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朝霞无际：李大纲追忆父亲李丰平

　　大妹大琳生前常常对我说，我们家要是有人能把父亲的一生写下来就好了。其实父亲生前也有类似的愿望。2000年3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过段时间，写写反思过去年代某几件值得回忆，也回忆得起来的事，写得出来，精力也来得及……但愿这一瓣馨香能实现几件，生平之愿足矣。”
　　亲人的心愿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反复阅读父亲的《自传》《日记》以及母亲的《自传》；千方百计寻找跟父亲经历有关的书籍、资料；联系父亲的老战友及其子女、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还有来自亲友们和我自己的点滴回忆。透过这些信息，我渐渐懂得父亲尽其一生忠诚党的事业，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从何而来，在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和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炼成的。
　　“我现名李丰平，男性。中学生出身，做过两年半商店学徒。生于1912年1月10日。老家住在四川合川县。……我六七岁进私塾， 1925年考入重庆商会职业学校。”
　　父亲是祖父母的独子，家境虽平常，但还“过得去”，父亲自小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如在太平时期，也许父亲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或作文，或教书；也许会如祖父所愿继承家中的小烟店，当个衣食不愁的小老板。然而，父亲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27年3月31日重庆爆发著名的‘3.31’大惨案，那时重庆军阀刘湘、王陵基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对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重庆群众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集会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当场被打死、打伤工人、学生一千余人。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杨闇公、漆焦南等领导人被杀害。我当时也参加了大会，在混乱中翻城墙跑掉。‘3.31’惨案震撼人心，也激起了我对旧社会、对军阀、对国民党的深刻仇恨。”
　　1931年春，19岁的父亲和一位同乡报考江苏常州工艺学校，不久又考入上海大夏中学。1932年父亲任上海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部长，当时的领导人就是他视为革命启蒙者的杨闇公烈士的胞弟杨尚昆。
　　父亲从一个酷爱读书，心藏文学梦十五岁的平凡少年，由初识革命、接受革命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最终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遭受极大破坏。尽管险情每天都在身边发生，但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仍然抱着“不怕牺牲”的决心坚持工作。现实斗争很残酷，不久他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
　　父亲从被捕到西安事变被释放，前后四年多时间。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交涉出狱的全体同志进行审查时，对父亲的结论是：“被捕后在南京司令部表现坚决，坚不自首，并与叛徒作斗争。未暴露身份，保护了组织，对党忠诚。”他被批准进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的一年多的短暂经历，父亲的心情舒畅而充实。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革命理论，如海绵般汲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们的政治智慧和雄才伟略。他在延安中组部时，部长陈云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良师，在以后的经济建设工作中，父亲曾无数次得到陈云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父亲一生曾多次见到过毛主席，但他最难忘的就是在延安中组部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那一次毛主席到中组部找陈云同志，看了看父亲说，这个同志不是很熟悉。陈云同志笑着介绍了父亲，说不要看他年轻，31年参加革命，32年入党，还蹲了几年大牢呢。毛主席惊夸道，看不出还是个老革命呐！延安的经历是父亲终生激情澎湃的记忆。
　　“1938年11月，我调离延安，到大别山地区工作，我随谭希林、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组织一个干部大队一百多人，并带了一个连的武装同行。谭任大队长，李先念任副大队长，我任支部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因要路过西安，准备做秘密工作的干部要改姓名并报备中央组织部，我改名为李丰平。”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改名，李丰平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他离世。
　　“1939年1月，由鄂豫皖区党委分配我到豫南担任潢川中心县委书记……主要工作是在政治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一面加强秘密工作的组织，另一方面是着手大规模撤退已公开暴露的党员干部到我方在皖东、皖北的根据地。”
　　关于大规模撤退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前国务委员张劲夫曾对访问者述说：“在丰平同志主持工作的1939年10月-1940年3月，把各地的工作团和地下工作同志，总数三千人左右，陆续撤到解放区，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不久前，在和张劲夫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打电话时，提及这段历史，胡阿姨仍然很激动地说：在当时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用不到半年的时间撤退几千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1941年9月，父亲正式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七师锄奸部部长。自此，父亲从长达十年的秘密工作转战到公安保卫战线上。他先后担任锄奸部长、社会部长、山东省政府公安局副局长、鲁中南区党委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总局局长、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长、浙江省社会部长兼杭州市委常委和杭州市公安局长、浙江省公安厅长等职，历时十一年。
