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靳怀刚生于1918年2月,出身于大军阀、大资本家、大地主三位一体的家庭。大爷爷曾就任北洋政府三届总理,爷爷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副帅,山东老家,我的一位姑奶奶经营了横跨5个县近3万亩土地的庄园。
1931年“9.18”事变时,父亲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经常从报纸看到东北战况,对日军侵略非常不满。不久日军又发动了天津事变,天津的局面大乱,搅得学校无法上课。这时他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中国需要一场革命的想法逐日萌发。
1934年父亲初中毕业,迁居北京读高中。1935年我爷爷在京病逝不久,家迁居济南,父亲仍留在北京读书。这年6月,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1月间,日寇在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并在冀东成立了殷汝耕汉奸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抵抗,居然迎合日军,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终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广大爱国学生奋勇上街游行示威,我父亲就读的学校(燕京中学?)的学生也都参加了。由于我们家的背景,我父亲虽是班长,班里的进步学生没有事先通知,只是到了大街上才给我父亲字条让他领呼口号。当时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冀东自治政府是卖国政府!”、“打倒卖国贼殷汝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军警用马队、摩托车、枪刀棍棒、水龙等驱赶赤手空拳的游行学生,当场被打伤、被捕的学生很多,我父亲和许多同学也被捕了。当时北平市警察局长袁良曾是我大爷爷靳云鹏的老部下,家里让袁良放人,他就派人到监狱来要放我父亲。而我父亲立即提出条件:除非把所有被捕学生都释放,不然他绝不出去!后来当我父亲知道学生都放了(其中有何过程没有听父亲祥说,毕竟据说属实),才走出监狱。而我父亲不久就彻底离开家奔赴了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