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父亲在鹤壁市庆祝国庆十周年大会上
▲1957年父亲调离焦作时在焦作市委的合影留念。中右二起,段松会叔叔,后任平顶山市委书记。任青一叔叔, 后任焦作市委书记。张超叔叔,后任煤炭部副部长。我的父亲母亲。常继忠伯伯,后任鹤壁市委书记处书记。刘酉山叔叔,后任焦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1954年当选焦作矿区的省人大代表,(当时的焦作市尚未成立)
12月10日,是父亲逝世四十三周年的忌日。按说,任何人的生老病死亦都是一种自然规律。况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已经是花甲之年的我,可能在对待这世上太多的过往时,已经也可以算得上是云淡风轻的了。然而,惟独在父亲的这个事情上,我却不仅是很难以过去的,而且,越是在年纪大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思念与怀念也是愈发愈强烈了起来。然而,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只活到了五十五岁的年纪。更重要的是,父亲是在那样一个非常的时代里和在一个非常的情形下而含冤去世的……。
实事求是地讲,小时候我对父亲的记忆还是有许多盲点的。在我十岁以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兄弟姐妹是很少能见到父亲的。那个时期也正是我们那座新建的城市大干快上和艰苦创业的阶段,父亲母亲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创业者和建设者,无一例外地不都是一心扑在了工作上。记得那个时候,父亲母亲他们不是去工厂、就是到农村,不是下煤井、就是上矿山。不仅经常都是早出晚归,而且,三天五天、甚至是更长时间不回家也都是家常便饭。不过,那个时候虽然我们与父亲不常见面,但是,他对我们孩子们的教育和影响,却是让我们在那个时候时时刻刻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当年,父亲每过一段时间、甚至是每一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次"作业",而且这些"作业"还不仅仅是书本上的。那时父亲除要求我们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求我们在家里写大字、读诗词和参加劳动。他每次回家后,不仅会听取我们的"学习汇报",还会亲自检查我们的"任务"完成情况。平日里,他还要求我们兄弟姐妹采取互相检查、互相督促的办法,保证我们学习任务的完成。在每年的暑假里,父亲一定会有计划的让我们回到山东老家去劳动锻炼与体验。我们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培养我们热爱学习、热爱劳动和做好人好事。
记得在我上学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教室里踢球,一不小心把教室的窗户玻璃打破了。老师见状后十分生气,告诉我不但要照价赔偿,而且还要通知家长。放学回家后,我便把此事告诉了家里的大人。谁知事后不久,刚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父亲听说后,就一个人就赶到了学校。他不仅当面诚恳地向老师道了歉,而且还如数赔偿了损坏的玻璃。一时间,市委书记亲自来学校给老师道歉,还如数赔偿了损坏玻璃的事情,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大"新闻"。至今,尽管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现在回到家乡与当年的老师、同学们相聚时,他们对这件往事依然是津津乐道和感慨万千……。
其实,说起来,我和父亲相处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过,那个时候的父亲已经被当作我们市里的头号走资派打倒在地了。父亲那时每天的"工作"就是早出晚归的辗转各处去被揪斗和被批判。有的时候,半夜三更的也会有"革命造反派"破门而入把父亲从床上拉走,甚至是一连几天我们家人都不知父亲的去向和下落。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家七口人也从原来的住处,被赶到了一个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平房里。而且从那时起,父亲的工资也开始被扣发,全家人就只能依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然而,对父亲来说,那个阶段最最难过的还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他精神上的痛苦。
那段时间里,父亲白天在外挨批斗、晚上在家写检查。不过,可能与当时一些人的那种不得不写检查和不得不做检查不同。父亲当年写检查却是认真的、由衷的和发自内心的。他那时坚信、并执拗地认为,自己二十多岁当县长、团长,三十多岁当市委书记。历史清白、根正苗红,对党忠心耿耿,为工作鞠躬尽瘁。即便是在工作中有错误,只要他自己"从灵魂深处"认真、深刻地检查反省,一定能够得到组织上和人民群众的谅解,让他重返工作岗位去更好地为党工作和为人民服务。
记得在那个时候。不仅父亲是夜以继日地不断写检查、不断改检查,而且他还发动我和哥哥、姐姐一起用圆珠笔、复写纸帮他十几份、几十份的抄写检查。然后,又要求我们把他写好的检查,偷偷地分别寄给他在北京、上海。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领导、老战友们,请他们帮助看看自己的检查是否是深刻与全面。有一次,父亲在广播中听到,他当年在平原省的老领导潘复生被"三结合"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便立即让我们把他的检查寄往黑龙江一份,请求老领导潘复生批评指正和帮助他提高认识。然而,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对父亲近乎疯狂的无休止批斗外,那些浸透着自己心血和生命而写成的检查,父亲却是连一次做的机会都没有。
