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 大地。我们的家乡临淄、益都一带,群众抗日热情高 涨,许多爱国知识青年有的参加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 第三支队.有的在当地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当时存在 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干部。1939年4月初,县委决 定要我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我上的是干校第五期,到校后先分到民运队,学 习半个多月,又分配到财经队。
干校的活动完全军事化。每当上课的号声吹响 后,学员们便带上自己的全部行装——有的一件大 衣;有的一条被子;有的一条毯子;有的一支土造火 枪|有的只带着两个手榴弹,整整齐齐地列好队,按 照中队长的命令,用正步走的姿态,高唱着抗日的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村庄,来到河边的树林里, 坐在石头上,用膝盖当课桌听老师讲课。
学员们的生活艰苦,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原粮二 斤半,菜金三分钱(包括三钱油、三钱盐、半斤菜 等),有时还能吃上一点肉。由于学员大多数是从农 村来的,年青,饭量大,经常吃不饱,还要站岗放 哨。睡觉是地铺,能有点铺草,有张席子,就算很好 了。学员们从家乡出来时,有的带条被子,有的带个 大衣,有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大家合盖一床被互相 照顾。每天,天不明就起来跑操,在寒冷的冬天里也 得到河里洗手洗脸。每个星期天,还要到汶河南岸去 爬艾山搞训练。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的情绪是高昂 的,精神是乐观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水凉和天冷,也根本看不到闹情绪的学员。
1939年6月,敌人开始大“扫荡”,我们就进入 了反“扫荡”的战斗生活。敌人的飞机经常轮番轰炸, 为了躲避敌机,我们就到野外的树林和麦地里隐蔽起 来,敌机走后,我们便在树林里上课。敌人出动了, 形势更紧张,学校随即离开岸堤,转移到3 0里外的 西墙峪。西墙峪仅是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所 以我们去后,满山遍野到处是人。由于村小居民少, 筹备给养困难,来到的第一天,基本没有吃饭。这里 虽然山高林密,是备战的好地方,但也不能够久住。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学校进行整编,学员们愿意回原单位的,可以回去,不愿意回去的编为大队,就地打 游击反“扫荡”。这样,近千人的学校,还剩下四、 五百人,编为两个大队-一一二大队和四大队。二大队 在岸堤周围坚持,四大队到南墙峪活动。
我所在的二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共二百多人 (其中女同志七、八人),有步枪四、五十支。这些 枪不仅是土造的,而且有一半打不响,子弹也少得可 怜,每人多的几十发,少的只有四、五发,虽有两条 子弹袋,但没有子弹。为了装门面,只好用高粱秸截 短了装上充子弹。大队建成后,虽然也讲课,但主要 是军事活动,如军事操练,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抓 敌特,打汉奸,做群众工作等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行 军,由这村到那村,以防敌人袭击。记得有一次夜行军,前后失去了联系,天明之后走到桃墟一带,又下 起了小雨。当我们要进村的时候,这村的地主早就关 了寨门。为了团结各阶层抗战,我们只好住到庄外的 破庙里。后来,几经交涉,才给我们送来些酸煎饼和 地瓜干窝窝头。这段时间,我们吃饭很困难,吃菜就 更无指望,有时在山沟的小河里抓小螃蟹,放上点 盐,当咸菜吃。后来,我们进驻了南安村,打垮了一 部分地主武装,缴获了一挺机关枪,一支匣子枪,七、八支捷克式长枪,还有五大箱子弹,这下可好 了,每人分的子弹都背不动。同志们都把高粱秸子 扔在地上,风趣地说:“用不着你装门面了。”在芦山驻防时听人报告,有百余人的土顽正在抢掠,我们就 打了个伏击,又缴获一挺机枪,十余支钢枪,大家真 是高兴极了。接着,我们又根据群众的要求,攻打了 侍朗宅和牛蹄湾。这两次战斗都很顺利,毙俘顽乡长 以下2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部。三个月的反“扫 荡”,我们这支200多人的队伍已全副武装,愈战愈 强,真是文武双全了。
1939年9月间,山东分局决定,山东抗日军政干校 和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合并。从此,干校便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