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郭伯伯
我父亲王达成是郭伯伯的同监难友，又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战友，也是终生的好朋友。
父亲王达成是山西省吕梁地区柳林县人，早年为节省支出，就读并毕业于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他青年时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于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组织清华大学第一个中共支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血雨腥风，共产党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1927年，父亲便因在山西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狱。同年，郭伯伯也因为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从事地下工作被捕，与父亲关进同一监狱——山西省第一监狱专押政治犯的“幼年”监牢中。那时，被捕的共产党人中有夏明翰这样“带镣长街行”、宁死不屈的革命者，也有被吓破胆而叛党的软骨头。父亲和郭伯伯虽然年轻，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决不动摇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烈火炼真金，板荡识忠臣”。为了团结难友，开展狱中斗争，他们还秘密成立党支部，郭伯伯任书记。在狱中他们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成为患难之交，并结下终生友谊。
在狱中，父亲始终坚持只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并且狱方也未掌握他是共产党的证据。坐牢满5年后，经爷爷花钱打点，于1932年提前两年获释。出狱后，他回到家乡柳林县继续发动贫苦群众、宣传党的主张，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当地警察又要抓他，父亲连夜西渡黄河去投奔红军。我们家在黄河以东仅40里，过了河就是陕北红军活动的地区。
郭伯伯坐了近6年牢，出狱后遵照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回到陕北，与谢子长同志等一起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父亲到陕北时，郭伯伯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父亲找到红军后，一直在郭伯伯领导下工作。直到1938年初，父亲奉调赴山西参加抗日战争。这几年是两位同监难友并肩战斗的难忘岁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在纺织部任副部长，郭伯伯在交通系统领导岗位任职，父亲常去郭伯伯家里。“文化大革命”中，两位老战友也是在劫难逃，相互难知音讯。“文化大革命”后，他们重新获得了为党工作、为国出力的机会，相互之间来往也一如当年。80年代，郭伯伯出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主任。一次父亲探访归来，兴致极高，说郭伯伯为了促进国家能源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加速陕北、内蒙古煤田的开发，正筹组华能精煤公司（神华集团）。当时郭伯伯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仍在为国家能源建设操劳奔波，父亲对此十分感慨。父亲十分理解并敬佩郭伯伯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
父亲与郭伯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使他们相知甚深；他们是难友、战友、更是终生情同手足的知心朋友。
我和郭伯伯
我是1938年初春认识郭伯伯的。那时，国共两党已开始合作决定共同抗日，日本鬼子快打到太原了。家中突然收到多年没有消息的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可以去陕北找他。考虑到兵荒马乱，爷爷决定派我的叔叔送我和母亲康美云去投奔父亲。后来，我的叔叔、姑姑们受父亲的影响，都先后去延安参加革命，此是后话。再说我们一路风尘，过了黄河到达陕北绥德时，却碰上正奉调要回山西抗日的父亲。母亲与父亲分别多年，非常希望我们母子能与他团聚。但是父亲不同意，因为他回山西是去抗日，现在敌强我弱，带着家小打游击战不仅不方便，且难免生命危险……面对当时的情况，母亲和我只好按父亲的安排乘绥德警备区的卡车去延安投奔素不相识的郭洪涛。
郭伯伯待我们亲如家人，安排我们与他住同一个院子。郭伯伯由于军政要务在身，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具体事主要由郭伯伯的夫人史秀芸妈妈负责。史妈妈当时是延安有名的妇女干部。那时我母亲因夫妻关系变化，情绪不太稳定，史妈妈非常关心，并常和她谈心，用革命队伍中妇女奋发的事例开导她、鼓励她向前看……就这样过了个把月，郭伯伯觉得母亲还年轻，应该去学习，以适应革命大家庭这个新环境，并为以后参加工作做准备。郭伯伯安排我母亲去陕公学习，这是母亲重要的人生转折。对此，母亲一直心存感激。母亲去学习后，开始我仍住在郭伯伯家，但由于我常偷偷跑到城外东关陕公找妈妈，给大人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使郭伯伯、史妈妈极为担心。后来，他们只好安排我与陕公工作人员住在一道。不久，郭伯伯送我进了延安城南最早的保育院，我才算正式结束与郭伯伯、史妈妈朝夕相处的日子。直到现在，我对儿时那一段生活的印象仍极为深刻。我十分庆幸父亲有这么一位好朋友，也十分庆幸父亲将我们母子托付给这么一位有情有义的可靠战友，才使我们母子在初到延安，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顺利地开始了新生活。
我再次见到郭伯伯是1942年。母亲自陕公毕业后改名康树人，被分配到安塞县保小工作，我也在那儿读书。后来是因为当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希望母亲就近帮她处理些家事，我们才从安塞回到延安的。李妈妈曾经是陕公的教师，妈妈在陕公时，与她相识并十分敬佩她。母亲回延安后，主要在延安女大学习，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帮助李妈妈料理些家务。
