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政法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
李士英同志，192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特委巡视员，华中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公安总局局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上海市委委员、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市公安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李士英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我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教诲挚深，永生铭记。值此追忆一二事，以表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解放前曾被人们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1949年5月25日，这座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解放上海的战火甫定，我随士英同志从山东解放区一起到达上海，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机关，他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我受命接管提篮桥区警察分局后，任提篮桥公安分局局长。解放初期，公安机关肩负肃清残敌，打击盗匪，维护治安的重任，为建立革命新秩序进行着十分紧张的战斗。是年7月，提篮桥区发生一起原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副领事”威廉姆?欧立夫无视我政府法令，寻衅滋事，向人民政权挑衅的事件。根据陈毅市长和士英同志的指示，我们同他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煞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在全市全国甚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士英同志在对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表现出沉着冷静，为维护祖国尊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7月6日，全市百万军民满怀胜利的喜悦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向设在四川北路底同心路口的检阅台进发，接受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军领导人的检阅。这是当时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游行。为了确保游行集会安全顺利进行，根据市军管会颁布的交通法令，公安机关抽调大批干警维持交通治安秩序，保证游行队伍畅通无阻。可是就在这天下午4时许，威廉姆?欧立夫驾驶一辆车号为03一6235的小轿车驶至溧阳路东长治路口时，故意违反交通规则，冲入游行队伍，阻断游行队伍前进。我值勤公安民警立即上前阻拦，勒令其后退停驶。欧立夫不仅拒不服从指挥，且出言不逊，并继续踩动油门欲强行通过。欧立夫的蓄意挑衅行径，引起在场群众的强烈愤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果断地将欧立夫带至提篮桥分局讯问。欧立夫到了分局值班室后，仍摆出一副凶狠蛮横的架势，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职业，嘴里叽哩呱啦，大喊大叫。接着暴跳如雷，掀翻办公桌，砸毁办公用具，对阻止其野蛮行径的干警拳打脚踢，干警的手表被打坏，钢笔被折断。在场的一些留用员警愣住了，因为解放前警察局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无法无天无可奈何，现在解放了，该怎么办?心中无数，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分局几个领导人见到此种情况，认为这种无视新中国政府法令的野蛮行径，必须立即制止，不准其肆意挑衅。我们随即将欧立夫戴上手铸，关押起来。这一招，完全出乎欧立夫的预料，过了一会，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嚣张气焰收敛了，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职业、住址，并交出了证件。
将欧立夫送进收押室后，我急忙打电话向士英同志报告。这时心里七上八下，因为这是进入大城市后第一次处理涉外事件，对象又是昔日在上海不可一世的美国“驻沪副领事”。进城时士英同志曾一再告诫我们，对涉外事件必须谨慎从事，加强请示报告不得自作主张。但由于欧立夫肆意挑衅，蔑视我人民政府，来得突然，情况紧急，来不及事先请示，就“先斩后奏”将他关了起来，担心把事情办糟。士英同志听完汇报后，以他那沉稳果断的语气，讲了四点意见：
1、派南下干部（解放区来的干部）专人负责，对欧立夫好好看管；
2.要讲政策，不准打骂和侮辱人格；
3.饮食由分局负责，不能吃外人送来的食品；
4.领事馆来人询问，可答复说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他是什么“副领事”，只讲有一个美国侨民破坏交通秩序被拘押。至于怎么处理，待请示陈毅市长以后再告诉你们，具体问题由市局治安行政处负责外事工作的副处长钱惠民和你们联系。
随后，士英同志立即向陈毅市长作了汇报。陈市长毫不犹豫地说:“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法令，就可以制裁他。”
遵照陈毅市长和士英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向欧立夫宣布其破坏交通秩序，损坏公物，殴打员警，触犯了中国法令，予以拘留的决定，并将他关进了拘留所，生活上则给予了适当照顾。
7月8日，士英同志派钱惠民副处长向我们传达了市局根据陈市长指示，对欧立夫作出如下决定:
1、责令欧立夫写认错道歉的书面检查，在报刊上公开刊载;
2.毁坏公私财物，照价赔偿;
3.以分局名义写一份对欧立夫拘留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4.发还欧立夫的个人财物，包括那辆肇事车辆。
经过教育，欧立夫承认错误，接受处分决定，写出了道歉书。8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了“美侨威廉姆欧立夫竟敢违警破坏交通，已被提篮桥分局拘押讯问”的报道。9日和10日《解放日报》又全文刊登了欧立夫的认错道歉书和提篮桥公安分局判处书，并发了题为《警告美帝国主义者》的短评。欧立夫在道歉书中称:“我承认犯下了下列各罪:(1)违反交通规章;(2)拒不报告姓名;(3)殴打公安局的员警;(4)毁坏公安局的公物。我愿意向被侮辱的员警道歉，我愿赔偿修理的费用或赔偿局内被毁的公物，我保证不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所给予的考虑，给我的宽大及和善的待遇。”《解放日报》在短评中严正指出:”在人民政权下，帝国主义任何挑衅行为，均将受到应有的处罚!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子，必须从中国滚出去！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必须从中国肃清!一切外侨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我们在此特别警告美国帝国主义者，你们必须立即放弃任何挑衅行为，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将欧立夫这样身份的人在中国进行拘留，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报刊将欧立夫破坏交通秩序，蛮横、蔑视我人民政府的行径和欧立夫的赔礼道歉书公诸于众后，很快在全市、全国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原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向我人民政府提出了抗议，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叫叫嚷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报复。