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到山东后，坚持从山东的实际出发，在深入贯彻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中，创造性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在极其复杂、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下，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逐步打开了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1．加强党对各地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的领导
省委泰安南上庄干部会议后，郭洪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会议的决定，为统一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的领导，更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控制、攻击，对我党在全省各地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创建的部队进行了改编，统一打出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部队的番号。
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各地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在创建之初没有统一使用八路军番号，是中共山东省委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更广泛团结各方面爱国人士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创建抗日武装时，部队均可多采用政治色彩比较灰色的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团等为番号。各地党组织不失时机按照省委的要求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部队后，却在一些地区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以其政府等名义，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控制、攻击，使部队的发展、作战受到了很多限制。
郭洪涛到山东后，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报告了党中央。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电示郭洪涛：山东的基于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目前可组成4至5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的名义出现。8日，毛泽东再次向其电示：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邻近友党友军又甚欢迎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因此等地方国民党均将控制，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支配，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
郭洪涛接到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后，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即发出命令，并派出重要干部前往各地组织各抗日武装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先后将中共鲁北特委等党组织发动领导的冀鲁边抗日武装起义组建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平津支队；将中共胶东特委组织领导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及掖县县委组织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将中共山东省委派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共产党员，在长山中学校长、著名爱国人士马耀南支持下，发动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将中共鲁东工委与寿光县委等党组织发动的牛头镇起义、蔡家栏子起义组建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第八两支队合并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组织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建立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将活动于沂水、莒县地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扩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是特委向国民党第五战区争取的合法番号，故未沿用八路军的名义，但在同年9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争取在临沂的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区专员张里元做第二个范筑先，这支部队改用国民党第三专区保安司令部直属四团番号，其绝对领导权仍归边区省委。在此之前，中共鲁西南特委和徐（州）西北区委，遵照边区省委的指示，于1938年6月汇集各县抗日武装，正式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1938年7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奉命各率一部挺进冀鲁边区。8月，萧华率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部和部分机关人员打开了冀鲁边区的局面，并对边区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将八路军平津支队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并将其划归中共河北省冀南区委领导。
在这次对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的部队整编中，除冀鲁边和鲁西北两个地区的部队外，时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的有5个支队、2个义勇总队和活动于泰西地区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共计3万余人。在这次整编中，以郭洪涛为书记的边区省委，为了加强党对各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的绝对领导，还特别充实健全了省委及其所属各特委的军事部，强调提出，要把所属各部队建设成为党军、铁军，逐渐培养成为主力部队。与此同时，边区省委还将党中央先后派来山东的两批有丰富作战和建军经验的红军干部分配到各支队担任领导工作，对部队进行了初步的整顿，调整和配备了各级骨干，建立加强了党的组织，改造了一些不巩固的部队。
在这次整编过程中，还对部队的思想、纪律进行了整顿，清除了混入部队中的坏分子，严肃了部队的纪律，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部队。更应称道的是，这次整编还成为加快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由初创时期向正规化建设迈进的一个重要起点。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其国内人民反战情绪与日俱增，其统治集团内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策略上的矛盾加剧；更重要是中国广大军民的坚决抗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的广大战场上越战越强。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改变侵华的战略方针与策略。在政治上，由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上，由向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转向对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并以华北为重点。
