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的12月10日是父亲逝世四十四周年的日子。1973年的12月10日,父亲在一个非常的时期、非常的地点和非常的状态下含冤去世。那一年,父亲55岁。
这么些年来,尤其是当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之后,我们兄弟姐妹对父母的思念非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是更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地强烈了起来。也正是由于此,在父亲四十四年的忌日里,自己从今天起发表这篇几乎涵盖了父亲一生的长篇文章以示缅怀。
虽然,因为当年我的年龄尚小、后来又到新疆当了兵等原因,自己对父亲的许多历史和经历也并不是完全的详知和了解的。但是,我所记载的这些文字,亦可以说是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他老人家的一片思念之情。而且,它既是表达着我们对父亲永远的缅怀,亦是我们为了自己在今后忘却的纪念。
(一) 老家孙庄
孙庄,一个地处冀鲁豫三省交接的小村庄。现隶属于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辖属多变,所以,孙庄这个小村庄,一直以来都是处在一种名有属地、却少有人管的状态中。然而,尽管这里的老百姓几乎世世代代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种生活,也尽管这里的一切,与其它的村庄相比,都显得要更封闭、更贫穷一些,但这里的百姓忠厚善良、民风淳朴。
1918年农历4月4日,我们的父亲郝明甫就出生在这里。
我们郝家在孙庄祖祖辈辈大都是以种田为生。据说,在父亲之前,郝家从来没有一个上学识字之人。而且,作为郝家长孙的父亲最终能够上学,也是颇有些故事的。据说,父亲自小就表现出对一切事物的强烈求知欲,好学爱问,凡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街坊邻居们都说,如果有机会,郝家的这个大孙子一定是一块上学的好料子。不过,如果不是郝家后来发生的一件意外变故,我们这个贫寒的家庭也许是不可能使父亲圆了自己的上学梦想的。
早些年前,为了给一家老小养家糊口,作为郝家当家人的郝老大(父亲的伯父)倾家中所有,从一个富户人家的手里,以白干三年农活和三十块大洋的条件,买下了一个将要荒废破败的小梨树园。从此,这个梨园子也就成了郝家十来口子人的生活来源和命根子。年复一年,春夏秋冬。郝老大带领一大家人起早贪黑、精种细作,为这个梨园倾注了他们所有的心血。然而,就在这个梨园终于起死回生、果满枝头的时候,那个富户人家拿着一纸契约找上门来。他声称,当年签约,五年为限。现五年时限已到,他要收回梨园。郝老大听后如五雷轰顶,拼命地极力争辩。但是,虽然明知是这个富户人家,欺我们郝家无人识字而弄虚作假,却最终仍没有留住这个被我们郝家人视为命根子的梨园。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全家在痛定思痛后决定,为郝家人今后不再受人欺负,全家人节衣缩食,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供父亲上学读书。
实事求是地讲,父亲在私塾里学习的日子并不快乐。因为,之乎者也、长袍马褂的氛围,让父亲感到了压抑、甚至是有些窒息。更重要的是,父亲觉得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既解释不了眼前,更看不到未来。所以,父亲最终决定到离这里不远的郑庄小学去念书。
郑庄小学,这是一个以新文化思想办学的学校,这里的老师有不少都是从师范或县城中学来的。所以,父亲在这里看见的,完全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崭新世界,这也让他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欣喜和愉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在这里学习期间,遇见了他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人—--陈纪民先生。
陈纪民先生出身贫寒却饱读经史,二十岁前曾考取满清秀才。但他并不迂腐,崇尚革新,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在他任朝城学监时期,志在唤醒民众,教育青年爱国。陈先生爱国爱民,不畏权贵,经常公开针砭时弊、痛斥腐败。尽管他由于得罪权势,被革职下放。但他依然是不改初衷,为国呐喊,为民疾呼。所以,作为陈先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的父亲,深受到老师的感染和影响,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父亲就立下了要一辈子报效祖国,报效民族的远大志向。(解放以后,父亲为纪念陈纪民老先生对他教育和影响,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黄花傲霜》以纪念他的这位老师。在文革期间,这篇文章也被当作歌颂满清秀才的“大毒草”进行了批判)。
1935年,父亲在郑庄学校毕业。根据老师陈纪民的建议和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父亲选择了到县城的师范专科深造。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父亲和一些要求进步的教师和同学深受鼓舞,也想在朝城的县乡把群众发动起来。然而,当时的鲁西北封闭的犹如一潭死水,最终父亲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
事后,倍感受挫的父亲等人,又到乡下找到了陈纪民老师一抒心愁。陈老师鼓励他们说,有报国之志,必有报国之时。日本鬼子侵华,中日必有一战。不管政府态度如何,民众必定群起而抗之。你们这些进步青年,今后定是民族抗日之中坚。经陈老师一番鼓励点拨后,父亲和同学们一个个是磨拳擦掌热血沸腾。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年春天,爱国将领、聊城专员范筑先将军通电全国,“守土抗战,决不南撤”,在鲁西北树起了一面抗日的旗帜。当时,聊城刚刚创办了《抗战日报》(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机关报),已经师范毕业并在偏僻乡下教书的父亲,立即费尽周折地订了一份,而且,每天父亲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抗战日报》的到来。实事求是地讲,《抗战日报》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黑暗中的一盏灯让在痛苦思索中的看到了光明与未来。其实,当时国难当头,父亲早已没有心思教书了。父亲在等待着、在寻找着如何能够报效国家与民族的机会。