　　父亲在《自传》中有关在杭州市公安工作的段落中写道：
　　“1949年5月3日，我随南下干部大队到杭州，当时决定我担任杭州市军管会的公安部长。主要工作是接管反革命机关，建立公安组织，搜捕潜伏特务，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击投机奸商，管制国民党散兵游勇，训练公安干部。1949年底，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我被任命为省公安厅长。”
　　父亲在十一年的锄奸、公安工作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积累和总结经验和教训，创造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其中对特务、反动党团采取的登记工作又为经典之例。
　　不久前，我查阅了中共浙江党史中有关这项工作的论述“……至1951年1月底，全省共登记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队长以上、青年党、民社党支部书记以上，中统、军统特务与武装特务分子12.5万多人。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同志对浙江反动党团登记工作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把浙江经验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做了报告。毛主席向全国批转了罗瑞卿同志的报告，指出‘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反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
　　从1952年12月开始，父亲逐渐淡出公安战线，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1955年春，我分工管理财贸工作。这一年在北京参加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全国党代表会议、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关于资本主义改造问题会议，前后三个多月时间。在省内，除日常工作外，在上半年主要解决粮食紧张时期的统销补课工作，下半年省委分工我主持粮食三定到户和统购统销工作。”
　　父亲晚年的时候，常在饭后小坐片刻之际跟我们大谈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有关统购统销是他讲得较多的话题。由于浙江省较早完成了国家的购销任务，且有富余，父亲和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磨嘴皮”：在完成国家购销任务，留足集体仓储的大前提下，再有的余粮可借农民的粮仓储存起来，用父亲的话就是“储粮于民”，但这部分的粮食调度权归国家所有。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是要有一定的胆略和智慧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一些重大项目，如杭钢、新安江水电站、衢化等，都凝聚了父亲的心血、智慧和魄力。
　　1965年，父亲从安徽调回浙江省工作。这时的父亲在经济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65年，全国经济形势出现好转，浙江省更是如此。作为时任浙江第一书记江华的主要助手，父亲对浙江经济状况的了解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透彻，在工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浙江省的经济建设搞得风生水起。1966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到饮食店吃饭不用粮票。人们感受到生活开始好转，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切破坏殆尽。父亲遭受迫害长达十年之久。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陈云同志提出了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与会同志热烈响应。大妹大琳生前告诉我一个动情细节，父亲当时在会上就陶铸案中有关“呈文”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专题说明后，11月25日，当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几个决定，其中包括陶铸等一些同志的冤案应予平反，作为亲眼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的父亲激动万分，于第一时间电话告诉一直在等待决定性消息的老战友孙以谨阿姨，同时和孙阿姨一起等待消息的还有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她俩闻讯后喜极而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79年8月27日，父亲在“文革”中被诬陷不实的所谓“历史问题”彻底平反。
　　1979年12月，父亲担任浙江省省长，再度承担起浙江省经济工作的重任。重新恢复工作的父亲，对如何开拓新的工作已成竹在胸。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时，父亲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智慧和才干发挥到极致。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工作的首要大事是大抓农业，大抓粮食增产。他曾多次对派驻外地的负责人说，浙江地少人多，资源有限，一定要走出去，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父亲还请省内知名的工商界人士出山，为浙江招商引资。
　　1983年2月9日，小平同志视察杭州，和当时的浙江省委领导班子座谈，当他听到父亲汇报说：“这两年浙江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收成，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500美元，名列全国第七。”小平同志高兴地说：“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你们是第四嘛。到1988年你们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呢？”铁瑛书记肯定地表示没有问题，父亲补充说：“到2000年，争取人均达到1300美元。”小平同志高兴地表扬了浙江省的工作：“你们工作得不错，翻两番有希望。”2000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预计。
