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在长清县敌工站的领导下成立了对敌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这一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不愿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拉过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和消灭最顽固势力，孤立日本侵略者。伪军是日本侵略者的耳目，没有中国人给鬼子当汉奸，日本鬼子就成了聋子、瞎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寸步难行。为了挖掉日本鬼子的耳目，使日本侵略者彻底陷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对敌工作组的同志抓紧一切机会，在伪军、伪属中广泛深入地做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涣散了敌军军心，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使日本侵略者日益孤立，陷落在中国抗日军民的分割包围之中。
济南至泰安铁路沿线的村庄里干伪事的人很多，有些村伪属的比例相当大，最多的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为了争取伪军，我们加强了对伪属的工作。我们每到一村，便命令伪村长或伪保长召集本村的伪属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战争形势，宣传我党的政策，说明当伪军、干伪事的人只要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来，不再为鬼子做坏事，就能得到抗日军民的宽大处理；如果认贼做父，死心塌地当汉奸为虎作伥，欺压百姓，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事实上，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伪军士兵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已逐步走上彻底失败的道路，继续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已没有出路，因此，我们的宣传攻势对伪属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伪属不愿落个千古骂名，硬逼着自己的儿子、丈夫以及兄弟洗手不再为鬼子做事了。
为了进一步瓦解伪军，我们在他们中间开展了“红黑点”、“善恶录”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等活动。军区政治部统一印发了这三种小本子，专门记录干伪事的人的行为，用这种方式来束缚伪军官兵的手脚，使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抗日军民作对，鼓励他们给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做好事。为了得到八路军的宽大，许多伪军官兵争相给我们送情报、送弹药、保护我党我军过往人员。从一九四二年底以来，由津浦路沿线据点内运送出大批弹药，每次送出的子弹少则几十发、上百发，多则上千发；炸药每次几斤、几十斤甚至上百斤。我们除了给他们一定的物质报酬外，还把这些数字都记在他们各自的“善恶录”上。对于给我们帮过忙的人，发给“身在曹营心在汉”等证明，这样，他们便可以自由行动，随便回家。
对于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我们则采取果断措施，格杀勿论，这样做既起到杀一儆百、震慑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作用，又为民除害，进一步提高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一九四三年秋，我们处决了万德车站伪警察所的一个特务，把写好的罪状压在他身上，并在街头及路两旁张贴布告，向人民群众宣告他的罪行。这件事，对万德车站的伪警察震动很大，过去对我们抗日工作人员敬而远之的人，现在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只要我们捎个口信，不管叫谁出来，都是随叫随到。甚至一些有罪恶、有民愤的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也纷纷与我们取得联系，要求为我们做事情。这样，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一九四四年中秋节的晚上，我化妆去张夏唐保长家与济南来的关系会面。正当我乘着月色大步流星疾走时，迎面过来了两名摇摇晃晃、喝得醉醺醺的车站伪警。躲闪不及，我便迎了上去，他们误以为我是从济南来的商人，想敲我的竹杠，硬说我是八路的探子，动手就来掏我的腰包。当他们触到手枪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其中一个伪警战兢兢地问另一个人：“张警长，你看……”我一听喊张警长，马上想起张夏站警长张洪春是与我通过信但没有见过面的关系，便接口问道：“你叫张洪春吧！”那人连连应道：“是！是！”我心里有了底，沉着地告诉他们：“我就是李洛夫，你们看咋办吧！”说完后紧盯着他们，看他们的反应。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字，都大吃一惊，酒也醒了大半，连连道歉。我命令他们俩把我带到了车站的日本潘翻译官家里做工作，我进去后，他们俩老老实实地在门口给我站岗。我顺利地完成任务，安全返回了驻地。
