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他在95岁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书桌上，依旧摆放着他认真阅读过的圈圈点点的书籍，他生前常用的放大镜、眼镜、字典、公文包也照旧摆放在那儿，书柜上的全家合影中，坐在儿孙中间的父亲笑吟吟地望着我们。父亲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去世后，我才更多地翻阅有关父亲的回忆录、传记、史料，为了更好地理解父亲平凡而又曲折的革命生涯，我和哥哥踏着父亲的足迹，探访父亲的家乡，走访父亲就读过的学校和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而这一切，都使我们更深地理解父亲，敬佩父亲，怀念父亲。父亲的一生平凡、曲折而又伟大，正如父亲在《郭洪涛回忆录》前言中所表述：“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伟大年代的伟大斗争，有幸成为我党队伍中一名健在的老战士。待有生余年，瞻望盛世，幸运，幸福！垂暮之年，回顾往事，心情激荡，感慨不已！”
少小立志，革命为家父亲的家乡在陕西米脂县名黑圪逖村的小村庄。米脂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文化积淀深厚，志士仁人层出不穷。米脂因出现过颠覆一代王朝的农民领袖李自成而闻名，貂蝉的传说也给“米脂的婆姨”增添了美丽、灵秀和神秘的色彩。当代作家陈忠实这样描述：“陕北自古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个村庄，每走一步，都有如诗的文化传说。”
在黑圪遂村，善良的乡亲们至今还有关于父亲的种种传说，甚至有的还作为“信天游”传唱。
我的爷爷郭文斌是朴实的农民，在店铺帮工，店主看他机灵肯干，就将店铺交他经营，生活还算殷实。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摊粮派款，拉夫抽丁，加之陕北连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爷爷家生活愈加困难。后因店铺运输商品的骆驼队被军阀抢劫，家里遭遇逼债。爷爷认为，家里没有读书的人，总要受人欺负，决定送我父亲去读书，全家人节衣缩食，连出嫁了的姑姑们都资助过他。父亲8岁时，先到离家20里的绥德县吉镇入学，两年后，父亲转学米脂县桃镇由李鼎铭先生任校长的学校，李先生是当地的爱国开明人士，父亲在那里第一次听到李先生讲述民族英雄的故事，这对父亲年轻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
几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陕北著名的榆林中学，在榆林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陕北早期，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榆林中学教师魏野畴。魏野畴到榆林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以榆林中学为主要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榆中党支部成立后，又发展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刘景象、苗存权等十多人为党员。”①1925年，父亲16岁，在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学生会主席。榆林中学亦成为父亲参加革命的起点，他从此投身于革命运动，“路漫漫其修远兮”，父亲终生为之“上下而求索”。
听长辈讲，父亲从小聪颖过人，意志坚强，乐于助人。他曾经向爷爷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爷爷叹气说：“共产主义是好，但是干这个太危险了，你还是读书吧。”爷爷并不知道父亲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太原被捕入狱，爷爷、奶奶在家乡听说阎锡山反动政府在太原枪毙了一位陕北籍的革命党，并误传是父亲，奶奶因此急得一病不起，爷爷从老家徒步走到太原，只为能见到父亲。1933年，父亲从监狱释放后，辗转到北平见到谢子长，不久他们被中共北方局派回陕北开展革命工作。当他离家6年后再回到家乡，我的四叔（郭洪德）拉着父亲的手哭了，父亲问他：“有谁欺负你了吗？”四叔哭着说：“不是，妈不在了。”我的奶奶听说父亲被反动派杀害，50多岁就急病不愈离世，爷爷家也曾经因为父亲是革命党，一度被反动派贴了封条，全家人流离失所。父亲晚年时曾经对我说，他常常想念他的母亲，也常常回想起当年讨债人到家里逼债，母亲流着眼泪将陪嫁的手镯抵债的情景。但是父亲从未后悔当初投身革命的选择，“虽九死其犹未悔”。
狱中岁月长1927年，父亲在山西太原被反动统治当局逮捕入狱，伪高等法院以国民党左派“内乱案”判处他7年徒刑，九一八事变后，经减刑，他被监禁5年8个月后释放。父亲在狱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监狱里的生活是黑暗的，犯人的政治权利被完全剥夺，不准自由看书，不准看报，更不准谈论国事。吃住条件更为恶劣。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黑豆饭，有时有少许萝卜咸菜，很少吃到蔬菜，更谈不到吃油了。牢房中又黑又暗，臭虫、跳蚤多的吓人，咬得人夜不能眠，墙壁上布满了被打死的臭虫、跳蚤。这种低劣的生活条件，使许多犯人染上了疾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许多人死亡。”①
父亲和难友们决定，“同监狱当局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代表们刚把问题提出来，监狱长许伯华就暴跳如雷：‘你们都是犯人，有何权利敢提这些要求！’郭洪涛说：‘我们提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这些人其实并没有犯什么法，我们只是和蒋、阎两先生之间有政见上的不同，狱方不应该对我们这样苛待！’许伯华一听，更加火了，逐下令将郭洪涛钉上加重脚镣关在了处分监里。”②