　　在这次会见和座谈中，小平同志还与浙江省委领导班子畅谈了小康话题，规划了未来浙江的发展目标，后来在社会上被称为“小康畅谈”。实现浙江达到小康水平是父亲复出后内心的最大愿望，1979年时父亲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并患有糖尿病，内心深处充满了紧迫感。他曾多次对知己诤友表白：余生能让浙江经济达到小康水平，足矣。
　　父亲在任浙江省省长期间，在省委书记铁瑛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浙江省经济的发展速度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个全面市场化的“温州模式”；第一个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等等。这些或许并非都是父亲亲历亲为，但是与他在任时为浙江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1983年5月，父亲退居二线，担任省人大主任，那年父亲七十一岁。1993年父亲彻底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八十一岁高龄的他仍然为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发挥余热，他亲自倡导建立了浙江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基金会，不收分文担任名誉会长。
　　近二十年过去，基金会依然在发挥积极作用，而所有干部、技术人员都如同当年的老名誉会长一样，均无分文报酬。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多次见到毛主席，当主席听父亲说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丰平时说：“这个名字好啊，丰收太平。”父亲用毕生的奉献为毛主席的诠释作了最好的注解。
　　父亲的人格力量不仅体现在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也体现于日常待人处事的点滴之中。
　　1982年2月，在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倡议下，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党和国家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辞去职务。
　　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母亲在省内也带头响应中央号召，办理了离休手续。有同志提出，文芸同志（母亲）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无论资历还是水平都可考虑把她安排到省人大当副主任，但被时任人大主任的父亲坚决否决。
　　父亲说如果是别的同志具备这样的条件，他可能会投赞成票，但自己的家人他是不能开这个先例的。不能自己是高官，就提拔老婆孩子，都要这么干，老百姓不会服气的。
　　1983年，陈云同志特意书赠父亲一幅郑板桥的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表达对父母的支持和赞赏。
　　1979年，已在安徽工作了十五个年头的我，十分羡慕单位里一些家在外地的同志纷纷调回老家，于是也积极地为调回杭州行动起来。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十有八九会反对。我私下里联系了当时浙江出版社的负责人，以对调的方式调到浙江出版社。
　　同年夏天，我带着调令、户口和孩子回到杭州。不料，大妹大琳迎面第一句话就对我说，父亲不同意我擅自调回杭州，要我马上回安徽去。我只好愤而返回。直到1989年我才随爱人调回杭州。
　　母亲去世后，在一次和父亲的闲谈中，他又提起当年事：那几年大批知青、下放干部和支边人员纷纷要求回城，人民来信成千上万。调回杭州是非常敏感的大事，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我不把你退回去，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我知道，父亲一直以为这是我心里解不开的结，其实我早就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并因此很自责，由于我的任性和冲动，让父亲选择了这样不近人情的痛苦决定，还一直对我心怀歉意。其实真正应表达歉意的是我，可惜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亲口对他说出这句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掀起开发房地产的第一次浪潮，人们热衷于圈地买地，待价而沽。父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看我们家没动静，好意地表示他可以在当时炙手可热的紫云山庄等地块帮我们子女们买些地，被父亲婉言谢绝。那位父亲的老朋友很为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不甘，说只要有钱，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买的。父亲却说，别人家的事我管不了，但是我们家的事我要管住。
　　母亲去世后，有相熟之人按老百姓的习俗送来五千元的白包，当时正在医院陪父亲的小妹大群坚辞不收。事后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很自豪地夸赞小妹：“像我的女儿。”
　　父亲并非小视老百姓，而是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在我们家，父亲对我们子女“约法三章”即：不做官，不经商，不当外国人。它不仅约束我们做子女的，连我们的配偶也受其制约。有时，我们背地里也发些小牢骚。现在回想起来，一个身后什么都不留的人，在乎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严于律己，以自己的行为举止来维护党的形象。
　　看似无情实有真情。父亲严格规范自己和家人的行为，但同时又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有心人。
　　父亲一直记得，在他的一生中，周总理曾两度救他于灾难之中。第一次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合抗日，周总理代表中共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一批批提供保释名单，父亲得以从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重刑犯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第二次就是1972年周总理亲自责令当时的浙江领导人，指名把父亲放出来工作。父亲对周总理的感恩之情伴他终生，在父亲床头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幅他最喜爱的周总理的照片，直至他离世。
　　父亲一生崇敬的老领导还有陈毅、谭震林、李葆华……
　　父亲十九岁远离家乡投奔革命，从此与慈母诀别。2000年父亲八十八岁生辰之际，夜里梦见祖母，他把梦中之事写进日记，深情呼唤母亲，祈愿能再次依偎于母亲怀中。如今重读这则日记，依然让我为父亲的思母之情唏嘘不已。父亲为了回报曾经养育过自己的慈母和故乡，把自己积攒的五千余册藏书和近百幅字画分数次捐赠给家乡图书馆。