日本士兵对其本国统治集团所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的性质，并不十分清楚，由于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很少吃过败仗，由于武士道精神的长期熏陶以及对日本天皇的绝对服从，使得他们骄横顽固、不可一世。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指出了，对于日本士兵，不是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集团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并以宽待俘虏的政策，在道义上战胜他们。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现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在军事上打垮他们，压服他们。为了加强对日军政治上的争取，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对待日俘的命令中明确规定，对日军俘虏不打不骂，不侮人格，不搜其财物(武器除外)，不干涉信仰，不要求自首，有病治疗，死者掩埋，去留自愿，生活上优待等等。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对日军战俘政策的指示精神，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四三年麦季，我们区武装在德车站以西孙家峪的小股包围战中，俘虏了皮家店车站的日本警务所长秋原。秋原虽不是战斗兵员，但在战斗中也是负隅顽抗，拒不投降。被我们俘虏后，躺在地上装死不起，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拥上前来要打死他。我们劝住了群众，为避免与敌追击部队再遭遇，我们安排了两名耐心的战士架着他转移。到达营地后，秋原仍是不吃不喝，—言不发。我们通过会讲日语的同志反复向他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用许多日本士兵战死在异国他乡，许多幸福美满的家庭被断送的事实，向他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带给日本人民的同样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在生活上，对他精心照顾，吃饭时，专门给他做白面馒头、炖猪肉。由于我们事事尊重他的人格，处处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可欺侮的浩然正气和八路军坚决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加上我们对他苦口婆心地教育，逐渐打破了他轻视中国人民、妄自尊大的心理，消除了敌对情绪。在我们的争取之下，秋原的态度有了转变，开始与我们交流思想了。我们发现他很惦念他在车站上的妻儿。便告诉他，先到军分区去见见我们的首长和日本朋友，然后就送他回去。在送他去军分区的时候，他感动得哭了。经过我们的教育，秋原明白了来中国打仗是替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命，八路军是日本士兵的朋友，不是敌人。他从军分区回来，一见到我们，就连连说：“八路军的是大大的朋友。”根据军分区敌工科的指示，为了争取秋原成为与我们保持联系的内线关系，使他成为瓦解敌军的一支内部力量，有效地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他临行时，我们为他开了热烈的欢送会。秋原回去以后表现确实不错。不久被泰安警务段调到泰安。
一九四三年秋，在青杨站西南约二里许的土门村战斗中，我们俘虏了青杨站日本警务员奥村和刚从济南调来的阿布。阿布在被押送途中逃跑了。泰安警务段段长高桥闻讯后，气势汹汹地来到土门，限三天交出奥村，否则要把土门村统统烧光。伪镇长被吓坏了，惊慌失措地跑来，央求我们释放奥村。对于侵略者的要挟我们毫不让步，义正辞严地让伪镇长转告高桥；八路军的“太君”说了，如果真的烧毁老百姓的房屋，八路军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仅不放回奥村，而且要消灭和俘虏更多的日本鬼子。高桥看到恫吓根本不起作用，即刻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央告伪镇长、伪村长再次来向八路军求情，说在他管辖的地区出了事， 济南的“太君”怪罪下来，他很作难云云。对于敌人内部的这些矛盾，我们了如指掌，济南的日本宪兵特务时常在铁路沿线各站出没，各站警务段的日本鬼子整日提心吊胆，惟恐宪兵特务们找岔子。为了激化、利用日本警务段和日本宪兵队之间的矛盾，我们决定给高桥留个面子，在他作出保证不使土门村群众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放奥村回去。奥村走时，一再表示愿意同我们保持联系。他回去后，化妆出来同我们见过四次面。