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父亲
父亲这一生最大的困惑或者说是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想不通,自己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兢兢业业,而且,自参加革命起,父亲一直是常常受上级表扬,深受群众拥护的,怎么一夜之间却成了"敌人"和"罪人"了呢?在那个阶段,父亲拼命地在寻找答案、在寻问答案,然而,……
其实,1966年轰轰烈烈的那场运动开始前,父亲已准备调离鹤壁正在家等候省委通知。然而,就在父亲准备去省委报到的时候,全国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父亲又被迫地留了下来,而且被当作鹤壁市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了出来并进行大批大斗。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对这一切猝不及防的父亲一开始对来势汹汹的运动并不十分理解,但做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和老共产党员,父亲还是抱着“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自我要求自己“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认真态度,来对待自己、对待运动、对待群众的。而且,那时的父亲一直坚信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就是 “为了在党内防止修正主义,防止江山变色,红旗落地”。在运动中对干部的批判、批斗,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干部、拯救我们的干部,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更好地为党工作”。所以,在那个时期,尽管父亲白天不停地被带到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去挨批、挨斗,但晚上回到家里,父亲一定是坐着小板凳、戴着老花镜,在那里一遍一遍地写检查、改检查。
轰轰烈烈的运动一开始,我们便从原来的家中被"扫地出门"。一家八口人搬到了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里。因为原来家中的大部分东西都被抄走,那时候我们所谓的“家”,真正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令人唏嘘的是,以前因为工作繁忙很少能够回家的父亲,此时却终于是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回到了家中。
应该说,那时的父亲尽管天天受冲击、挨批斗,但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始终认为,自己历史清白、革命有功、工作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对党的事业和毛主席无限忠诚。所以,他当时也是认认真真地在对自己几十年的工作进行回顾、进行反思、进行检讨,父亲说,自己现在的确需要“认真洗澡、认真搓泥,以使自己在今后可以更干净、更专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在运动刚开始时,父亲被批判揪斗的主要罪状是,一、发表大毒草文章“抗日老人范筑先”、“黄花傲霜”,歌颂国民党、淡化共产党的领导。二、在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甚至在建国十年大庆期间,让鹤壁市豫剧团在北京的怀仁堂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上演“反五关”,影射和攻击毛主席、党中央。三、城市建设贪大求洋,好大喜空。保护文物、保护遗址,大搞城市绿化、美化是 “封、资、修”。四、革命意志衰退,养尊处优,小病大养(父亲1961年身患严重高血压与糖尿病,从北京住院回来,遵医嘱每天少吃多餐、吃淡不吃甜,每天早晨开始锻炼身体,或练剑或打太极拳)
尽管父亲明知这些所谓的“罪状”,都是事出有因。但一贯认真、执着且严以律己的父亲,还是认真地反思、检讨着自己工作的不足、认识的不够。那个时期,除挨批挨斗外,写检查、改检查成了父亲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内容。甚至父亲惟恐自己在检查中认识不高、认识不够、认识不深刻,还将自己写好的检查寄给北京及全国各地的老领导、老战友,让他们帮助把把关、提提意见。然而,在那个以“搞乱是方向、打倒为目”的疯狂年代,是根本没有人去让你做检查、听你做检查的。当父亲写的检查、改的检查装满了整整一大箱子时,父亲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次可以做检查的机会。
记得当时母亲曾劝告父亲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你,是根本就不可能让你做检查的。再说你检查再深刻,也就那点儿事,那点儿事是根本没可能成为打倒你的理由的。其实,父亲心里也隐约地有所感觉,但他却无论如何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那段时间,父亲在家里经常是一边修改检查、一边不停地说: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怎么会就这样把自己的干部一棍子打死呢?看着一辈子认真、耿直而又有些执拗的父亲,母亲也是无言以对。
随着运动的发展,对父亲的批斗不仅是愈来愈升级、愈来愈疯狂。而且,对父亲的批斗更已经不顾事实,歪曲历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在全市对父亲的万人批斗会上,他们称,父亲“出身地主阶级,毕业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上校团长”,混入革命队伍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尽管当时父亲正在主席台弯腰挨斗,但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父亲是绝不会允许这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污蔑,他随即义正辞严地反驳道,我出身贫下中农,也当过团长,但是,我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团长!然而,父亲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了疯狂的喧嚣之中。
那个时期,对于父亲的批斗不仅是无休无止的,更是变本加厉的。而且,场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喷气式”越来越低(弯腰认罪)、黑牌子越挂越大。当年每次在揪斗父亲时,还都特意用两米长、一米宽、三厘米厚的一个床板做成黑牌子,倒写上的父亲名字并打上红叉后,再用一根铁丝挂在父亲的脖子上。一天批斗会下来,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父亲不仅是头晕目眩、不能站立,而且脖上也早已经勒出了深深的血痕。
父亲在他留下的文字里曾有这样的记述:“……他们叫我们这些‘走资派’面对面站成两排,互相打对方的耳光,如果不动手,就是没有与走资派划清界线,名曰‘以毒攻毒’。有的人动手了,但是我没动。有时,他们还在板凳上再摞上板凳,让我爬上去仰望着日光灯一动不动,名曰‘向红太阳请罪’……。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能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呢”?
