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晤
6月22日天还没亮,张国焘和黄超就催促大家上路,我们胡乱嚼了几口糌粑,灌了一肚子凉水,急急忙忙驮好行李和礼品,迷迷糊糊的跟着上路了。出了茂州城,我们沿通往理番的官道向西南一路疾驰,经文镇关、威州轻松到达理番。第二天,我们转上理番通往抚边、懋功的山路,行路立感艰难。这里属横断山脉,原始森林密布,沿途多是藏民聚居点,河流纵横,两岸悬崖峭壁如鬼斧神工,水势湍急,通行全靠竹索桥和吊桥,人马通过在百丈空中东摇西晃,煞是吓人。有些地方更惨,过河只有牛皮艇和吊索,让我们饱尝在骇浪中颠簸和人马孤悬高空摇晃前进的恐怖。进入杂谷脑地区,似乎完全进入了藏民的世界,语言障碍明显,我们与当地居民沟通必须靠通司(翻译)帮助。真得感谢西北联邦政府在藏民中的感召力,沿途的土司、头人对我们十分友好,一路上跋山涉水和食宿全仗他们的鼎力相助。
可能是即将与中央首长见面的兴奋心情所致,张国焘一路情绪很好,上路后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西北历史故事,从藏传佛教和吐蕃王国的兴盛,讲到文成公主下嫁,从清王朝金瓶册封西藏领袖和新疆回部造反,讲到左宗棠西北用兵,听得我们津津有味,一点没有感到路途辛苦。几十年后回忆那段行军,只记得过河时的恐惧,原始森林中道路被砍伐树木堵塞被迫绕路,以及张国焘讲的故事,并无其它奇特之处,要说新鲜的事,当属我们在理番路过一所庄园式的洋教堂,它不仅规模宏伟,还拥有很大的农场和养蜂场、酒窖,张国焘与主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外语交谈,据说是向洋人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晚上,我们小心翼翼地品尝了有生以来第一顿西餐。
经过三天的行军,6月25日黄昏前我们抵达懋功北面约九十里地的小镇抚边。那天下午因为下了场大雨,路上泥泞不堪,加上张国焘距离抚边越近越开始担心漏想了什么问题,马步愈来愈慢,反复向我们交待对中央首长要尊敬,要讲礼貌,要和中央红军搞好团结,处处做到谦让和忍让,不许惹是生非,结果使我们比预期晚了几个小时到达。在离抚边还有七、八里地时,中央红军的骑兵迎了上来,向张国焘报告,中央首长早已在抚边镇北二、三里的帐篷里等待欢迎张主席。随后,我们在他们的引导护送下加速驰向抚边。不一会,抚边已依稀可辨,领头的战士突然加速并在马上高声向前方呼唤起来,随着呼唤声,远处忽然冒出不少红军战士,他们边奔跑边欢呼迎向我们,他们身边大帐篷里面的人被这欢呼声惊动,鱼贯走出快步迎了过来,护送我们的骑兵脱口而出:中央首长都迎过来了。张国焘显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隆重的欢迎场面,霎那间两眼浸满了泪水,在相距百步地方,他领我们下马后,跑步迎向中央首长。
看得出,他与每一个中央首长都很熟悉,眼含热泪的用力握手和紧接着的热烈拥抱,感动的在场每个人个个热泪盈眶。经过一轮拥抱,在周恩来介绍下,张国焘与到场的一方面军首长生分而客气的相互握手致意。一阵寒暄过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开始主持欢迎仪式,在他的简短欢迎词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张国焘先后站到帐篷前事先摆好的一张旧桌子后,开始互相致词,毛泽东在致词中代表中央热烈欢迎张主席的到来,感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所做的一切,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重创革命大好局面。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太重,好多话我没有听懂,相比之下,张国焘的京腔口音致词就好懂多了,他的讲话带着浓重的感情色彩,用了许多溢美之词热烈回应毛泽东的讲话,不断地向中央致敬以表拥护中央之意,用热情的词句向一方面军表达深切的慰问。到场的首长们眼含泪花情绪激动,不时以热烈掌声打断讲话。我和卫士们也深受感染,忘情的使劲鼓掌,任由泪水和鼻涕在脸上纵横。
欢迎仪式后,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首长簇拥着张国焘,一路谈笑向抚边走去,我和卫队牵着马跟在十几步远的后面,默默随行。抚边很小,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全部已被中央机关占满,当首长们走进镇口时,各房屋中不断涌出中央红军的指战员,夹道鼓掌欢迎我们,张国焘、黄超和我们又一次被感动了,大家一起含着泪水挥手答谢。给我们安排的住所在镇北面靠出口路旁的一家店铺内,进镇没多远就到了,可能是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首长们站在门口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最后还是中央总负责的洛甫(张闻天)劝道:国焘同志长途跋涉数日,身体甚是疲惫,我们就先让他休息一下,有话晚上吃饭时再说。首长们这才纷纷告辞。张国焘站在店铺门口一一拱手相送,口中亲热地招呼着:“润之兄(毛泽东)走好,玉阶兄(朱德)走好,……。黄超领着我们在他身后列队敬礼相送,直到首长们走远。