我去延安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继续学习却费了周折。当时这所小学归总后勤部管，校长只认总后领导的介绍信。王若飞伯伯写的信校长也不买账。于是李妈妈领我去见贺老总，说：“这是你们晋绥王达成的儿子，要上干部子弟小学念书，若飞的介绍信人家不认，你说怎么办？”贺帅笑哈哈地把事接过。一天，他要去王家坪总参谋部办事，就带上我。叶帅知道情况后，叫秘书赶快处理，我带了经总后领导签字的信再去学校，校长又以没有床位为由推脱。于是，李妈妈想到了郭伯伯。当时郭伯伯与许多高级干部同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她领我到郭伯伯家请他安排，郭伯伯痛快地安置我住到身边工作人员处。由于王伯伯、李妈妈那时家住杨家岭，在延河东侧山沟里，而小学校与党校一部均在河岸西侧，相距比较近，最主要是不必过延河，因为时值夏天，延河发起水来相当凶猛。这样，我又回到郭伯伯身边，于是不必过延河，离学校也不远，大人们都可以放心了。记得那段时间里，郭伯伯每晚都要来看看我，说几句话。大概是两个月后，学校解决了我的床位，于是我告别郭伯伯搬到学校。
建国后，我曾多次希望随父亲同去看望郭伯伯。然而父亲总说郭伯伯工作繁忙不便打扰，因此一直没能如愿。可是从报纸上、从父亲的言谈中，我知道郭伯伯相继在铁道部、国务院六办、国家经委等单位担任要职。也知道在他74岁高龄时，还出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主任，并筹组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从父亲的介绍中，我还知道当年细心安排关照我们母子生活的史妈妈早已于1948年因病去世。郭伯伯在天津工作时，又与赵妈妈组成了新的家庭。
半个世纪过去了，1996年6月，我终于又见到了郭伯伯。那次是阎红彦的子女为其母尤祥斋妈妈在西苑医院举行入党70年纪念会，当时出席的有几位陕北老革命，郭伯伯作为健在的陕北根据地创建者，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尤妈妈是陕北参加革命最早的女同志，称赞她不愧是女中英杰。
当我终于又站在郭伯伯面前时，紧紧地握住他老人家的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岁月虽然早已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是却丝毫没有改变我对郭伯伯的感激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也没有改变郭伯伯对我的关爱。此时我父亲已作古，但我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我与郭伯伯重逢而欣慰。
2003年，我曾两次去郭伯伯家。第一次是约好与阎泽群同志（阎红彦的儿子）一块去的，因为他告诉我他与郭家常有来往。初次见赵妈妈，她不无惊讶地连说：“像，像，太像王达成了”，逗得大家直笑。
我们品着茶，叙着往事，我还即兴为郭伯伯、赵妈妈唱起“中央红军到陕北”那支民歌。我唱时，郭伯伯没有说话，仿佛在回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首至今仍然极为流行的陕北歌曲是否将他老人家的思绪又带回到当年那如火如荼的岁月，带回到他和程子华同志迎接中央红军的喜庆日子……第二天，我又去请郭伯伯为他送我的《郭洪涛文集》题字，碰巧他的三儿子郭延钢、女儿郭小媛都在。难得的聚会，我们晚辈三人高兴地围着郭伯伯、赵妈妈，坐在长长的茶几旁合影。后来，我把这张珍贵的照片贴在《郭洪涛文集》封面里侧。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郭伯伯。2004年，郭伯伯仙逝。作为子侄辈，我去参加告别仪式，为郭伯伯送行。郭伯伯的灵位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我父亲王达成的灵位相邻。1989年父亲逝世，根据他一生的革命经历，纺织部在拟定悼词时，曾请示中组部。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使用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谓。从各方面看，我觉得郭伯伯较父亲更为杰出。看似灵位相邻的巧合，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他们不愧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每次我去拜谒父亲的灵位时，同时也必在郭伯伯的灵位前默哀、深深鞠躬致敬。
学习郭伯伯
郭伯伯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16岁入党投身革命到95岁辞世，他真正做到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郭伯伯的一生是淡泊名利的一生。无论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还是主政山东，无论是任职天津铁路局还是担任国务院部委的高级职务，只要是党的工作，他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从不向党要官要权。
郭伯伯的一生是经历坎坷曲折的一生，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即便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他也能从党的事业出发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终生一心为党工作。坚强大度的郭伯伯，则与众多革命先辈一起，坦然安息于革命公墓，接受后人的哀悼、敬意。
历史是最公正的。郭伯伯的一生，正如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同志的题词所评，“光辉的印迹，博大的胸怀”。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郭伯伯离开我们五年了，但他的风范长存。他高尚的人格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更是我做人的一面镜子，勉励我时时去感悟。2009年是郭伯伯的百年诞辰，我们缅怀他，举行纪念活动。我将更好地学习郭伯伯，继承他的遗志，做一个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革命战士。
20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