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鲁西北
就在父亲他们合计着去延安的时候,有消息传来,附近的牛庙村来了一位八路军的领导,听说了父亲他们的情况想见见他们。父亲和谢春风、王史可(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他们闻讯,兴奋地一刻未停便赶到了牛庙。在牛庙村,父亲他们终于见到那位八路军的领导---孙超。
孙超(又名孙大坤,曾任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老红军干部,八路军冀鲁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因在一次战斗中员负伤,经上级批准让他在此休养并领导开辟朝南地方工作,组织关系隶属于八路军一二九师。
这一次与孙超的见面,对父亲他们来说,犹如找到了家一样的温暖。在听取了父亲他们的基本情况,并得知父亲在聊城政干校时已被张郁光校长准备发展入党,只因情况突变未履行手续后。孙超代表组织批准父亲及谢春风、王史可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并成立了朝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孙超总负责,父亲负责宣传工作,王史可负责组织工作,谢春风负责协助孙超。他们的主要任务,一、宣传抗日;二、发展党员,三、隐蔽自已,四、了解敌情。自此,父亲他们又怀着高涨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孙超的领导下,父亲他们在朝南地区各乡村已经发展了一大批党员骨干,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他们扎根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使朝南地区的抗日形势一片大好。
1939年的四月,由徐向前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来到范朝一带作战,孙超决定带领父亲和谢春风去向老首长汇报工作,并希望得到下一步的指示。徐向前在紧张的战斗之余,接见了孙超和父亲他们三人。听罢汇报后,徐向前对前一段工作成绩给予充肯定,并进一步要求他们,尽快建立朝城县委,以后还要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徐向前还指示孙超,为朝南形势发展需要,立即将父亲、谢春风、王史可三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临别时,徐向前还亲笔为他们写了介绍信,让他们尽快与鲁西区党委接上关系。
同年六月,中共鲁西区委负责人刘宴春(曾任平原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员、河南省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及地委陈东升来到朝南,经会议研究决定宣布成立中共朝城县工作委员会,即朝南工委。孙超为书记,谢春风为副书记,王史可为组织部长,父亲为宣传部长,朝南工委隶属地委领导。从此,在朝南地区,发展党员和宣传组织抗日的中心工作任务,迅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1年1月15日,日寇对鲁西北空前的大扫荡开始。日军从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调集了三十二师团、二十一师、第一独立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及伪军一部约两万余人,配备千余辆汽车,二十多辆坦克,十多架飞机,气势汹汹地向整个鲁西北、冀鲁豫边区压来。
1月18日,父亲接到县委命令,为掩护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医院、工厂安全转移,上级决定在朝城、苏村一带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县委要求父亲速带领民兵队伍前往苏村配合野战部队作战。
先于野战部队到达苏村的父亲,立即开始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积极支前。参加这次阻击战的是野战部队的主力七团和军区特务,主力七团负责在朝城一带阻击日军,特务营留在苏村阻击。父亲代表地方政府在苏村协助作战。
战斗在第二天早晨打响。部队刚刚进入阵地,就见六辆装满鬼子的汽车已朝苏村驰来。三百米、二百米,当敌人进入了我们的火力圈的时候,指挥员一声令下,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汽车浓烟四起。接着,双方开始激烈交火。此时,鬼子后援又赶来十几辆汽车的援军,在几十挺机枪和几十门小钢炮的掩护下,敌人疯狂反攻。上午10时,敌人在我军密集的火力和坚固的工事面前,又一次在遭受重大伤亡后不得不撤退。
苏村阻击战从清晨打到黄昏,歼灭日军400余人,八路军特务营123名官兵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已血肉筑起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写下了抗日战史上光辉一页。
二十多年后,做为苏村阻击战亲历者的父亲,曾在报纸上撰写的《保卫冀鲁豫机关》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场惨烈的战斗。1981年,河南省出版的《燎原》革命传统教育丛书又重新收录。
▲苏村阻击战纪念碑
在郓钜县当县长
日本刚刚投降,父亲被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专署任命为郓钜县民主政府县长。当时,抗战虽然结束,但硝烟并未散去,郓钜县的不少地方依然被敌人所盘踞着。不仅老百姓依然生活在动荡、不安和贫困之中,而且既便县区政府和干部,也时常遭到敌人的偷袭和暗杀。
