干事,最多也只配三人。第一次开各县部长会议,部长们普遍认为干部配得太少,开展工作有困难,上级党委不重视手工业工作,要求地委下令多配干部。谢仁符却认为,一个县两三名干部不少了,重要的是党给了我们一个舞台,过去党委没有这个部,没有这个舞台,党给你这个舞台说明已经重视手工业了,有这个舞台和没有这个舞台是不一样的。现在戏如何唱就看自己了。又说,我们的干部蕴藏在群众之中,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将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他们都可以当厂长、当社长,他们就是你的后备干部。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使用干部,重要的是培养干部。一番道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体贴关怀 于无声处
谢仁符平常沉静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比较严肃。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言简意赅,往往能切中内核,但有时也风趣幽默。他习惯在办公室前走廊上来回踱步,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问题。据说,他参加工作前是名语文教员,不仅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也不错。他当时已四十多岁,对我们称得上是严师慈父。
那时,我有个恋爱对象,在上海某部队医院工作。1954年,我准备申请结婚。时值审干,对方说她父亲有个历史疑点尚待搞清,婚没结成。当时我非常痛苦。谢仁符几次对我进行教育,说:“大丈夫何患无妻,姑娘多得很。叫郭以勤(谢仁符夫人,在金华医院工作)帮你到医院抓一个。”他吩咐郭大姐带着我到两个医院挑选,休息时拉着我和他,还有夫人一起打牌。
1956年底,谢仁符调任专署副专员,反右以后地委手工业合作部被撤销,在行署组建金华专署轻工业局,我的关系也转到轻工业局。当时我被打成右派,但还保留公职,每月有38元生活费,药费也能报销。有一天,我去轻工业局报销药费,在走廊上碰到谢仁符。他同我握手,并说,不要悲观,好好改造,还是有前途的。一席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1959年我出走新疆,1962年,听说中央甄别反右案件,我写信询问谢仁符。他叫秘书回信说,甄别的对象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不在甄别之例,要我好好改造。
1979年,我被落实政策回金华,到马路里原金华大众报老社址去看他。谢仁符安慰:小张,还是你行,乌鲁木齐普及高中教育,你3个儿女都高中毕业,两个考出去了,你在金华要苦死,一些右派天天挑沙子,儿女只能读到初中,身边只能留一个,其余都要下乡当农民。他说他也曾站错队,犯了错误,正在反思中。
我不久被聘到《消费日报》,先在金华记者站(辖金、衢、台、丽、温五地市)任常务副站长,后去北京总部,在金华时间很少。
我记得,在金华看过谢仁符两次。他生活仍然那么俭朴,吸最便宜的香烟,喝低档散装白酒。我给他送上两瓶好酒一条好烟,他说,不能那么破费。他生病去世,我不在金华,没能去医院看他,很是遗憾。 (作者: 张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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