自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国民党军在这期间，与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作战，给了侵华日军以有力打击。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诱降下遂转为消极抗战，并加紧了反共活动。在抗战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与会议总结，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大会还确定，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今后，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针对敌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企图，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3个师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地区，协同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壮大、发展自己，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同年12月，在以郭洪涛为书记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之后，在郭洪涛钧组织领导下，山东分局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山东日加严重的斗争形势，为改变分散在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各自为战的状态，进一步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各地部队，于本月27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沂水县正式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于公、郭致远、杨国辉、邱士长、刘琦分任司令部第一至五科科长；吴仲廉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林任民运部部长，姚仲明任联络部部长，杜明任锄奸部部长，马馥塘任供给部部长，冯平任供给部政委，白备伍任卫生部部长。并对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实行了统一编制和统一领导。奋斗在鲁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转战在清河平原上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战斗在泰山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征战在胶东地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坚持在泰西地区斗争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驰骋于沂鲁山区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纵横于安（丘）莒（县）边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奋战在临（沂）费（县）边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二支队；悬兵于湖西地区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三支队，不久又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活动于苏皖地区邳（县）雎（宁）铜（山）等县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组建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坚守在鲁南抱犊崮山区、出于统战需要、冠以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区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隶属八路军山东纵队，仍沿用直辖四团番号。另外，还组编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特务团和临郯独立团。
这次整编，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编为10个支队又3个团，共25个团，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历史表明：山东纵队的成立与这次整编，使分散各地的游击队，一跃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八路军在山东所属部队整编后，日军以打击华北敌后八路军为重点的作战，即按其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39年度的“治安肃正计划”，分3期实施了疯狂的进攻作战。在1月至5月的第一期“治安肃正”作战中，先后对胶东、津浦路以西、胶济路以北，以及鲁中泰（安）莱（芜）边等地区进行了普遍的分区“扫荡”；在6月至9月的第二期“治安肃正”作战中，对鲁中山区进行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扫荡”；10月，日军又开始实施为期半年的第三期“治安肃正”作战计划。在这一年，整个山东都处在日伪军的进攻与“扫荡”之中。山东纵队转战在各地的所属部队，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与“扫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作战。据不完全统计，1月至7月，仅山东纵队在鲁中大小战斗就达70余次。
在这频仍的作战中，山东纵队所属各部队，在以郭洪涛为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指挥下，还遵照八路军总部的部署进行了第一期整军。1939年2月7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
司令等发出关于整军计划的训令，规定分期整训部队，每期3个月。第一期从3月11日开始，整训31个团约计10万人。其中规定山东纵队选定条件好的部队，整理3个基干团，作为山东的主力部队。训令还要求这次整训，努力加强党在部队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充实编制，配足武器；进行战术和技术训练，建立各种制度，保持优良作风；要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朱德、彭德怀等还专电指示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山东纵队按正规军编制，以节省干部、节约经费，充实人数与加强战斗力，便于整理训练和隐蔽我之力量”。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先后发出《政治工作训令》和《整军政治工作计划》，对学习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轮训军政干部、办好党支部委员和新党员训练班、健全政治机关等项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政治机关的作用，确保总部整军命令的执行。