父亲和难友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当即实行了绝食。同时，设法向社会各报馆投稿，争取登报，引起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绝食坚持到第五天时，《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粮的消息，监狱当局慌了手脚，被迫作了让步。”③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在党支部的组织下，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请理论高的同志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大家一面看书，一面讨论，学习热情很高，特别是在讨论研究问题时，同志们互相启发、开展辩论，使许多问题越辩越明，弄通了不少道理。”④
狱中的岁月是漫长的，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年仅18岁的父亲没有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也没有丝毫动摇过革命信念。
峥嵘岁月稠1933年，24岁的父亲出狱后，重回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作为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曾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秘书长，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父亲去世后，我反复地阅读父辈们的回忆文章，当年金戈铁马的战斗
情景像画卷一一展现在眼前……
“解家沟战斗不久，于1934年二三月间，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同志，化名老孙，装扮成卖梨人，由佳县王家畔来到清涧检查工作。郭洪涛听取了清涧党的工作汇报，并和同志们一起分析研究了斗争形势和下一步工作。随后，郭洪涛、白雪山和我，根据当时我们的队伍人员和武器等方面的情况，经过研究决定，攻打驻扎在店则沟的李承善民团。战斗于拂晓时分打响，霎时间，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敌人数名，缴获了一些武器。”
“店则沟战斗，是我们革命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一次较量，也是继解家沟战斗后在特委领导下进行的又一次大的战斗。这两次武装斗争的胜利，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扩大了我们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显示了人民武装的强大威力。县、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整个陕北的革命斗争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①
“1934年，米东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地盘发展的也很大。米脂的东门以外，佳县的店头一带到处都建立了党组织。
1934年过清明节时，陕北特委在佳县白家俭白玉昆家召开扩大会议。……正在这时候，从佳县过来一排国民党军队，我把情况向特委做了汇报，特委决定会议转移到佳县召开，人员立即疏散。这样参加会议的同志有的上了山，有的顺沟跑了，有的到佳县去了。……那天，有的同志并没走远，到晚上又回来了，郭洪涛晚上又回来和我住在一起。睡到半夜，白玉昆拄棍棍来敲门，……听说敌人来了，我俩就上了山。天很黑，我们就睡在一个老坟洞里，一直到天亮。”②
“1934年的上半年是陕北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及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陕北党团特委机关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是非常艰苦困难的。陕北党团特委成员，多是当地有名的老党员，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生活极端艰苦。1934年春，杨璞（中共北方代表驻西北政治特派员）、郭洪涛和绥清县委同志们一起，在清涧曹家洼开会被敌人包围，大家冲出撤离，敌人追捕甚急，舍别人不舍城市知识分子打扮的杨璞，终于逮捕了他（后叛变）。而彻底农民化的郭洪涛同志从悬崖上跳下去，奔到天窖里藏身，敌人就未抓住他。”①
“1934年7月间，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由谢、郭率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200余人，南下陕甘边南梁与红26军会师。首战安定县景武塌消灭敌军一个连。接着在绥德县南区张家屹台击溃敌人一个连，消灭其两个排。随后在清涧东区河口击溃敌人一个连，攻克河口镇。我军三战三捷。”②
掩卷而思，父辈一代为了理想，付出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又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出发点。
迎接党中央到陕北1935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父亲曾任陕北省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书记。让父亲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程子华去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下寺湾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关于这段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篇章，我曾仔细地阅读有关著述。
《张闻天传》这样写道，“张闻天和毛泽东到下寺湾后，又直接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的汇报。……下寺湾是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早几天先行出发的贾拓夫、罗迈已经同郭洪涛、聂洪钧联系上了。红军到达下寺湾时，受到区政府、列宁小学师生和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第二天还在旧戏楼前开了欢迎大会。