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奥村向我们报告了日军乘火车南下的情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明白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已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感慨地对我们说： “皇军的早晚完了完了的。”奥村为人憨厚老实，对我抗日军民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对待俘虏的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无比钦佩，特意送给我们一瓶德国酒，以示对八路军极其崇敬之意。不久，青杨站的日本警务所长武田因奥村被俘事件受处分，与奥村一道被调离青杨站。临行前，奥村特地赶来与我们道别，希望以后还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最后，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挥泪而去。这件事，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我党我军关于日俘政策的正确性。日本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受日本反动政府的欺骗蒙蔽而来到中国，替日本军国主义者卖命，只要他们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不再死心塌地地替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卖命，就会加快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想到这些，更加坚定了我们遵照党的指示精神加倍工作的信心。
进入一九四四年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进入最后挣扎的阶段，他们在铁路沿线派驻重兵，提出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战略，实行强化治安运动，以巩固其后方的统治。我们也针锋相对，加强了对敌伪军的政治宣传攻势。为了加强对日军的分化瓦解工作，配合我军的战略反攻，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在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敌工科的领导下，组建了对日军工作队。我被调到这个队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对日军工作队成立后，我们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机会，向日军内部进行政治思想渗透。我们经常到敌军驻地周围投送、散发宣传品和慰问品。我们的宣传品不仅散发到长清县境内铁路沿线各站，而且还利用各种关系带到了泰安和济南。我们组织内线关系，把宣传品秘密带进敌人的据点，神不知鬼不觉地投进敌人的办公室或宿舍；或者把慰问信、慰问袋放在日本岗哨附近或公路两旁。日本士兵捡到这些东西后，多数人把自己喜欢的留下，剩下的才交给长官，也有的人根本不上交，统统留下。敌人对我们这种政治宣传攻势异常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对付，只好采用特务手段对日军士兵加强监视，并对保存我方宣传品、慰问品的士兵采取镇压手段，这样做非但没有削弱我们强大政治攻势的影响，防范日军士兵的动摇，反而加深了其内部固有的矛盾。
我们的宣传品、慰问袋等都是用日文打印的，慰问袋内装有纸烟、糖果、扑克、慰问信等物。宣传品有日本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日本解放联盟晋冀鲁豫支部、在华日人共产主义同盟延安总部等组织编写的《兵士之友》、《兵士的呼声》、《觉醒》等书刊，书刊的内容大都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法西斯暴行，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针对日军内部官兵之间的矛盾，我们在宣传品醒目的位置上印上“对士兵不许打耳光”、“士兵不是牛马”等宣传口号；还有的宣传品上印有“家里老少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你回去!”“请千万保重身体”等内容，以动摇日军军心。在日本的樱花节、新年以及我们的端午节等节假日期间，我们千方百计送去大量的宣传品和慰问品；平时得知日本士兵思念家乡父老时，也及时地送去一些慰问品，加深他们的思乡厌战情绪。
我们对日军工作队的工作进展顺利，起初，军分区敌工科用小包裹给我们运送宣传品以及慰问品；后来，用麻袋包装的宣传品、慰问品源源不断地运来，我们都能及时地分送出去。我们在万德街活动点的老房东马传太认识车站日本警务员条原，我们便通过他去做条原的工作。条原主动提出要同我们见面，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八路朋友大大的，我的明白”，又指着我们的宣传品说：“这个，我的大大的有。”同我们见过面后，条原回去公开在伪警人员中炫耀说：“我的八路的朋友的有，出去走走的没有关系。”这对伪警人员影响很大，有的伪警人员说，连日本鬼子都和八路来往，投靠八路了，我们还给他们日本人干个什么!借这个有利条件，我们在万德车站建立了一个由马传太出面主办的“爱路茶馆”，作为我们进站做日伪工作的落脚点。我曾数次化妆进车站进行宣传，鼓动车站上的伪警人员为八路军搞子弹和炸药。后来，有人向鬼子告密，说马传太和李洛夫有来往，鬼子马上逮捕了马传太，并把他押到了泰安。条原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到泰安去看望马传太。我们通过泰安的伪警内线关系张俊义和万德镇伪镇长马恒吉把马传太保了出来。事后，我们查知马传太被捕是由于伪区公所伪丁袁德明告密，立即把他找了来，严厉警告了他，并把这一罪行当面给他记在了“善恶录”上。