在以郭洪涛为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山东纵队按照八路军总部和野战政治部的指示，自同年2月至5月进行了以巩固部队和加强正规化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期整军。为了适应日加复杂、尖锐、残酷的对敌斗争，这次整军首先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组织整编。整编后的山东纵队，大部取消了团的建制，所属的部队除挺进支队编入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外，原第二、第八、第九三个支队组成第一支队；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和原第十二支队组成第二支队；其他支队番号未变，共编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陇海游击支队等7个支队另2个团及地方武装。
在这次整军中，还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了整训。虽然各部队已经过了两次整编，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但要把这支土生土长的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与所担负的使命相适应，需做长期不懈的艰苦工作。这主要是有些部队成分比较复杂。由于各人的出身、经历不同，参加抗战的动机也不尽一样，还有少数坏人混入部队，当环境恶化、部队发生危难之时，逃跑甚至叛变等坏现象时有发生。也有少数部队的人员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浓厚，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再是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不够经常有力，党员和战斗骨干少，大多数战士是文盲半文盲，对我党我军的宗旨与政策缺乏基本的了解，有些战士连基本的军事技术也不懂，打仗只凭热情和勇敢。有的部队武器装备很差，甚至有些战士没有枪支，使用大刀、红缨枪等冷兵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领导针对部队存在这些情况与问题，要求各部队按照八路军总部提出的要求，结合各自的实际，不要操之过急、要求过高，要循序渐进组织部队进行整训。整训中突出抓了三项工作：一是进行纪律教育，开展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三是突出抓了部队指战员特别是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建立和坚持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及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等政治理论知识，以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为了搞好这次部队整训，山东纵队还举办了各种训练班，为各部队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整训骨干。特别是举办的爆破训练班，由曾在苏联学习过工兵爆破技术的王凤麟主持，先后举办两期，每期20多人，学习半个月左右，使爆破技术很快在山东纵队各部队得到推广，并在后来的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纵队还举办了电台训练班，加强了各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建设，为纵队统一指挥各部队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这次部队整训，郭洪涛十分重视，不仅参加纵队的有关重要会议，研究部队整训的部署措施，特别是对开办的各种训练班，他根据纵队的安排时常挤时间到训练班给学员作报告，或参加组织的学员座谈讨论会。由于他平易近人，作报告或讲话联系大家的工作实际，对讲的问题能从理论上深入浅出，道理讲的明白透彻，教人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使大家深受启发和鼓舞。
通过这次整训，山东纵队所属各部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纪律和作风上，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不仅使各部队得到了空前有力的巩固，还使各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长足的提高，大大增强了山东纵队对分散各地作战部队的统一指挥，为粉碎日军不断发起的大规模进攻与“扫荡”，创造了坚强有力的条件与基础。2．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大力加强开展党的地方工作省委泰安南上庄干部会议后，特别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以郭洪涛为书记的边区省委，认识到在抗战初期，由于大批党员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参加各地抗日武装起义，使地方党的工作受到削弱，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迫切需要，必须尽快选派和培养出一大批党政军群干部派往各地开展工作。1938年7月，创办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省委确定，校长由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兼任，干校随省委活动。始驻新泰、蒙阴，后随省委南下至费县、滕县，不久又返回沂蒙山区。因干校较长时间驻在沂水县岸堤镇，亦称岸堤干校。
干校成立后，边区省委即向胶东特委、苏鲁皖边区特委、鲁西南特委和泰西特委、清河特委及各县委与所属各部队发出了招生通知。各特委、部队和县委根据招生通知的要求，很快物色选拔了几批多是进步知识青年的人员先后送进了干校。干校第一期招收学员200余人，建立了一个学员大队，下设军事、政治、民运三个中队，学期一个月。8月底干校在岸堤招收第二期学员，计划招收400名，实际各地党组织和部队送去600多人。鉴于学员猛增，规模扩大，省委决定，除从第一期学员选留部分优秀人员从教外，又从省委各部门和有关单位选调一批干部到干校任职，建立健全了领导班子和教学机构。在设置的校部下，分别设立了政治、教育、总务3个处，处下又分设了若干个科，到年底全校教职人员达100余人。在对培养的干部上，主要是根据各地工作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加新的科目和学员队。在第三期增设了妇女队，第四期增设了青年队和地方武装队，学员大队由一个扩编为两个。第五期又增设了教育队和财经队。
干校在办学过程中，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榜样，密切联系实际，始终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实践《抗大校歌》中“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课堂作战场，学习当打仗，教学设备因陋就简，衣食住用以苦为荣，于校到处洋溢着艰苦而乐观、紧张而愉快的气氛，成为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年羡慕、向往的地方。
这所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干校，不仅是培养造就党的各方面干部的革命熔炉，还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他们不仅不失时机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且积极地帮助地方进行政权建设、民兵训练、对敌斗争等。特别在1939年6月的鲁中反“扫荡”中，他们神出鬼没地活跃在沂蒙山区，灵活机动地袭扰打击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39年9月，干校改为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干校共办了5期，培养党政军干部3000余名。与此同时，在边区省委的领导下，所属的各特委、部队，也积极创办了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各种训练队（班），培养出了大批抗战骨干。特别是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对省委和各特委、部队创办的干校与各种训练队（班）都非常重视、支持。尤其是边区省委干校创办之初，在干部、财力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他不仅派出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等同志筹办，还帮助他们物色挑选了一批精干的教职人员；在财力上对于校实行优先照顾；对每期学员的开学或毕业，他根据学校的安排要求都前去作报告或发表重要讲话，有时还给学员上课，给他们讲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课。对各特委和部队创办的干校或训练队（班），大多都向省委提出要这方面的干部及教员，郭洪涛总是指示省委有关负责部门帮助他们选拔调配。