在欢迎会前，张闻天主持了常委扩大会议。除‘洛、博、周、毛’四位常委出席外，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罗迈、林伯渠、凯丰和李德也都参加了。会上，郭洪涛和聂洪钧详细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艰苦曲折的发展历史，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现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情况。
在欢迎会后，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的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经过讨论，张闻天宣布了中央军委名单，由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他们是：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
瓦窑堡当时是陕甘晋省委驻地，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中央机关和红军进瓦窑堡的时候，当地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数千人齐聚在南门口到磁窖一带，敲锣打鼓，非常热烈。红一方面军自从1934年10月突围西征，离开南方的老家江西瑞金以后，一年多来，一直辗转流动，无根据地作战，历尽千辛万苦，现在终于在北方的瓦窑堡安上新家。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千难万险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①
《毛泽东传》也详细记录了瓦窑堡会议，“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②
《周恩来传》也有生动的描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十一月三日，中央军委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下寺湾听取赶来迎接的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汇报后，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瓦窑堡会议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抗日战争作了直接的准备。”③
张忠民在《延安——中共中央的落脚点》也有如下描述：“由于延安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处于咸（阳）榆林公路的交通要道上，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保安移驻延安。1936年12月26日党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团到达延安，并成立了延安市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1937年1月10日党中央毛泽东等从保安启程，经寺儿台、高沟口、碟子沟等地，于1937年1月13日下午进驻延安城。14日上午召开了由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主持的‘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从此延安这座历史上的边陲重镇，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开始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革命圣地。”
70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让人欣慰的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建立新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我的父亲郭洪涛，并没有被人们忘记。
挥师东进，鏖战齐鲁1938年，父亲29岁时，奉调山东抗日前线，任山东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后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兼军事部长。张广友和丁龙嘉所著《万里》一书这样写道：“1938年4月，中共中央任命郭洪涛为山东省委书记，派他带领50名干部和两部电台到山东。
5月10日，郭洪涛一行来到了东平县的黄花园。万里派中共党员强子正前去与郭洪涛取得联系。翌日，万里、强仁普在须城同郭洪涛见了面。万里向郭洪涛详细的汇报了东平县工委的工作，郭洪涛听后对县工委取得成绩表示满意。郭洪涛向万里、强仁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县工委抓紧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党组织，提高战斗力；建立地下交通站，及时传递情报。郭洪涛一行在东平停留了三天，临行前，送给县工委一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对于万里来说，这是第一次聆听中共高级干部的指示，也是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著作，是一次极为有益的会见。”
吴瑞林在《鏖战齐鲁》中详细记载了八路军参加台儿庄战役祝捷大会的情景：“我们应邀参加了国民党各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而召开的祝捷大会。会上，先由李宗仁、沈鸿烈讲话，国民党山东第六区即聊城地区的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也到会讲了话，接着由郭洪涛同志代表山东八路军讲话。郭洪涛同志在表示祝贺胜利、赞扬友军英勇作战的同时，着重说明我党我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慷慨陈词，引起很大震动。加上我们百余干部整整齐齐地列队参加，也给人以威严之感。”