　　父亲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与郭纲琳相识，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妇。但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和郭纲琳先后被捕。1937年郭纲琳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尸骨无存。
　　1992年父亲得到一枚殷红如血的雨花石，十分珍爱。至父亲去世，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枚雨花石，下面压着一张父亲的亲笔字条：“尊敬的郭纲琳烈士英勇就义七十周年。战友李丰平、文芸及义女大纲、大琳。”
　　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帮助下，将父亲的亲笔题词刻在这枚雨花石上，置放在郭纲琳烈士专柜，并永久馆藏。这是深埋于父亲心中七十年的怀念，它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儿女情长，因为只有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才能至死不忘。
　　1999年春，父亲的老战友孙以谨阿姨病逝，父亲让我专程赴京参加告别仪式。当父亲听说孙阿姨去世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赠予照顾她多年的保姆后，佩服之极。及至九年后，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感恩身边的工作人员。
　　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从自己的收藏中赠给父亲一幅潘老的作品，父亲很珍惜。但却在孙以谨阿姨去世后，父亲将它又转赠其女儿以示关爱。当父亲得知我省著名书画家陆维钊的子女竟无其父的遗作，就把自己收藏的唯一一幅陆老的书法作品转赠给他们，陆维钊先生的子女又将之捐赠给平湖陆维钊书画院，无私地回报给社会。
　　为曾经战斗过的老区希望小学捐款、为浙江贫困山区捐款……无不倾注了父亲对人民百姓炽热的爱。
　　在父亲生命最后时期，他还对前来看望他的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一定要大力改善医疗条件，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解决老人住院难的问题。当听到吕省长说省政府已批准再投入资金扩建医院时，父亲连声说：好哇好哇，谢谢你啊。
　　父亲彻底离休回家后，深居简出，从不麻烦别人外出活动。有宾馆几次三番邀请和劝说父母亲去小住，均被父亲婉言谢绝。父亲说，这种背骂名的事他是不屑为之的！即使是相关单位每年安排父亲去避暑，他也从不参加，他说家里的条件已经很好了，用不着浪费公款到外面去避暑。
　　父亲的洁身自好还表现在宁愿自己掏腰包或让子女轮流出钱吃小馆子解馋，从不参加公款吃请；即使是一年一度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全家新年聚餐需宾馆安排，也都是全额自费。
　　父亲的晚年生活宁静而又规律，他喜欢摄影、养花、收集石头、练习书法。他在八十七岁高龄开始临摹从报刊上剪下来的郑板桥、潘天寿、石涛等人的画作，还把自认为得意之作分赠给我们。
　　而读书则仍是父亲最大的爱好，时常不顾年迈去书店购买书籍或托人从外地代购。母亲身体尚好的那几年，父亲每日陪她下棋、散步、接待来杭的老领导、老战友，到子女家小坐……
　　2002年3月的某天，父亲陪母亲静看雨中的西湖后，即兴赋小诗一首：“烟雨观湖人，亦是画中景，宁静复宁静。赐福白发人，问老伴，幸福否？回眸笑吟吟。”生动地描述了父亲的晚年心境：充实而平和，知足而淡定。
　　2008年1月12日， 张德江副总理到医院看望父亲，父亲颤抖着手亲笔写下一封短信：“我老了，活不了多少时间，但是我很满足，死而无憾。我作为十七大特邀代表，认真地听完了胡总书记的全部报告。我坚决拥护胡总书记的报告，拥护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国共产党万岁！”请张副总理转交党中央，张副总理郑重地将它装在上衣口袋里，他深深地明白，虽然信中寥寥数语，但它充分表达了父亲对党的赤胆忠心。
　　2008年3月28日，父亲平静地离去。4月1日省委为父亲举行了告别仪式。
　　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的子女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行；一些在外地的老战友在电话里忍不住放声大哭；各地的唁电雪片似的纷至沓来……父亲的终生良师、老领导陈云同志的五个子女联名发来唁电：“丰平先生一生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逝后方已。青年时代，他投身革命，义无反顾；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建设时期，他主政浙江，造福一方。先生品格，更深为我们景仰。作为晚辈，我们将永远铭记……”
　　几位在父亲生命最后时期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为父亲写下感言：“二零零八年的第一天，我问公公：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国泰民安，人人有房住’。这位中国最早提出‘小康’的老人，这位打下江山的元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忧国忧民’……。”
　　“公公走了，走在这春暖花开的时刻。他走得如此突然，犹如一颗巨星陨落；又走得如此平静，似是钱江潮中的一朵浪花……”（注：父亲家乡昵称祖父或外祖父为公公）
　　2008年4月8日，遵照父母生前遗愿，我们把他们的骨灰与鲜花拌在一起撒入了浩浩钱塘江中。大妹大琳在她的《江葬祭文》中写道：“您们没有墓地，可世上有什么样的墓地比大江大海更广阔，更永恒？您们没有树碑，可无形的墓碑更经得起岁月的磨砺和考验。将来也许没有多少人记住您们的名字，但您们的英灵像无数英烈们一样与天地共存。”
　　2001年春，父亲应云居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要求，抄录浙江省早期革命烈士裘怀古的遗言：“胜利的时候，同志们，请不要忘记我们。”纪念馆将它刻成石碑置放于纪念馆的广场上。父亲当年以近九十高龄抄录这段著名的烈士遗言，内心一定是感慨万千：那些曾经熟悉的姓名，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容，那些曾经的烽火岁月。那是父亲一生坚持信念的力量，也是父亲一生检视自己的镜子，更是锤炼父亲意志的巨大动力。他始终以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为自己的人生标杆，一生不慕虚荣，不图享乐，不谋名利。
　　如今父亲远离我们整整四年了。几年来悉心梳理父亲的一生，走进他坚毅果敢却又充满温情的内心世界，让我感动、敬佩和自豪。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父亲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更是我为人行事的终生楷模。
　　每年的4月8日，是父母和大琳妹妹江葬的纪念日。遂以此文为馨香，逐江入海……
   (本文作者为李丰平的女儿李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