在这期间培养出的这批骨干力量，不仅为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夺取抗日战争及至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省委泰安南上庄干部会议后，加强和新建的8个特委，根据会议的精神和省委确定的关于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计划，在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不断发展、整顿、巩固各抗日起义组织的部队同时，并积极组织指导各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省委直接抽调干部组建的11个县委，均有重点地深入开展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并在这些工作中注意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和总结其中的经验，不断由点到面将群众工作推向广泛深入。特别是各特委和各县委送往边区省委干校学习的人员大多先后被分配回各县，使各县的领导班子和基层组建设，均不断得以充实、健全和加强，群众工作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各特委在这期间按照《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省委泰安南上庄干部会议精神及有关指示，要求所属部队抽调党员到地方工作，部队和地方都要做好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同时还明确指出，在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中，要防止“拉夫式”的做法，严防汉奸、阴谋家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因此，各特委均在深入发动群众工作基础上积极开展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再加上从边区省委干校学习归来的学员，到1938年8月前后，各特委均在原无党组织的所属各县建立了县委或工委，各地党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各县委与工委在进行组织发展中，根据省委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要求，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党的支部，有不少县委和工委还把党的组织建在了敌占区或敌人内部，为开展对敌斗争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这期间，各县委或工委为加强对各基层党支部的领导，根据上级的部署要求，还相继组织建立了区委，有力组织领导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到1938年底，已在全省各县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在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从党的领导和群众工作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加强开展广泛深入的统战工作
省委泰安南上庄干部会议后，郭洪涛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和确定的争取张里元，打击投降派秦启荣，孤立顽固分子沈鸿烈的方针，在组织领导全省抗日斗争的同时，还对盘踞在山东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了有重点的深入统战工作。
郭洪涛为了争取张里元做第二个范筑先式的人物，首先对其进行了积极耐心的统战工作。张里元当时还以国民党山东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座镇临沂，并兼该区保安司令。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通过关系向其开展过统战工作，使他与我党我军建立了联系。鉴于此，为能争取张里元与我党我军创建共同的抗日根据地，仅1938年7月，郭洪涛就与他面谈了几次，他才同意将我党于鲁南创建的取得国民党第五战区合法番号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不改编建制、不变更人事、仍归我党我军指挥的原则下，改用张部番号，名义上成为他保安司令部直辖第四团，由其供应给养。他还接受我们派去几位干部到他的保安部队做政治工作。在商谈中，郭洪涛还向张里元提出，为创建共同抗日根据地，要求委派我方人员出任沂水、蒙阴两县县长。由于张里元老奸巨猾，对委派我方人员任县长的事，只是虚与委蛇，始终没有答应。特别是随着后来斗争形势的恶化，张里元逐步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在争取张里元的同时，郭洪涛还继续抓了争取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的统战工作。早在抗战之初，中共就派袁也烈、于心之、程静川等到石友三部工作。1937年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第一八一师地下工作委员会。1938年2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到石友三部，将中共一八一师工委改为中共第六十九军工作委员会，指定袁也烈任书记。4月初，在石友三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张友渔被石友三任命为第六十九军政治部长。石部进驻鲁中沂蒙、泰山地区后，不久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任军团长，张友渔任军团政治部部长，中共党员匡亚明任政治部副部长。6月，毛泽东、刘少奇电告郭洪涛：“石友三部队中有我党的组织，并有许多民先队员，望你们去联系。”郭洪涛即按照这一电报指示，以与石友三交换对山东抗日局势的看法，探讨共同抗日的途径、方法等方式，既加强了对石友三的统战，也加强了与该部党组织的联系。经石部党组织的工作，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石友三部队的抗日情绪日加高昂，多次和八路军协同作战，有力打击了日伪军。7月，中共中央又发来《关于对石友三继续采取争取方针的指示》。郭洪涛根据中央这一指示，通过张友渔建议石友三出面召开一次山东军政人员会议，制定在山东境内的各党派、军队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共同抗战的协定，以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的反动行径。