李宗元和郑建英在《郭洪涛朱瑞》一书中也记载了父亲在山东抗日战争时期这段历史：“郭洪涛为尽快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山东的实际，对发展山东的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山东各级党组织和所领导的抗日部队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在省委这次干部会议上，向与会的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开展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还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几个主力支队，要逐步统一改为八路军的番号；要广泛的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与自主权，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干校，不仅是培养造就党的各方面干部的革命熔炉，还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特别是边区省委郭洪涛，对省委和各特委、部队创办的干校与各种训练班都非常重视、支持。尤其是边区省委干校创办之初，在干部、财力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他不仅派出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等同志筹办，还帮助他们物色挑选了一批精干的教职人员；在财力上对干校实行优先照顾；对每期学员的开学或毕业，他根据学校的安排要求都前去作报告或发表重要讲话，有时还给学员上课，给他们讲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课。……在这期间培养出的这批骨干力量，不仅为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夺取抗日战争及至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郭洪涛同志坚持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的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不失时机的不断加强和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大力发展了党的组织；广泛深入开展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各界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和名流积极参加抗战；不断加强山东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各部队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使部队在不断与日军作战取胜中，得到了迅速发展与壮大。正是这些创造性工作和他有力的领导，不断地推进了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建设，为夺取山东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这些片段虽然难以俯视父亲一生的波澜壮阔和艰难曲折，作为女儿，我却从中读懂了父亲，走进了父亲的历史，更加理解了父亲。父亲无论在家庭遭受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还是在血雨腥风的陕北游击战争中；无论在反动政府的牢狱里，还是在山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烽火前线；无论在枪林弹雨的对敌战场，还是在严厉的党内斗争中，父亲始终坚守着他最初参加革命时的理想，坚守着他为神圣的理想奉献自己，以至生命的信念。理想和信念，让父辈一代谱写了历史。
西北高干会的经历1940年秋天，父亲和张经武率山东代表团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等待他的是党内最严厉的斗争，他本人是这次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这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
1942年10月1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指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讨论那些“细小末微”的具体问题转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开始了，当时称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就是检讨陕北苏区肃反问题和西北党的历史问题。
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指责父亲为“主持与策动肃反”，“想用肃反的形式来达到夺取党及军队领导权的目的”，“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在陕北特委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把陕北苏区和红军与陕甘边苏区和红军说成是一个苏区，说成是“我们（指高岗等人）这些人创造的”。
西北高干会原定半个月结束，却历时88天，父亲在《郭洪涛回忆录》中描述：“由于高岗蓄意歪曲事实，会议对陕北党的历史和我个人的问题作了上述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从而引起了对这几个历史问题的长期争论。”这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给予父亲“撤销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严重警告”，“三年以内不能担任重要的党的工作”的严厉处分，同时决定“如果发现他们对党继续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
