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的第一本相册，在扉页里是父亲的亲笔题字：“1941年11月13日生于延安中央医院”。
父亲和母亲是在1936年冬天结婚的，当时父亲任陕北省委书记，母亲史秀芸任陕北省委妇女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父亲受命去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母亲一同前往。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当时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激烈残酷，父母转战齐鲁，只能把出生不久的孩子寄养在托儿所。父母不但不可能亲自照料，而且不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因为日寇扫荡，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战争时期，我的哥哥出生几个月就不幸夭折了，这对父母是极大的打击。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新的快乐，我生活在他们身边，在延安的窑洞里直到抗战胜利。在这期间父亲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精心呵护我对父亲和母亲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我出生不久，有一天夜里突然呼吸困难，憋气，都不会哭了，父母半夜抱着我去找延安中央医院院长。院长很有经验，倒提我双脚照屁股打了一巴掌，我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才喘过气，是痰堵住了。父亲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要不是院长那一巴掌，我就没命了。这也是父亲第一次救了我的命。
父母很注意我的营养，在延安当时生活条件很困难，吃的主要是小米和山药蛋。父母的勤务员郭高奎就是我的保姆，为了给我加强营养，父亲特地叫他养了一只奶羊，每天给我喂羊奶。可能羊奶的营养起了作用，使我能熬过以后的重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请求去东北工作，从陕北到东北骑马步行，一路艰辛。我路上经常发烧，只好躺在马车上，到东北又赶上是冬天，我的病也加重了。因为我时常是一躺下就喘不过气来，需要人抱着，母亲身体很不好，我又不让别人抱，我记得经常是父亲坐在床上把我斜抱在怀里，使呼吸通畅一些，有时整夜都无法入睡。起初请了一个苏联大夫，他诊断是得了猩红热，可怎么治也没给治好，差点把我耽误了。父亲着急了，又请了一个日本军医，他很有经验，经过详细的检查，他诊断是得了白喉，而且要赶紧注射白喉血清，晚了就没命了。父亲当时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铁路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是合署办公，父亲心急如火，立刻去找总后勤部的贺诚部长，贺部长叫打开总后勤部的仓库找，还好，翻遍了整个仓库总算找到了两只救命的白喉血清。这药果然是特效，记得好象是注射后的第二天，我就从嗓子里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团白糊糊的东西，马上就觉得不憋气了。日本医生说吐出来就好了，又说吐出的东西传染性极强，要马上挖坑深埋。回想起来，要是没有父亲的悉心照料，亲自为我求医找药，我肯定没命了，这是父亲第二次救了我的命。
父亲在我出生后给我起了个小名叫阿毛，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王若飞伯伯的窑洞离我们家很近，我出生后，父亲就去找他商量起个什么名字好，王伯伯去过苏联，会俄文，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孩子们都会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去，俄文的汽车工厂这个词有“阿毛”的发音，叫起来也上口。父亲同样希望将来革命战争结束后，我长大能学技术搞建设，就欣然同意了。父亲后来多次说起给我起名字的故事，名字虽然简单却寄托着父亲对我的期望。可能是命中注定，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很小就迷上了无线电，后来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的一生也就沿着这条路走了过来。
在许多人的眼里父亲非常严厉，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和蔼可亲的样子，虽然操一口陕北老家的方言，听起来却倍感亲切，就是父亲去世之后，这声音也时常在我耳边响起，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1948年，父亲兼任吉林铁路管理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我们一家也随父亲一起迁到了吉林市。我还朦胧地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一座二层小洋楼里，楼前有一个大院子，父亲和母亲住在楼上，孩子们住在楼下。当时母亲病重，已卧床不起。那时我才6岁多，记得我经常在院子里玩，当听到母亲叫我时，就赶紧跑上楼去，母亲有时和我说几句话，有时叫我拿点东西。有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好多人，还有不少医生和护士，脚步匆匆，他们也不让我们上楼了，我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慢慢睡着了。现在我已记不清父亲是怎么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的，只是清楚的记得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看见父亲独自坐在一个小茶几前，茶几上放着纸和笔，他表情痛苦而且凝重，有好长时间都一直在沉思着写着什么。
60多年过去了，我也再没有去过吉林。最近为了收集父亲在吉林工作时的资料，去了吉林市图书馆、档案馆、走访了一些当年在吉林铁路局工作过的老同志。我终于知道父亲在母亲逝世的第二天在写什么了，那是一篇悼词。吉林铁路局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追悼会是在铁路局俱乐部举行的，会场庄严肃穆，灵前布满了花圈和挽联。到会的有吉林铁路局和吉林省各界代表千余人。据这次我们去访问的一位老同志讲，父亲的悼词很感人。父亲致悼词时很激动，说到动情之处声泪俱下，参加追悼会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父亲在悼词中写到：“你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你的党性是很强的！病中还苛责自己不能为党工作。你的生活作风很朴素，你一生献给党的事业。你对同志的忠诚和蔼，永远刻在同志们的脑子里。你是革命的贤妻，你对我政治上的帮助极大，你开朗了我，指导了我，给我以欣愉与快慰；你对丈夫的体贴无微不至，你病的痛苦了还要避开我，害怕丈夫难过。你是慈祥的革命良母，对儿子们爱护备至。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八时六分，你离开了人世！你和我们永别了，但你的精神永远留在人间，永远留在我的脑子里！我和儿子们将遵循你的遗言奋斗到底！安息吧，秀芸同志！”