石友三对郭洪涛这一建议欣然接受，并提出就会议讨论的一些问题要与郭洪涛面谈。郭洪涛据情遂带省委统战部长郭子化前往，在张友渔、袁也烈的陪同下，与石友三进行了交谈，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这次会议，协调部分部队之间的关系，以共同抗日。对会议的内容，郭洪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为了建立共同的抗日根据地，由石友三负责协调山东境内各抗日部队的活动和建立山东共同抗日根据地；（二）应成立联合政府，建立地方政权，划分各方面的管辖区域；（三）成立联合司令部，负责协调山东境内各抗日部队的协调作战。对郭洪涛提出的这三条建议，石友三听后即表示赞同，并借机向郭洪涛提出，给他讲讲辩证法的道理。郭洪涛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向石友三简要地阐明了这一理论就是在辩论中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接着，郭洪涛又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成的历史向石友三作了简要介绍。然后对石友三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上，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科学总结，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辩证法。说到此，郭洪涛便话锋一转，对石友三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就是毛泽东在辩证法这一道理上建立起来的。简单地来说，就是在对敌作战中，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石友三对郭洪涛这番讲解不禁点头称道。张友渔、袁也烈即乘他们谈辩证法之机，便以郭洪涛提出的三条建议，拟定了将要召开的山东军政人员会议的议程。
会议于1938年7月下旬，在新泰县龙廷召开。山东境内各党派、军队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等方面参加会议的有：顽固分子、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投降派人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等；民主人士梁竹航、陈迈之，范筑先的代表成润等；中共方面有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统战部长郭子化、宣传部长孙陶林，八路军代表廖容标、林浩等，共约百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中，由于受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和投降派沈鸿烈、秦启荣、厉文礼之流的阻挠，郭洪涛提出的三条建议和会议的预期目的虽未完全实现，却达成口头协议：各部队必须团结抗战，不得互相磨擦，不得互相瓦解部队，不得向友军防地扩张地盘等，并成立了联合参谋部和民运指挥部。民运指挥部隶属第十军团政治部，负责石友三部管辖区的政权建设。会议期间，山东八路军代表和石友三达成八路军供给石友三部粮食，石友三部支持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在鲁中活动的协议。这次会议，争取了石友三，团结了一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孤立了山东境内最大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和秦启荣。会后，中共党组织以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的名义开办民运训练班，训练了一批爱国青年为各县民运指导员，并以六十九军政治部名义先后任命张克威（中共党员）、梁竹航（民主人士，后成为中共党员）分别担任新泰和莱芜县长。中共中央对石友三的统战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曾亲笔致信石友三，赞扬他决心留在敌后抗战的行为，表达了中共与其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9月7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就与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再次致电郭洪涛，指示要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石友三商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逐渐恢复鲁中南的秩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省委进一步采取了积极步骤和措施，对石友三部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使石友三在一段时间内在敌后山东坚持抗战，为遏止山东顽固派的力量，挫败顽固派的阴谋，发展抗日进步力量，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中起了积极作用。
郭洪涛在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期间，在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广泛深入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也对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之流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于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劝降下，开始向着倒退、消极、反动的方面转化的一次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重新解释对日军侵华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含义。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帝国主义能保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华中、华南的统治，东北、华北都可不要了，继续以主要力量打击共产党。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报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
1939年1月28日，中共山东分局针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敌后战场加紧反共投降、公开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为表达坚持团结抗战的诚意，发出了《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指出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敌人开始大举“扫荡”、讨伐和建立伪政权的时候，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部队的根据地，必须加强在山东的国共两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解决合作的形式问题；必须拟订适用于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必须建立健全民意机关和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
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山东顽固派，对中共山东分局的这一合理建议，不仅敷衍拒绝，反按其主子蒋介石的旨意，加紧了反共活动。1939年2月初，沈鸿烈在蒙阴县（现为沂源县）的鲁村召开了全省军政会议，推行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张经武、林浩、郭子化为代表出席会议。沈鸿烈在会上提出四条反动措施：一是“统一划分防区”，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以限制和企图借日伪之手来消灭我抗日部队。二是“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我地方武装和限制我党扩充军队。三是“统一行政，军不干政”，企图阻止我党我军进行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民主政权。四是“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张经武等代表在会上严厉驳斥了沈鸿烈的反共主张。此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又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打列（列宁主义）大队’；在鲁东南各县、区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顽固推行其反共措施。中共山东分局遵照中央关于“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的指示精神，于2月下旬作出了《对苏鲁工作的决定》，对沈鸿烈反共、限共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一方面以多种方式促沈进步；一方面坚定党的立场，拒绝接受其无理限制，既得政权决不放弃；我军防区要有扩展，行政人员不能让其随便调换；在我军防区内均按原决定尽力组建民主政权；我军的粮款必须坚持自筹。