但这一切在新中国面前完全是徒劳的。美国《华侨日报》在报道中称“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巨狮开始发出怒吼了。”香港《大公报》以《各国人士不能不对昔日的“东亚病夫”刮目相看》的标题进行了重点报道。上海各阶层市民更是扬眉吐气，一时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话热点。有的说，“过去上海人在”洋人面前低人一等，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现在“美国领事”犯法，同样法办，真痛快。”有的说，“解放前美国人在上海打死了人也治不了他，现在违反交通规定，打人毁坏公物照样要关起来。认错道歉赔偿了才放你出来，真正解放了。”在公安局内部，有些解放后留用员警感触更深，他们说:”外国人过去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犯了法，警察局处理时对他们点头哈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不管你是哪国人，触犯了中国法令，一样依法处理。”对欧立夫的依法处理，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奴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士英同志处理欧立夫事件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当时，我们从解放区来到大上海才一个多月，第一次处理外国人触犯中国法令的事件，心中忐忑不安，甚为紧张。但士英同志听了汇报，了解情况后，却十分冷静沉着。他维护祖国尊严，对帝国主义分子开展针锋相对斗争，既坚持原则，又严格掌握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特别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下，他高度警惕，指挥若定，采取果断措施，有力地防止敌人趁机破坏栽赃人民政府的问题发生。
二、一场特殊的战斗
1949年5月，正当上海市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的时刻，一些金融投机奸商，却明里暗里对抗政府法令，兴风作浪，大肆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倒把活动，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导致物价暴涨，影响广大市民安居乐业。经党中央批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坚决执行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命令，配合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指挥、查封了全市最大的金融投机活动中枢----上海“证券大楼”，给投机商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改造旧上海的决心，赢得了全市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士英同志亲自部署、指挥，并率领公安干警和警卫部队，成功进行了这场特殊的战斗。
上海证券大楼，位于上海市最繁华的南京东路南侧的汉口路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时局变化，证券失去信誉，设在上海证券大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已逐步转向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当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时，证券交易所曾自动停止，可是到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一些证券字号又悄悄复业，故伎重演，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买卖，哄抬比价，从中浑水摸鱼，扰乱经济秩序。人民币与银元的黑市比价在5月28日至6月8日的10天内，由100:1到2000:1，上涨了20倍。金银价格的暴涨又刺激了物价的直线上升，10天中，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须品的价格也相继上涨了2至3倍，引起市民恐慌。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元贩子的叫卖活动，仅6月5日至8日的4天内，银元贩子就由2万名增至4万名。一些反动分子狂妄地叫嚷：“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不法分子的捣乱破坏，损害着人民币的权威，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形势十分严峻。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市军管会就颁布了第一号布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清算单位”。6月3日，华东军区又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外汇均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换取外汇存单，或直接售予中国银行换取人民币，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然而，利令智昏的投机捣乱分子，竟然置若罔闻，活动毫无收敛，仍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变本加厉地非法买卖金银外币，肆意哄抬价格。
为了制止金银外币投机活动和平抑物价，市军管会从老解放区调进大批“二白、一黑”（指大米、棉布和煤炭）投放市场，以保证人民生活之必需。6月5日，金融管理处根据军管会的指示，命令上海证券交易所立即停止活动，并于6月6日，人民银行奉命抛出银元一万枚，以便稳定金融市场。但这些都如泥牛入海，连浪花也未掀起，就被淹没在汪洋之中了。
上述严峻形势表明，单纯的经济措施和舆论告诫已不能制止金融投机的强劲势头和物价暴涨。6月7日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决策，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军管会金融管理处处长陈穆列席了会议。副市长兼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首先汇报了金融投机分子对抗市军管会命令，肆无忌惮地进行金融投机，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情况，最后他严肃地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排挤出上海的危险”。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头”，要制止非法买卖金银，稳定物价，必须查封上海证券大楼，捣毁这个投机活动的大本营，并惩办一批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会议决定将上述决策报请中央批准，同时做好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作了分工，这次行动由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为主，市公安局抽调力量具体执行，需要拘押处理的犯罪分子由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提出名单交公安局依法拘捕，行动时，由华东警卫旅负责对证券大楼实行武装包围。最后，陈毅市长作了总结，他说：“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他还要求与会人员切实做好保密工作，充分作好准备。