毋庸讳言,当年我们家的那个日子是苦涩和难熬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我们家甚至很少有过笑声。尤其是对于此前一直是"以党的事业为重,以自己的城市为家"的父亲来讲,在当时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痛苦的。但是,当我们今天再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它却显得是那样的难得与珍贵。毕竟,对我们孩子们来说,只有在那个阶段里,我们才难得的和父亲母亲在一起,我们才难得的全家人都在一起。
有的时候,可能苦中有乐的温馨与友爱才更是令人一生的难忘和刻骨铭心。至今,当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时总会想起的是,当年母亲看我们熬夜为父亲抄写检查辛苦,为了犒劳我们,她时常会在早餐时我们买上一些油条。尽管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可能每人只是吃上了半根(因为当时家庭经济的状况),仅此,就已经让我们感到幸福无比了。而且,现在我和弟弟妹妹还会常常回忆起,在那个阶段里,每当父亲需要理发的时候,我们几个都是争先恐后的抢作一团,理发的理发、洗头的洗头。当时,我们可能只是觉得了好玩与有趣。而后来我们发现,那时那刻看着我们几个都围在他身边那个叽叽喳喳的样子,父亲也有了在当年那个时期里难得一见的笑容与享受。
然而,即便是这样艰难的日子,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长久的。大约在1969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又双双去了五七干校。所不同的是,母亲是做为学员去劳动锻炼的。而父亲则是一个走资派被勒令去接受劳动改造的。也就是在父母他们去了五七干校的第二年年底的时候,觉得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社会上,都已是无路可走的我,终于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而"偷偷地"跑到新疆当了兵。而且,在当兵第二年的时候,我又幸运的被选调到了新疆军区体工队。
我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是在1973年的五、六月份的样子。当时我在西安参加过第一阶段的全国青年篮球比赛后,特地请了几天假从西安绕道河南焦作去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父亲。谁知刚到焦作,前来接站的哥哥就告诉我,在1971年9.13事件后,刚刚在政治上得到了一些解放的父亲,可能又将再次被当作河南省里的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挨批挨斗。那个时期,父亲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相当糟糕的。然而,面对当时的那一切,我唯一可以做到只有每天尽量多的陪着父亲散散步、聊聊天,说一说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新疆和我们的篮球场。记得也是在那一次,好像已经有了什么预感似的父亲就有意无意地给我说过,以后我如果能在部队或者是新疆成家立业其实也是挺好的,也不一定都非要回到河南来…….。
▲我(后立者右二)当兵前和父母、兄弟姐妹、奶奶、二叔、姑姑、姑夫及表弟、妹的全家照。那天,父亲正巧父亲在五七干校请假回来看病。那年,父亲才53岁,却因长期被批斗已经是心力交瘁。
就在我那一次从焦作返回新疆部队之后不久,河南省各地就开始了批判父亲的政治运动。至今,在焦作市委的党史志上,关于1973年的情形还有这样的文字记载:"--组织揭发批判郝明甫。郝明甫曾任鹤壁市委第一书记,1973年3月29日经省委同意到焦作休息(郝明甫,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39年5月入党,曾任焦作矿务局党委副书记、代书记,中共焦作市委副书记,中共鹤壁市委代书记、第一书记等职)。省委主要领导刘某某、耿某某指令省公安局某某某与焦作市委的某某某等人串通一气,说:郝明甫的问题"是敌我矛盾",要"当成大案要案来抓,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决不手软"。由某某某亲自负责,在焦作市公安局抽调了18名所谓"路线觉悟高"的人组成了郝明甫专案组,下设审讯、调查、看管、收集情况四个组。于1973年8月7日下午指派人带领公安干警,乘坐汽车闯入郝明甫家中,将郝明甫押送到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他们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对郝明甫限制自由,不准于家属见面,防止逃跑等等。看病有民警看守。由于他们对郝明甫同志栽赃陷害,人身摧残,在隔离的93天中审讯17日,强迫郝明甫写检查17份。他们还多次到鹤壁去抄所谓罪恶材料。"也就是在父亲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四个月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就在那个冷落的院落和孤独中含冤去世了。那一年父亲55岁……
弹指一挥间,四十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无论是在父亲去世六年后为他举行的平反昭雪大会上、还是在今天父亲逝世四十三周年的忌日里,当我们的家人想起、讲起和回忆起我们自己的父亲时,都已经没有了太多的难过与悲伤,而更多的是又让我们所有人在这其中充满和感受到了温暖、幸福与浓浓的思念。其实,无论是什么人,也不管他的能耐有多大,都不可能是万寿无疆的。所谓"一生一世的相依相偎",其实所指的还不仅是在人们的身边和眼前,而更多的可能指的是在人们的心里。就如同今天我们与父亲这样,如果在世上已不可能再有了相聚与相见,那么,思念便可能就是一种最好和永远的陪伴了。
怀念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