终于,父亲在《抗战日报》上看到一则范筑先将军领导的聊城第六公署成立政治干部学校并且招收第一批学员的消息。欣喜若狂的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乡下的学堂,放弃了在当地令人羡慕的教书先生工作,义无反顾地报考了被誉为"小抗大"的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从此,父亲也就从那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抗日老人范筑先聊城政治干部学校
聊城政治干部学校是中共鲁西北特委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为榜样和模式创建的。原想命名为鲁西北公学,但为适应统一战线的抗战环境,故定名为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由司令范筑先将军兼任,共产党员张郁光为副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校长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处。鲁西北特委书记教务长齐燕铭(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训育长周子明全是共产党员。当时张霖之(解放后曾任煤炭部部长)任鲁西北特委书记。那个时候中共党组织也在学校里成立了不公开的党支部,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精神为政干校的校训。
当年在鲁西北,聊城被人们称为“小延安”,而政干校则被称为“小抗大”。而且,当时政干校第一期就招收了有来自东北、北平、天津、济南以及当地的五百多名学员。不仅学员队伍庞大,而且师资力量雄厚。教官队伍中既有科班出身的旧军官,还有红军队伍的老战士。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这些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亦都在聊城政干校讲过课。
聊城政干校第一期的学习任务,主要是培养各游击区作军队或地方基层政治工作的干部。民众动员和游击战术是学习的主修课。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际问题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程。
政干校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让父亲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作为一个从乡下走来的进步青年,父亲不仅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上如饥似渴,而且在工作上积极主动、生活上乐于助人。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父亲还出墙报、写通讯、演节目,很快就成了深受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学生积极分子。在纪念“七七事变”及抗战一周年的时候,父亲的一篇纪念抗战一周年的文章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学校训育长齐燕铭和校长张郁光的注意,他们商量后决定将父亲当作骨干重点培养,将来留在学校工作。
1938年夏,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武汉决战。为了保卫大武汉,最高统帅部命令全国各战场,协同作战,以牵制日军主力部队。在聊城,范筑先将军为配合武汉主战场,迅速制定了亲率部队攻打济南,切断敌人后方供给线的“东征”计划。政干校也决定成立“战地服务团”,随部队上前线,为部队服务。父亲不仅有幸地成为了“战地服务团”的一员,而且被任命为小队长。
在前线,“战场服务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宣传和发动、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在紧张的行军打仗之余,父亲几乎每天还要在枪林弹雨中为《抗战日报》写战地通讯,把东征前线战事及时报道出来,激励部队、鼓舞民众。
战斗是惨烈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残酷环境的锻炼中,父亲愈发地坚定和成熟起来。
在鲁西北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范筑先将军制定的“东征”战略目标胜利完成。随后,“战地服务团”也光荣完成了任务返回学校。不久,第一期学员毕业,父亲留校,被任命为聊城政干校训育处辅导员。而且,在一次与校长张郁光(共产党员)的谈话时,深思熟虑的父亲郑重地提出了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1938年深秋,恼羞成怒的日军开始向鲁西北疯狂反扑,聊城保卫战即将打响。为保留抗日的火种,政干校全体师生奉命撤离聊城。在撤离的当天下午,密集的枪炮声、飞机的轰炸声便从城里传来。在撤离隐蔽的三、四天的时候,从聊城方向传来噩耗,范筑先将军、张郁光校长及五百余名抗日将士全部阵亡,聊城失守。消息传来,政干校一千多名师生无一悲痛欲绝。形势愈发地困难和严峻了。庞大的队伍,在乡下别说隐蔽,就连吃住行都成了问题。况且,由于形势的骤变,还时刻有被集体逮捕或集体枪决的可能。
中共鲁西北特委指示:政干校党组织,化整为零,保存实力,分散到广大农村隐藏。伺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的抗日武装。
父亲被分配到自己的老家朝县。到达朝城后,父亲便准备去朝县育政处报到。在城里,遇见了原来在县“动委会”工作的小学同窗谢春风(解放后在铁道部工作)。谢立即把父亲拉回家中告知:县长张守中已叛变,正在大抓共产党嫌疑分子。尤其是聊城政干校的人,抓到后更是格杀勿论。
不得已,父亲便先在谢春风家中住了下来。在那些天里,父亲和谢春风一边联系同学、一边寻找组织,最后他们商定,如若再找不到组织,便一起奔赴延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