父亲在当时承受的巨大压力远非如此。
父亲在会议上表态：“我现在反正是犯了错误，我情愿甘受处罚，无论是打骂或者是罚苦工都可以，大家可以在我的工作中看一看我是反革命，还是革命的。”
事隔60多年后的今天，看到父亲当年无奈的反省和表白，让人心痛落泪。
不仅仅为父亲遭受党内同志的怀疑和批判，也不仅仅为他的情怀和品格被践踏，我更多的是为父亲的表白而感动，是的，在他此后几十年的生命中，他正是在用自己的分分秒秒，终生实践着他可以为革命做“苦工”的诺言。
但父亲是实事求是和坚强的。
他在接到《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文件的第二天，即向中央党校他所在支部的书记张启龙谈了他对陕北历史问题和对他个人结论的保留意见，后又向时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反映。彭真听了反映后，即与任弼时同志约好时间谈话（任弼时当时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领导西北局工作）。父亲在《郭洪涛回忆录》中写道：“我向任弼时同志提出了四条保留意见：第一，高岗说陕北特委和我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党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第二，高岗说陕北和陕甘边苏区是一个苏区，并说成是他们（指高岗等人）创造的，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苏区是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的。第三，高岗说我主持肃反，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不是肃反主持人，我是反对逮捕刘、高、张等红26军领导干部的。第四，高岗说朱理治同志和我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是不符合事实的；……对这些与事实不符的重大问题，我一直保留意见。”
1944年11月，父亲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时，他所在第三党支部审查了他的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的责任问题。《陈奇涵传》有如下描述：“陈奇涵任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阎红彦，生活委员邵式平。‘三支’成员有邓颖超、罗瑞卿、陈赓、王树声、陈锡联、杨勇、王平、宋时轮、孔原、谭友林、朱理治、郭洪涛、曾传六等。”
“陈奇涵在整风中对人的历史问题和处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例如，对于郭洪涛同志，高岗给他定了拥护王明路线，想做土皇帝，反对中央红军到陕北，大搞肃反运动，阴谋杀害刘志丹等十条罪状，欲把郭洪涛同志一棍子打死。郭洪涛不服，提出申诉。……陈奇涵了解到这些情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地为郭洪涛做了审查结论，并将郭洪涛的申诉意见及查实的有关证据一起附在后面，向中央作了反映……”
1956年9月父亲向党中央提出了书面申诉，1960年4月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否定了高岗强加在父亲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使父亲背了17年的莫须有罪名终于获得否定而为正确的结论纠正了。
父亲在《郭洪涛回忆录》中说：“经过西北高干会后，我受到了一次党内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情绪交集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父亲虽然不是陕北肃反的主持人，而实际上，父亲在西北高干会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在不断的检讨他25岁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当时的严厉处分也影响了他此后的革命生涯。
从外行到“中国铁路的专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向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提出了工作请求，得到批准后，即同史秀芸妈妈和我两个年幼的哥哥一道，随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奔赴解放东北的最前线。到东北后，组织上分配他担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从此，他竟然与运输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千就是半个世纪。
父亲说，那时他对铁路运输工作是一窍不通的，从伪满手中接收的东北铁路是个破烂摊子，运输已经瘫痪。线路约有6000多公里被摧毁破坏，1000多个涵洞被毁坏，通信设施、车站、机车等都严重损坏，恢复运输的难度很大。而当时既要支援前线战斗，运送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又要把日本军火库、军械仓库的武器弹药往后方紧急输运。铁路运输是复杂的整体，需要有科学的管理，严密的规章制度，又要有自己的骨干技术队伍，可想而知，要边干边学习。当时东北战场形势严峻，事态千变万化，铁路局在长春时，国民党正调集精锐部队强攻四平，夺取长春。在撤离长春时，铁路局接到通知已经很晚了，父亲说，当时他在火车站现场指挥，整整一个晚上，发出了18趟列车，直到国民党部队已经逼近长春，他才登上装甲车离开。