在郭洪涛的组织领导下，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在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所属部队对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为了自卫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军事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
1939年3月，活动于清河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指示，选派62名干部、战士南下受训，并派约210多人的部队进行护送。为避免发生冲突，第三支队首先派人与驻博山太河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30日，当队伍经过太河镇围墙外宽阔的淄河滩时，却遭到了突然伏击，护送部队营长吕乙亭等2人当场牺牲，除60余人突围外，其余200多人均被囚禁。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8人被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临时到山东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罗荣桓在向中共中央报告的同时，经研究分析情况，决定坚决反击顽固派。为从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首先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了太河惨案的真相；再是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严加惩办祸首秦启荣。与此同时，山东分局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博山、莱芜、蒙阴、沂水、益都等地群众也纷纷集会，悼念牺牲烈士，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4月，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明确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要求你们“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多方争取友党友军之进步。同时，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的取得胜利）。”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遂调集第三、第四、第一支队等部，于4月上旬，在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指挥下，向以太河镇为中心的淄河流域发起进攻。一支队以牛刀子挖心战术，直捣太河镇，救出部分被囚禁的人员。各部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驻地峨庄，将其警卫大队全部消灭。
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对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根据中央指示，对顽固派的无理限制和反共罪行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政治上，向广大群众揭露其反共投降阴谋；在军事上，对其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了坚决的反击。8月，秦启荣又率部突然袭击时驻莱芜县北部雪野村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后防机关，第四支队干部战士伤亡20余人，制造骇人听闻的雪野事件。接着，秦启荣率部又围攻了驻淄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各一部达十余日，制造了淄河事件。本月23日，山东纵队第一、第三、第四支队，在郭洪涛、张经武等指挥下奋起反击，连克淄川、博山和益都、临朐等县部分地区，给秦启荣以沉重打击。
郭洪涛在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期间，还组织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1938年12月，石友三部被蒋介石调往河北。1939年4月，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进入鲁中、鲁南。5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山东分局为争取东北军中立，以便更好地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对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经过张经武、黎玉同志对于学忠做工作，争取到于学忠不介入我军对沈鸿烈和秦启荣的斗争。当时，在东北军中有我党的组织，除着重对基层军官和士兵进行工作外，还做上层人物的工作。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进驻山东后同我方人员来往，互通情报。通过接触，彼此有所了解，他要求我党派负责干部去，有事面谈，57军党组织派赵志刚同志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前去与常面谈。常恩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强烈不满，认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已四分五裂，完成抗日重任只有依靠共产党。因此，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分局讨论决定，吸收常恩多为特别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与分局单线联系。后来，常恩多率3000多人的部队起义，加入了八路军。
在这期间，郭洪涛为全面总结交流全省的统战工作经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还组织召开了全省的统战工作会议。1939年3月，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召开了统战工作会议，郭洪涛和郭子化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中共山东省委、边区省委和山东分局成立以来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和经验。郭洪涛在报告中指出，自抗战以来，中共山东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做了大量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的工作，一批爱国人士、教育家、作家、艺术家先后在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下和各部队进行抗日斗争。会议还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对今后的统战工作作了部署。这次会议对全省各地党组织后来的统战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会后，各地党组织根据本地区情况，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了统战工作，为促进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健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