万德车站日本警备队里有个名叫饭田的伍长，由于想家厌战，对长官不满，得到我们的宣传品后不仅不上交，反而经常炫耀，被关了禁闭。他从禁闭室里逃出来后，带着日本反战同盟印的宣传品向我们投诚了。我问他：“你来投奔八路，不怕被打死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宣传品来，平静地说：“八路的是朋友，我的不害怕”。我们对日军工作队的强大政治攻势，比军事攻势更加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恐惧，他们采取了阴险狡猾的手段进行破坏。泰安警务段段长高桥秘密布置爪牙，以一架飞机的高价悬赏捉拿李洛夫。伪警李祥鲁是个见钱眼开的恶棍，马上向日本宪兵告密，说条原和八路军有来往，联络人是马传太。日本宪兵派特务跟踪条原，但在美机的一次轰炸中，条原被炸死了。敌人接着又追捕马传太。由于我们及时得到情报，马传太安全转移到了大侯集。为了严惩汉奸，我们配合区武工队深夜摸到李祥鲁家，结果了他的狗命，并把罪状压在他身下。吓得伪军没有再敢告密的了，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天，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托张夏街的伪保长唐恩来给我自卫大队长王纪元送了一封信，嘱转给峰山县张县长。信上大谈国际主义、马列主义，大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信中还提出要同我们做买卖，给我们搞点食盐和西药，署名是日本人民反法西斯联盟“渡边国雄”。虽然从信的内容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但这种转信方式却不能不使人疑窦顿生。我们马上通过内线了解，得知渡边是济南日本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派来的。他在信中提出要同我们做买卖，我们分析，这是以做买卖为借口，伺机刺探我方情报，因此，我们采取了一拖二看的办法。狡猾的渡边发现我们对他有怀疑，马上吩咐汉奸刘书芹把王纪元骗到张夏车站扣押了起来。腊月二十八日，渡边软硬兼施，对王纪元同志施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妄图得到我对日军工作队的有关情报，王纪元同志坚贞不屈，整整一夜，渡边一无所获。第二天，恼羞成怒的渡边下令把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皮开肉绽的王纪元同志拉出去枪决。王纪元同志身中数弹，但当时没有死。他挣扎着爬出刑场，被一名铁路工人发现后送回家中。一进家门，王纪元同志抓住老父亲的手，只说了一句话：“我什么也没说……”就牺牲了。为了给王纪元同志报仇，我们处决了汉奸刘书芹，渡边却溜掉了。
鬼子的种种阴谋诡计破产以后，便决定动用武力来消灭这支只有十余人的队伍。万德车站的鬼子曾于拂晓用小股敌人埋伏在我们经常来往的路口或庄稼地里，妄图截击消灭我们。由于群众和情报人员的及时报告，终未得逞。最后，不得不从济南、泰安等地调集了一千多日军，于一九四五年夏季的一天凌晨，突然从万德出动，包围了十余个村子。这天晚上，我们正住宿在敌人包围圈内的一个村子里。发现敌情后，我们组织了突围，没有成功。面对百倍于我们的敌军兵力，硬拚是不行了，我们只得采取紧急措施；立刻分散隐蔽。工作队中的日本同志宫川英男藏在麦秸垛里；我被一位老大娘藏在麻地里；李子中同志和联络员马传太被敌人包围在大侯集，李子中同志藏在大缸下脱险；马传太在大侯集村西的山沟卫被捕，押到泰安，受尽酷刑，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被释放。在这次大搜捕中，队长丁宁、工作队的通讯员被捕，宫川英男同志英勇牺牲。尽管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仍没有停止战斗。我们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在津浦路沿线，向敌人发起了更强大的政治攻势，一直战斗到日寇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蒋日伪合流，日军拒不向八路军投降。这时，驻青杨站日军的一名副班长金齐主动找到土门村伪镇长左云河(我们自己人)联系，准备同八路军谈判，向八路军投降。经过两次谈判，金齐同六名日本士兵携带全部武器投降了八路军。我们把他们送到军分区后不久，金齐即被派回我们对日军工作队工作。金齐原是一名油漆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后，觉悟提高很快。来对日军工作队后，工作热情很高，不长时间内，向日军官兵写劝降信达数百封，揭露蒋日伪合流的阴谋，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劝日军及早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投降，指明这是日本士兵的出路。
四十年过去丁，每当回忆起这一段紧张的战斗生活，总是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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