辽宁省党校赵晓光教授发表过《开往新中国的列车从这里启程》的文章，描述了解放战争时期，战火中的东北铁路总局的情况。当时由于东北各个铁路管理局相对独立，衔接复杂，很难集中调度和管理，不能及时正点完成军运任务，更无法顾及铁路的恢复和建设。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由陈云同志兼任局长，李富春、陈正人兼任政委，吕正操同志兼任副局长，郭洪涛、马钧同志为专任副局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成立之后，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稳定秩序，恢复运输，“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铺平了道路。仅在辽沈战役期间，共开行军列631列、使用车辆19561辆、运送弹药58.7吨，把近10万大军安全、迅速、及时地送上了前线，胜利完成了我军大兵团调动的运输任务。在大决战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又从东北开出军列27辆，使用车辆9600辆，把数十万大军及装备、物资运抵关内，投入了平津战役。从此以后，胜利的火车就一直开向了全中国。
1949年2月，父亲奉调到新成立的平津铁路管理局（后改称天津铁路管理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那时正值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接管平津地区铁路之后，为了尽快恢复运输，铁路局组织维修车站、抢修线路，建立和施行各种负责制、经济核算制，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工资福利的改革。
父亲曾经说过，他从事铁路运输工作后，深知这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当时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坚持两小时的业务学习，有时是请专家讲课，有时是自学。在他主持天津铁路管理局的工作时，他主编并出版了《人民铁路的经济核算制》。
这样，父亲由铁路运输的门外汉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父亲后来在国务院六办和国家经委工作时，经常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就曾经风趣地称他是“中国铁路的专家”。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改革开放后，父亲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充分发挥了他的“业务专长”。听业内人士说，几十年来，他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规划和建议，早在1958年父亲就提出了“全国要以发展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网”的意见，我国综合运输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与父亲的战略思维和眼光是分不开的。在管理体制上，父亲曾提出改革部门分管体制，设立交通委员会或运输部的建议，这些建议都逐步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全社会的认同。父亲还尤其重视交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注重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莫伸在《天下第一路》中对父亲有如下的描述：“但之所以我对他产生由衷的敬意，还在于在当时那样僵化和守旧的年月中，他的视野便早已穿越了重重迷障，为未来的中国铁路勾勒出一幅气魄非凡的蓝图。”早在1977年，父亲已经提出在铁路上运用电子计算机建立行车调度自动控制系统和编组站调度作业、运营管理自动化的大胆设想；1978年，向铁道部提出了加快铁路六大干线电气化改造的书面建议；1980年去美国考察后，又组织拟写了铁路采用重载列车的书面报告；1993年提出了在我国建设高速铁路的主张，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展我国高速铁路势在必行》的文章。
父亲曾经对孙辈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做什么工作或者学习，都要肯于钻研，尽力做好，一丝不苟。‘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让我劳动改造，打扫厕所，我负责的厕所清扫的最干净。我是把手伸到马桶里擦洗，不能怕脏，直到擦洗的干干净净，比清洁工做得还要好。”
父亲经历坎坷，甚至多年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但是，父亲以他宽广的胸襟，坚定的党性，对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奉献精神，全心地投入工作之中。他淡定地面对了一切不公平，而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他在少年时代定格的理想和事业。“生也有涯，学无止境”，父亲老年的时候，还坚持孜孜不倦的学习新知识，经常看到他在埋头读书，书柜里的大部分书籍他都阅读过，并在重要的地方做了批注。孙儿们有时很惊讶，在他们和爷爷的谈话中，发现老人家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对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甚至比他们还要清楚。父亲在90岁高龄时，依然保持着对事物敏锐的判断能力，和清晰的分析能力，这常常让我们晚辈自愧不如。
也许，父亲是在超凡的理想境界中，他的胸怀和气度也超越了凡人。
我家小院的苦乐年华20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后，我家就搬进崇文门内镇江胡同的一个小院。我和哥哥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都在这座小院里长大成人。
小院已经老旧，院落很大，房子是欧式的灰色建筑。我家搬进来的时候，院里只有几棵老槐树，几年后，在父亲精心的布局和料理下，小院长满了果树和花木，郁郁葱葱的。院子的围墙边有枣树、杏树、核桃树，走道上是高大的绿色葡萄架，院子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的鱼池，夏天开满荷花，鱼池的周围是花坛。春天，花开了，牡丹、芍药、丁香……小院像是一座花园；秋天，苹果、葡萄、大枣挂满枝头，果实累累。父亲最热衷的业余爱好就是料理果树和花木，工作之余，或在院中散步，或在院中劳作，夏季，他还常常顶着烈日除草、剪枝，繁忙却也乐趣无穷。
