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7年11月出生在山东德县毛李庄，1943年，刚满16岁，便开始了革命生涯，先读了德县抗日高校，当过小交通员，拿着红缨枪为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站岗，起初娘不敢让我回家，就住在干娘家，后干娘知道我为共产党作事，也不敢让我住，我只好东家住一晚西家过一夜。我小时候调皮，八九岁时就经常与伙伴们跑去游泳，母亲担心出事，为了不让我游泳，就在我屁股上抹上灰，回到家，如果屁股没灰了，就知道我又去游泳了，那必定挨打。有一次，也就十一二岁，还没有到抗日高校，县里领导让我去送一份情报，途中，必须游过一条河才能把情报送出，于是也不管屁股抹不抹灰就游了过去，情报送到了，可回到家挨了母亲一顿打，虽然痛，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已为革命作了一份小小的工作。后来我和堂弟李东方(原安徽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离休干部)由抗日高校转入德县县政府工作。县政府院子很大，县长和其他办公室都在一起办公。我每天起来较早，忙着打扫大院子里的卫生，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由于为人勤劳诚实，得到同志们的好评。我在财粮科管财政分配、支付。经常用马车运送一袋一袋的钞票到我军各据点。我并不眼红钱，一丝不苟，全心全意地负责收付工作。记得有一次在运钞时遇到了日本宪兵队，双方打了起来，我的左腿被日本鬼子刺刀刺伤了，幸亏大部队赶到把日本鬼子打跑，我才得救。1946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春天，党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组织力量南下，我们县政府作为重点单位，县机关后勤部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后勤机关的同志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天天忙着为解放全中国而组织南下力量，例如人员安排、筹备粮草钱物等等。首先是人员，凡属于南下的同志，都要经过严格考察审核。组织上很快把我列入南下名单，并提升为财粮科副科长，但又考虑到我是独子，父母会不会同意，会不会拖后腿。我回家一说，没料到父亲态度非常坚决，举双手赞成，他叫我一定要南下，跟着共产党走。有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组织上很快就决定让我参加南下队伍，候命待发。到1949年春节过后，命令来了，财粮科作为先遣部队，县长李向平给了我3块银元，又发给我1支木壳短枪，10发子弹，一张持枪证明(这支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余姚被打成走资派，被一个姓董的造反派搜去，不知下落。)让我带着另外两名同志，一个叫李建光(又名小木匠)，一个叫张凤鸣(乞丐出身，父母双亡，十只脚指头都被冻掉)领了24袋面粉，趁天未破晓便出发赶路，真可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当时我们3人就这样奉命驾着马车，拖着24袋面粉来到济南火车站，等待去徐州的火车。那时候年纪小，贪玩，一看时间还早，就把24袋面粉放着，去济南城里溜达了一圈，到城里理了发，还跑到剧场看了名戏《王堂春》的“苏三起解”，不料正看到精彩处，忽听到火车“轧达轧达”进站的声音，3人连忙拔腿就跑，直奔火车站，终于爬上了火车。可是，火车开了，但24袋面粉却不见了，3元银洋花得差不多了。这时，带队的同志不仅对我们横加批评，并向上级汇报说，财粮科李东昌等3人已“离队逃跑”了。我们3人也只好灰溜溜地任他批评。到达徐州站，上级领导见到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离队，一一跟我们握手，见到首长这样可亲，我们感到惊讶，一间才知道，那24袋面粉是被后勤部队的其他同志替我们带走的。可我们还是知道自己失职，只好作了深刻检讨。就这样，我们随着滚滚车轮和战火硝烟，望着路边金黄的油菜花，迎着冷冽的春风，来到了长江北岸。
在渡江战役中，我险些丢了生命。1949年4月23日，渡江开始了，那一天，我们步行到江边，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木船载着许多解放军准备渡江，我也一步抢先，上了一条小木船，由于江面风浪大，船小人多，小船摇晃得历害，我顿觉得头晕眼花，想吐，岸上的同志看到我这副样子，就说，这小子不行，硬把我拉上岸。于是，我和另外两人就只好在岸上等候领导安排。不多久，国民党飞机就在江面上空狂轰滥炸，把远去的船和人炸沉了不少，我原来乘坐的那条小船也在敌机的狂炸时，在一柱巨浪中炸成碎片，全船人员无一生还。我在岸上看到这一切，满腔愤怒，紧紧拽着拳头，恨不得冲上去与敌人搏斗。过了不久，我们就上了一条大木船，与其他部队一起，千帆竞发，穿越过敌人的炮火与敌机的轰炸。过江不久，我们就直奔南京总统府。
南京解放后，我们又来到了浙江杭州。因为我们是德州地区的，上级任命我们接管绍兴地区，成立了军管会，我被任命为副主任，接管绍兴地区的银行、财政、税务等单位。接管工作也是一件非常艰险的工作，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战场。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组织上让我坐镇诸暨，开展镇压反革命土匪工作，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一帮土匪突然冲进来，开枪乱射，在双方交战中，我的小腿受伤了，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我们退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时县大队也赶来支援，赶走了土匪，我的命是保住了，但至今腿上还有疤痕。
接管工作，既要有打仗的本领，也要有处理复杂间题的能力。有一次，我正在审查一个案子，押来了一个犯人，拖在我面前说是土匪，要执行枪决，他拼命拖着我的桌子脚，口喊冤枉。我看这人厚道老实，不像是土匪，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就下令暂缓执行，派人调查核实。原来是宗族派系斗争的原因，硬是诬陷对方是“土匪”，间题搞清楚后，我就宣布被诬陷者无罪释放。他们全家人感恩不绝，还送来土特产分给大家吃。
在接管中，许多旧职人员为了证明他们的工作年限，纷纷找我给他们证明，凡是1949年10月前接受改造的，就算参加革命工作。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我担任绍兴币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还经常到绍兴县剧院，关心演员成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演员们对我很亲切，每次预演或演出都要来请我，替他们把关。六龄童(演孙悟空)、张艳秋(演花旦)、陆长生(演老生)都是我培养他们入党的。
在余姚工作期间，正值“大跃进”年代，有人搞浮夸风，我坚决抵制，实事求是地报了粮食产量.结果被个别省领导说成你李东昌是上海交易所出来的，算得真精。但我不在乎，仍然坚持实事求是。1962年初，我在余姚当县委副书记，有幸和沈宏康一起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至今照片还悬挂在我家客厅里。记得1962年春季，连绵不断的大雨，四明山水库决堤了，滔滔大水冲进农家，许多地方一片汪洋，为了群众的利益，我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部长王永路一起冒着刺骨寒风，跳进水中，游泳过去处理灾情。这事当时的浙江日报还以《疾风知劲草》为题作了报道。
总之，我南下前后，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但现在回忆这段经历，有坎坷，也有奉献，心里还是宽慰的!(口述者系原宁波地区商业局长、余姚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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