记得我上初中时，大概是在1956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打开一个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他和母亲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证和发给代表的小笔记本。他又走到外屋，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是一本看上去很旧的联共党史，打开书的第一页，有母亲的签名，父亲告诉我这是母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用过的书。接着父亲叫我坐在床边，给我讲起了母亲。他说母亲家境贫寒，13岁时就参加了革命，给秘密的党组织作交通，对1934年陕北游击队攻打安定县城的胜利有不小的功劳。后来在陕北省委、陕甘宁边区党委和山东分局作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是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委员。她工作出色，对人和蔼，爱护和关心同志，很受大家爱戴。父亲还提到在他受到不公正批判时，母亲在精神上一直安慰他，支持他，还帮他保管重要的证据材料，相信他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平反。父亲还说到母亲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虽然文化水平低，但学习非常刻苦。又说到母亲后来不幸得了心脏病，当时不懂，治晚了，32岁就去世了，那么年轻，太可惜了。说到最后父亲心情十分沉重，说话也有些哽咽了。说完话，父亲把其中一本七大时发给他们的小笔记本送给了我。我想父亲是想留给我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吧。50多年过去了，父亲也已过世，只有这个小小的笔记本依然静静地留在我身边，令我时常回忆起父亲母亲的往事。
1960年夏，我入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1年冬天，黑龙江省发生了严重的铁路瘫痪、运输堵塞问题，父亲受命到哈尔滨铁路局疏通铁路运输。父亲住在北方大厦，因工作繁忙，春节也没有回家。当时正赶上学校放寒假，我就在他那住了几天。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他到哈尔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太忙了，正好那天有点空，要带我去哈尔滨烈士陵园看看我母亲的墓。进了烈士陵园大门，父亲就领我走向左手边的一片小树林，父亲在周围看了看，然后指着一个地方告诉我说，母亲的灵柩从吉林运到哈尔滨当初就下葬在那，母亲是和朱瑞同一天下葬的，在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接着，父亲缓步走向母亲的陵墓，边走边说，烈士陵园后来重新布局，母亲的墓就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我们走到母亲墓碑的前面默立了一会，然后绕到墓碑后面，这时父亲停下来小声地念起了碑文，还给我解释了几句。父亲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感受到他对母亲深深的怀念和对我殷切的期望。
记得我上高中时，有一天正在摆弄家里的一只老旧的小皮箱，父亲看见了，走到我身边，告诉我这只小皮箱的故事。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要求去东北新解放区工作，在我们的行装中有一个小皮箱，一直由母亲照料跟我们辗转，用父亲的话说，“我们走到哪里，你妈就提到哪里”。到承德后，我们改乘火车又先后去了阜新、梅河口、长春、哈尔滨、牡丹江、吉林。在吉林，因积劳成疾母亲不幸病逝了。以后，这只皮箱又由父亲带到了天津、北京。接着，父亲心情沉重地说，1935年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他实际上不是肃反的主持人，但在1942年的西北高干会上，高岗把父亲说成肃反的主持人，还说他想当陕北的土皇帝，反对迎接中央红军。他当时不同意这个结论，提出了保留意见并提出申诉。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这桩历史陈案。父亲接着又说，从延安出发时，箱子里面装着一些重要的文件，是可以证明他不是肃反主持人的重要证据。父母都坚信冤案总有一天会平反，这些文件就是重要的证明材料，一定要保护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经常来抄家，为了保护好这些文件父亲想了好多办法。由于当时形势严峻，担心被关押或被赶出原来的住处，有一天晚上，父亲亲自把这些文件分装在两个装蛋白粉的铁皮桶里并把口封好，叫我把这些铁桶藏到地下室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把门厅里地板上维修留的封口撬开，打着手电筒，抱着铁桶钻进了地下室。从1952年搬进这所住宅，这是我第一次进地下室，在地下室里直不起腰来，里面布满各种管道，我弯着腰四处照了照，在离维修口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隐蔽的拐角，将铁桶藏到暖气管道后面比较干燥而且从各个角度都看不到的地方。我灰尘仆仆的出来后，把隐藏的地方给父亲说了说，父亲很满意，还说，希望总有一天能把它们完好的取出来。正如父亲预料的那样，不久父亲去了河南的干校，母亲下放甘肃，子女们也各奔东西，造反派们搬进了那所宅院。
1972年父亲从河南回到了北京，1975年开始了新的工作，家也搬回到了原来的老宅。有一次我从东北出差回北京，父亲叫我把这两只铁桶取了出来，令父亲十分欣慰的是，因为密封得好，放置的地点也好，这些文件一点都没有受损。
父亲后来告诉我，这些文件在1956年他向党中央提出书面申诉，要求重新审查这段历史问题时，成为重要的附件。而且在有些老同志当时对有些事情回忆不清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9年中央监委作出了对这段历史的审查意见，并在196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为父亲平了反。父亲还对我说过，这些文件是历史的见证，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以后也要保存好。
很久以后我才看到了这些我知道很重要但从来没有看过的文件。父亲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5年多了，每当回忆起我的父亲，我都禁不住感慨万分！为他坎坷的人生，为他博大的胸怀，为他忍辱负重的伟大精神，为他对党对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父亲积极乐观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他对自己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的贡献感到自豪，对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很满足，对子女们事业有成、孙儿们健康成长很满意。他的晚年生活很充实、很快乐、很安详，平静地走完了95年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