我14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小院的大门外贴满了打倒父亲的大标语，还记得其中一段插曲，舅舅到北京出差，见此情景后，全然不顾地提着水桶和扫帚，将大门刷洗得一千二净。多年以后，父亲提起这件事时，还说在那株连九族的年代，很多亲友躲之不及，舅舅这样做，确是大义之举。
不久，父亲被机关的群众组织隔离审查，记得那天已经很晚了，父亲仍然没有回家，母亲很担心，那年父亲得了很重的肝炎还未痊愈，母亲收拾出几件衣服和一些吃的，让我送到机关去（当时哥哥们都不在北京），也好打听父亲的情况。记得木樨地街道异常冷清，几乎见不到行人，我急匆匆地赶路，只想能快些见到父亲。但是到机关后，没有让我和父亲见面，我只好把东西留下了。从那天开始，父亲被关在机关，轮番批斗，在批斗中央领导的时候，也被拉去陪斗。后来父亲讲，批斗会上让他“坐飞机”（这是“文革”时特有的残酷方式，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逼他承认是“大叛徒”，当他的身体刚刚又能站直的时候，他坚定地反问：“我怎么会是叛徒？！”
记得有一天，父亲被押送回小院家中，他们进屋将床头柜翻过来，撬开了底层木板，取出了一叠文件，我和父亲没有机会讲话，他很快又被押走了。后来我才得知，那是父亲保留的历史文件，在解放东北的残酷战争中，父亲曾经把这些文件绑在身上，他说如果还活着，就要继续向党中央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6口人，去了6个省份（河南、甘肃、黑龙江、四川、山西、河北），几年没有团聚。我家的小院多年只能在我的梦中出现，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小院——我们的家中。
现在算起，父亲去干校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在那里一边被批斗，一边要劳动改造，住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喂养13匹马，担水、喂草、起圈，劳动强度很大。母亲隔很长时间才能接到父亲简短的来信，那时，来往的信件都要接受检查，父亲后来通过村里理发的老师傅，偷偷将写了实情的信寄出。父亲被扣上“黑帮、叛徒”的帽子，遭到批判、敌视和虐待是可想而知的。和父亲曾经同在干校的一位阿姨谈起当时的情况，说我母亲下放甘肃前去干校看望父亲，一路交通不便，坐火车，倒汽车，还要走很长的路，到干校已经是下午了。在监视之下，母亲和父亲见了一面就被赶走了，她走后，给父亲留下的钱和吃的都被没收了。干校的生活很艰苦，好不容易有一次有肉菜吃了，大家在食堂排队，轮到父亲的时候，却没有父亲的份，那位阿姨正好排在后面，看到这情景心里十分难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达观而又感触万分地说：“我和家人在‘文革’中算是幸运的，一是没被打死，二是没坐监狱。”而让父亲痛心欷欹的是，很多和他一同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父亲对我们只字不提他所受过的摧残，却常常幽默地提起为他秘密送信的老乡，和老乡特意为他腌制的一坛鸡蛋，父亲偶尔去理发的时候，就招待他“管够吃”；父亲还常常念起“文化大革命”中几次给我家送钱的叶林叔叔，在干校帮助过他的朱尔鑫叔叔、曹之亨叔叔，父亲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危难的年代，人的理性、愚昧和善恶都会表现的淋漓尽致，真诚、善良犹显珍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我们重返镇江胡同的小院时，看到的景象让人难以置信，院中的果木大部分没有了，石土瓦砾堆积的像小山，由于挖了防空洞，院子坑坑洼洼，铺地的灰砖荡然无存，当时院里还住着其他人家。父亲说：“没有关系，愚公移山嘛。”那时父亲还没有恢复工作，只见他每天都要端几小箱脏土倒出去，还说不能倒多，清洁工人会提意见的。一年多的时间，父亲真的像老愚公，每天坚持清理小院中的脏土。父亲一生都在思索着，勾画着，奋力着，在他背负着“叛徒”帽子的时候，也许他所能铲除的只能是小院中的龌龊和污垢，他所能构思和营造的也只能是小院的花繁叶茂。
当我的侄儿们和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小院又恢复了花满庭院，绿树成荫的原貌。那时，孩子们给小院带来很多快乐，爷爷见到孩子们总是笑口常开，尽享天伦之乐。老人家关心着孙儿们的成长，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教育的文章，就会像批阅文件一样，画上重点并在上面批注家人的名字：“请××、××传阅。”记得我女儿三岁那年，大家谈起应当送孩子进幼儿园了，经了解北海幼儿园条件比较好，报名那天，父亲自告奋勇并给我们分配了任务：“我起床早，我早些去排队，你们再来替换我。”全家人不明情况，以为只要按秩序排队，就可以进最好的幼儿园，结果自然是失望而归，女儿当年进了一所街道幼儿园，后来这成了全家自嘲的一件乐事，父亲却不以为然。
小院里还有很多难忘的趣事，当父亲得知孩子们在数学竞赛、物理竞赛中获得奖项的时候，老人就会自豪地说：“随我，数学脑瓜。”我女儿考大学那年，录取名单登在《北京晚报》上，那天晚上，父亲拿着放大镜，在灯光下仔细寻找孙儿的名字。孙儿们在爷爷的关爱下渐渐长大，都考上了大学，长大成人了。
父亲已经离去了，我家也早已搬离了小院，但小院里发生的一切仍然记忆犹新，小院里的荏苒光阴让我们难以忘怀。
父亲走了，他走了已经5年了，但他仿佛不曾离开我们。
有人说，父亲是一座大山；
有人说，父亲是智慧、坚定、严厉、宽容的集合；
我们的父亲给予的太多，也给予了我们母亲般的慈爱和呵护。我们儿女感到宽慰的是，
父亲一生两袖清风，他尽心尽力的交通事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虽然“英名不见封侯榜”，而他在有生之年，瞻望到民安盛世，幸运，幸福。
父亲虽然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和曲折，而他的晚年却平实和祥和，在95岁的人瑞之年，含笑离去。
父亲走了，但父亲的博大胸怀，高尚情操，却永远是我们晚辈做人的镜子。
不忍父亲离去，永久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