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我和七、八个同学相约，毅然背起行囊，告别父母家乡。徒步一百三十余里，到达莒县八路军驻地，就此踏上了抗日前线。那时，我才十五岁。当时，我所在部队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二团，即山东纵队四支队。团的领导很器重知识分子，工作不到四个月，我就幸运地被送往山东抗日军政干校政治队学习，并先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干校学习结束后，即返回鲁中泰山区原所在部队四支队。1939年1月初，由支队政治部把我分配到活动在博、莱一带的先遣大队（不久整编为特务团）任二连政治指导员，我这个年刚十六岁，还从未正式打过仗的新党员、新干部，由于当时扩建部队的需要，竟然要挑起一个连队指导员的重担！这实在是一个难题，也是一大考验。
在面对强敌日伪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大小战斗可谓频繁。1939年5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日寇从博山城及附近据点出动，向我博莱边根据地进行合击扫荡，这是日本侵略军对我鲁中山区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的一出序幕。对我来说，则是直接同鬼子作战的初战实践。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实行疏散转移、避敌锋芒、机动阻击、伺机杀敌的战术。我连在常庄、文字县以西、苗山以东活动。正副连长和我各带一个排与敌人周旋。这一带属丘陵地貌，沟渠地崖较多，有利于隐蔽作战。当时发现敌人从东面、东北面向我进逼，我率领的三排正在沿沟坎跑步向西南方向隐蔽转移时，突然发现三十多个鬼子，自北面距我约三百米处，列成战斗队形，时进时停的跚跚而来。机枪扫射，小炮轰鸣，似乎是尚无明确目标的开火。凭着有利地形和我们尚未暴露的条件，我与三排长商定：当敌人暴露在我们面前时，指挥全排用突袭式的“排子枪”密集火力压住敌人，并且特别要把那挺“歪把子”机枪干掉；再靠近时，就给他几个捆束手榴弹吃。结果按此打法，收获颇大。趁敌慌乱和东西及南面莱芜城出动之敌尚未赶来之时，全排同志迅速弯腰躬背沿沟崖跑步向西转移，甩掉敌人，暂时脱离最危险的地带，侍机向外突围。战后，连干部参加了团部召开的战斗总结会议。会上，我连和三排，包括我本人，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
1942年是最难忘、最艰苦危难的岁月，在这黎明前的黑夜里，日伪疯狂扫荡，战斗频繁残酷，我军损失惨重。1942年10月，敌人五千余人，突然分六路对我驻白杨、吉山一带的泰山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合击。我军以五百兵力与之殊死拼杀。敌人死伤两百余人，但我军损失惨重，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同志及其他200多位同志壮烈殉国，百余人负伤。集体突围出来的只有专署警卫连一部分和教导营的一小部分。我本人就是随教导营政治队越过一座高山突围出来的几个机关干部中的一员，当时我任军分区政治部的宣教干事。
追忆九死一生的战斗年月，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决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