父亲到任后,便和时任县委书记的彭挺(又名李云川,解放后曾任驻朝鲜大使、人事部副部长)及后任的书记张赤侠(解放后曾任中组部办公室副主任、后任河南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顾委副主任)一起,先后下到了最危险、最困难的敌我交错的边缘地区去开辟工作。在一周时间里,父亲带着通信员走家串户,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最终建立了区领导班子,成立了骨干民兵队。不仅如此,父亲还亲领骨干民兵队与敌人的残余武装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父亲以点带面地在全县组织开展了主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行动,有力、有效地稳定了社会局面。1946年1月,父亲他们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解放了郓城县和钜野县县城。
形势基本稳定后,民主政府迅速在全县掀起了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的群众运动。首先进行的反奸反霸的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鱼肉百姓的日伪汉奸、恶霸地主,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紧接着,父亲他们又因势利导在全县热火朝天地开展了清算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不过,父亲在下面检查工作时,发现有些地方违犯政策,有极左过火的斗争行为。譬如,让地主甚至家属戴高帽游街,敲锣鼓认罪;让敌伪家属陪斗、陪刑等。父亲看到这些情况后,从党的原则和政策出发,坚决制止了这些行为。有些干部想不通,认为这样做打击了贫雇农的积极性。父亲耐心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讲党的政策、讲统一战线、讲斗争策略。使大家终于统一思想和认识。
后来,时任地委书记的万里对父亲说:“郓巨县的干部很有领导水平吗!作为一方的领导者,就应该具有这种高瞻远瞩的水平和素质”。
这一年,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军队30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奋起反击,鲁西南成了双方交战的主战场。
正在带领全县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的民主县政府,又接受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计划,保障部队物质供给。那个时期,部队调动频繁,作战计划常变。所以,父亲他们的工作也必须是以变应变、随机而变的。1947年,刘邓大军开始运用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撤退的运动战,郓巨地区成为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父亲他们县政府已经没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经常都要在运动中作战,在运动中办公。复杂的形势,使农村阶级斗争更加的复杂和残酷。而父亲他们却提出了“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他们一方面与还乡团展开殊死斗争,一方面为主力部队筹措战勤物质。
这是父亲1947年1月13日的工作笔记中所记录的一组数字:
担架:第一次200副,第二次150副,第三次500副,第四次400副。
民兵:第一次一连80人,第二次二连98人,已出发。另第一次担架民兵60人,第二次担架民兵20人。
大车:第一次拉粮50辆,第二次拉粮50辆,拉棺木30辆,第三次去前指50辆,冀豫东10辆,东北15辆。
小米:第一次布置25万斤,第二次布置21万斤,第三次布置30万斤。另,征集木炭4000斤,鸡、肉、菜等等。
在当年艰苦的拉锯战中,我们不少共产党的干部、甚至是家属,都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残忍杀害了。这其就包括著名的抗日英烈冯昌武。
据史料记载,"冯昌武 (1902—1947) 原名思彩。郓城县冯屯村人。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郓南县一区调三区任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6年任中共郓巨县二区区委书记。1947年3月3日,隐蔽于鄄城县刘楼的冯昌武被捕。......。冯昌武不畏威逼利诱,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3月8日,敌人在黄安村北最后一次审讯冯昌武,冯昌武被乱枪扎的遍身血洞,用微弱的气息历数国民党的罪恶。敌人割下他的舌头,冯昌武把满口鲜血喷向敌人,最后残遭杀害。后来,郓巨县县长郝明甫亲自给《冀鲁豫日报》撰文,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冯昌武烈士学习。冯昌武烈士就义后不久,刘邓大军就以摧顶枯拉朽之势解放了鲁西南大地。为了纪念冯昌武烈士,中共党组织曾将皇姑庵改为昌武镇,现黄安镇仍有一条昌武大街。"
尽管当年的形势艰险,但是,父亲他们却从未动摇“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坚定信念。194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还刊登“郓巨县郝县长深入边沿村,距敌五里领导分田”的通讯,报道的就是父亲他们当年“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事迹。
1947年夏,为配合刘邓大军战略大转移,父亲还亲自带领郓巨支队受尽千辛万苦,历时半个多月,辗转鲁豫皖三省十五县,把国民党新五军主力紧紧地吸引在了身后,待敌人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刘邓大军已完成部署,挺进大别山。
▲父亲从郓钜县调动时的"离任审计"
▲解放战争时期的父亲和母亲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