其实,父亲在那个时期,内心里充满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还不仅是因为他个人受到的冲击和折磨。当父亲得知他在北京的老上级段君毅、张霖之以及许多老战友都残遭迫害,尤其是父亲得知他在聊城干校的老领导、时任煤炭部部长的张霖之被折磨致死后,更使父亲痛苦万分并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迷茫和绝望。
▲上图,当年父亲他们"一小撮人"的漫画
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鹤壁市五七干校成立。父亲、段松会叔叔、李卓识叔叔等市里的一批“走资派”也被集中到了五七干校。然而,与光荣的五七干校学员的性质完全不同,学员他们是在那里劳动锻炼的,而父亲他们却是去那里“劳动改造”的。在干校,父亲他们属于被严管对象,一切集体行动,没有节假日,不能接近群众,凡事请示汇报。那时,父亲已是50多岁的人了,并且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但是,每天照样不得不在基建工地上,被人监管着去干挑水挖土搬石头的重体力活。一次在工地灌浆时,他们叫父亲用两只桶挑着水泥上约二丈高的脚手架,当时头晕目眩的父亲一失足从高处摔倒了地下,幸有工人及时拉住才躲过一劫。
1969年7月,父亲病倒了,尿糖高达四个加号。医院慎重地开了证明给五七干校,嘱父亲不易做重体力劳动立即病息。然而,当时的干校一些人,不仅没让父亲休息,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污辱、折磨父亲。如,劳动休息时大家吃西瓜,有人也招呼口干舌燥的父亲去吃,但父亲刚刚走到后,有头头立即喝斥,说父亲这样的走资派不配吃西瓜;再有,大家发手套,父亲去领时不但不给,反而批判父亲,说他是摸领导的底、探上级的风,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更有甚者,每天劳动,他们故意把父亲派往几公里外的地方,而且还故意不告诉具体地点。经常是父亲到了东边,他们却去了西边。回过来又是一通批判说父亲的“劳动态度不端正、不老实”。
1971年3月的一天,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和一直无药可吃的父亲在劳动中突然中风摔倒,被人用架子车拉进了医院。虽经抢救父亲苏醒了过来,但身体却出现了偏瘫。
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在这之后,中国社会也开始从疯狂趋于理性,人们也开始了思考和反思。
1972年6月,父亲第二次发病住进了鹤壁市人民医院,而医院当时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在父亲昏迷期间,医生们排除干扰,以对父亲精心细致的治疗态度表达着对父亲遭遇的同情和支持。市里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群众也纷纷自发地来到病房看望父亲,虽然当时父亲还不能说话,但来看望父亲的群众仍是络绎不绝。再后来,矿上的、农村的老工人、农民来了、机关的干部来了,就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段松会叔叔、李卓识叔叔和路光来叔叔以及市里的一大批大小“走资派”们,也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来到了医院看望父亲。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这一切都给了病中的父亲和我们的家人极大温暖和感动。
1973年的春节期间,鹤壁市人民医院的父亲病房里,天天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因为人们都听说,省里已批准老书记在春节后举家前往父亲的“根据地”焦作市休养的消息,纷纷都怀着惜别之情前来看望老书记。许多早已调离鹤壁的干部,也在春节期间赶回了鹤壁来到病房探望父亲。在那段时间,鹤壁市人民医院成为了鹤壁市的另一个中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在父亲的病房里话当年、说如今、看未来,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泪流满面。那情那景令每一个人都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尽管当时父亲还是身体偏瘫、言语含糊,让人处于康复的阶段。但是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父亲最最开心和温暖的日子。
含冤去世
1973年3月,我们全家搬往焦作后,身体尚未恢复的父亲便直接住进了焦作市人民医院继续康复治疗。
1973年7月,中央召集河南煤炭系统赴京汇报会议,父亲所谓的“破坏生产、右倾翻案”的罪行材料被报到了中央,成了煤炭会议的典型。
8月7日,河南省委下达108号文件,对正在焦作市住院的父亲隔离审查、交由公安机关监管。
1973年12月10日7时,原本就身患重病的父亲,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下在隔离审查中含冤去世。就这样,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二十多岁当县长、三十九岁当市委书记的老共产党人,在他55岁的时候,竟是以这样一种状态离开了他深爱的事业和深爱的亲人……
许多年后,据看管过父亲的人员讲,当年父亲被隔离审查后,已经从思想上做好了各种准备。他自始至终从未承认捏造给自己的所谓“罪行”,在审讯过程中,凡不符合事实指控,父亲不是据理力争,就是不予理睬。由于病情反复,父亲经常有昏迷现象。看管人员在父亲“动态情况纪录”中写道,父亲昏迷中还断断续续说:“压不服就抓……我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在隔离审查期间,父亲还悲愤地写下了两句没能写完的诗“枪林弹雨前半生,功过是非谁与评?……”。
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是偷偷写在一个小药袋上的四句话“一、把我的党费交上。二、教育孩子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迎接更大的困难。三、把我的笔记本保存好,备组织查看。四、元旦给老家一些钱”。
▲父亲去世前写在一个纸药袋上的遗言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母亲带着亚山、铁山及倩山被迫举家返回了当年冀鲁豫行署的所在地--山东菏泽。这也是在母亲离开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家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和状态,回到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
……
1978年12月8日,中共河南省委颁发[1978]147号文件,文件中撤销豫发[1974]24号文件,为郝明甫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郝明甫同志的党籍,推倒强加给郝明甫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对因郝明甫冤案受到牵连的家属、子女以及所有人,也一律平反、落实政策。
1979年1月21日,鹤壁市在市文化宫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河南省委、省革委、各地、市委以及山东家乡聊城、菏泽等地,还有父亲生前在全国各地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都送来了花圈、唁电或参加了追悼会。河南日报也在显著的位置,专题报道了为父亲平反昭雪举行追悼大会的消息。按照河南省委安排,追悼大会后,父亲的骨灰由河南省委组织部领导、鹤壁市委代表和我们子女亲属护送,安放在河南省郑州烈士陵园。
“枪林弹雨前半生,功过是非终有评”。在父亲含冤去世五年之后,历史终于还给父亲了一个迟到的公正和清白。
▲关于父亲追悼会的报道
▲我们一家三口在父母亲的墓碑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