会议结束，士英同志回到宿舍已是子夜，他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着怎样打好这一仗。三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使他深知上海投机分子的阴险与狡诈。他们触角四出，信息灵通，善于应变，而将参加这场战斗的公安干警，包括一些处长、分局长大都是从农村来到上海，对证券大楼地形地貌和投机分子的狡诈伎俩都很陌生。现在中央可能很快批准上海的行动，必须立即做好准备，另外，还需做好行动前的保密工作，不让投机分子嗅到一点风声；行动时严格执行政策，不授人以柄。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身边干部去买了一批西装、衬衫和皮鞋。接着，召开秘书、人事、刑警、治安、供给等处处长会议，传达了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查封证券大楼、取缔非法交易所的精神，请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处长赵帛向与会人员介绍证券交易所和金融外币非法买卖的情况。讨论中，当刑警处长马乃松提出需要组织些干警化装进入证券大楼查看地形，以便分工制订行动方案时，士英同志插话说，已经给你们作了准备，化装服都已买好。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士英同志作了总结部署。他说，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圆满完成，各单位要切实采取措施做好行动前的保密工作，不能让投机分子听到丝毫风声。由刑警处长马乃松、刑二科科长黄克带领少量干部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对证券大楼设有证券字号的五层楼面各组织一个大组，按楼面房间设立小组，每小组三人负责搜查。对全体参战人员进行政策纪律教育，行动中不准开枪，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擅自放走一人，不准携带个人钱财物品进入大楼，出来时也不准藏带任何物件，一切缴获全部由金融管理处负责登记保管。为防止泄密，行动之前所有参战人员全部留局待命，不准与外界发生一切联系。在查封证券大楼同时，各个分局负责捣毁本辖区内的金银外币非法经营窝点。随后，又向等待接受任务的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和参谋长刘春芳传达华东局的指示，要警卫旅抽调部队配合行动。他指着地图对他们说：“证券大楼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先去看看，做好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带领部队对证券大楼进行武装包围。”
会后，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公安分局、警卫旅以及有关部门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华东局的决定很快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6月9日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市公安局等有关单位领导分别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决定于6月10日上午采取行动，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由上海市军管会下达命令，交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执行。
6月10日上午8时，证券大楼像往常一样，在嘈杂声中开始营业。士英同志率领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和马乃松、黄克等400余名干警身着便衣，化装进入证券大楼。按照分工，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他同刘德胜等在五楼设一间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的一个营，分乘10辆卡车到达，对证券大楼实行武装包围，并有一部分兵力到大楼底层和各个楼层警戒。市总工会、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向市民作宣传解释。这时，已在大楼内负责查封各证券字号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平时神气活现、巧舌如簧的投机奸商，个个呆若木鸡，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久久忘记放下手里拿着的电话，有的将桌上的全部财物丢至角落，企图隐匿。在检查中，从一个商号搜出两支美制手枪。士英同志立即决定交部队刘春芳调查处理。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查获了大量黄金、银元和外币，一面登记钱财、物资，一面由金融管理处干部清点接收。对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在逐一登记后，勒令全部到底层大厅集中，由赵帛向他们进行了守法教育，指出投机金银外币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对社会的危害，宣布“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则。“对大多数只进行小额银元买卖的人经过审查即可回家，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对行动中堵在大楼内的2000多人，经过审查和金融处提供的犯罪分子名单，由市公安局拘捕了200余人，送市人民法院思南路看守所羁押，其余均于当晚或翌日陆续放行。在对证券大楼采取行动的同时，黄浦、老闸、静安等繁华地区的公安分局，也组织了专门小组，捣毁了百乐门、新世界、曹家渡、江苏路等小型金银黑市、窝点，取缔了本辖区的金银投机活动。接着又在全市街头取缔非法买卖银元活动，很快刹住了银元非法流通的状况。这些重大行动，有力地遏止了投机捣乱分子的猖狂进攻，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和权威。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银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从1:1800跌为1:1200。大米价下跌一成，第三天大米价又下跌一成，食油价跌一成半，其他日用品也纷纷跌价，全市人民拍手称快，由衷拥护人民政府惩办投机奸商，惩治银元贩子，肃清金银投机的行动。
据统计，这次在证券大楼共查没黄金3600多两，银元3.9万枚，美元6.2万余元，港币1300多元，人民币1500多万元，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等）折价人民币3500万元，并缴获手枪两支。对拘押的200余人，经士英同志和有关单位协商，由军管会金融管理处、市法院和市公安局刑警处抽调力量，组成联合工作队负责审理。依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分三批做出处理，分别判处徒刑、劳役、罚金或悔过保释、教育释放。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特别是对欧立夫事件的处理和查封非法金融中心的特殊战斗，总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记忆犹新，对我的启迪和教育是很深的。士英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在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期间，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创建上海市公安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建立的卓著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继往开来，不断开拓公安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目标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