我们住的店铺可能是抚边最大的房屋,几十平方米的店堂被一排柜台分割成两半,柜台后有厨房、茅厕和两间卧房,家具齐全。按黄超安排,张国焘和他各占一间卧房,柜台内设为张国焘的办公室,我和卫队在柜台外打地铺睡觉。张国焘有个习惯,每到一处落下脚后,第一件事是开始办公,所以我们卸下行李后首先布置他的办公室,然后才是他的床铺和其它。大家正在埋头忙碌着,一名四川籍的卫士忽然无端地咯咯笑个不停,我们不由自主地一齐停下手来,莫明其妙的看着他,好容易等到他喘息,我赶紧大声喝止到:“你龟儿子傻笑什么?”他闻言倒是立刻收了声,但站在那里满脸憋的通红,浑身哆嗦半天出不了声,自个喘了一会才说出话来:“报告队长,我想了好久没得搞懂,为啥子中央红军一个个都是尖脑壳,他们的脑壳比我们不仅尖,而且要小的多噻。”他话刚落音,卫士们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都认为确实如此,大家的瞎议论逗得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对满脸疑惑的他们解释:几年前我曾到中央苏区学习,和中央红军生活过一段,实际上他们的脑壳与我们一般大小,问题出在他们的军帽上,可能是为了省布,他们的军帽一般都为五角形,而且五个角都做的比较小,我们四方面军的帽子全部是八角形,边角也做的较大,同样戴上军帽,中央红军就显得脑壳又尖又小,而四方面军则显大的多。听完我的解释,大家参差不齐的噢了一声,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接着众人一面整理房间,一面讨论起是尖脑壳好看还是我们的圆脑壳好看的问题,正说着,中革军委派人来请张国焘和我们随行人员到位于镇中间的驻地参加欢迎晚宴,大家赶紧归拢好东西,抬着给中央首长的礼品跟着张国焘、黄超后面奔出门去。
中革军委的驻地原先不知是个庙宇还是个祠堂,庭院宽阔,房基高抬,需要蹬三、四级台阶才能进屋。我们到达时饭菜已经上桌,院里露天摆着四张桌上,热气腾腾的放着两盆肉菜,一阵子牛肉香味飘来,口水直流。按照安排,我们随行人员和军委的工作人员在露天吃饭,首长们在屋里吃。外面桌上虽然只有两个菜,但份量充足,大家放开肚子一通猛造,扫了个精光。吃完了饭,我打着饱嗝,摸着发胀的肚子遛达到屋前台阶下,看见首长们桌上七、八个菜基本没动,都在忙着说话,我心说看来这顿饭什么时候结束没准了,只好回到桌旁重新坐下,和军委的同志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聊起来。首长们又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喧闹,迎接晚宴终于结束。周恩来、朱德代表洛甫、毛泽东送张国焘回住处,三人都喝了些酒,一路上放声交谈,在空寂的街上撒出一阵阵喧闹声浪。周恩来送到门口独自返回住处,朱德则随张国焘一块在我们住处的柜台内坐了下来。在品了两口绿茶后,朱总司令的话像开闸放水般地流了出来。
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紧不慢地告诉张国焘:八个月前,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时有九万多部队,但在说不清的原因下,中央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全军向西转移。悲哀的是,在他们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像一个行动迟缓的巨人,一直处于敌人的包围堵截中,途中迭遇艰险血战,尤其湘江突围时,几遭灭顶之灾,全军损失过半。此后继续顽强西进,希望和二、四方面军会合,经过拼死鏖战,冲破层层艰难险阻,待到与四方面军会师时,只剩一万人枪了。林彪的一军团实力最强,尚余三千五百人左右,彭德怀的三军团不足三千人,董振堂的五军团不足二千人,可怜罗炳辉的12军只剩区区几百人。部队所有火炮和重装备全部丢光,弹药即将耗尽,每支抢平均不到五发子弹,只够保枪自用,若没有四方面军的全力接应,中央红军怕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现在我们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万幸的是大部分干部被保存下来,虽然这是以丢弃伤病员、强迫饥寒交迫体力虚弱的战士们抬担架换来的。这种做法目前引起战士们的严重不满,但从长远看还是值得的,当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我们被国民党追剿的四处逃亡,部队被打散,最惨时我身边只剩二十八人,可仅仅几年,我们发展到十几万队伍,靠的就是干部,只要我们手上有了这批干部做骨架,我们就有翻本的希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元气伤的太厉害,需要修养,不能再打了。这次在懋功看见30军的部队,不但装备精良,而且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远远超过我的估计,确实是支精锐雄师,眼下作战只有靠你们了。
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开始反省现行的军事路线,否定了军事三人团的战略方案,取消了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重建根据地的计划,改用毛泽东的方案,向川黔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会后,恢复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到了遵义,中央清算了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把它归纳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会上老毛(毛泽东)被选为常委,洛浦代替博古总负责,取消三人团,会理会议后,政治局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西征军的军事行动,新三人团由周恩来牵头。
我坐在柜台外的地铺上,本想强打精神熬到朱老总走后服伺张国焘睡觉,可在卫士们的鼾声中很快就被催眠了。他们两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的,朱老总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了。当我被张国焘叫醒时,天已大亮,他满脸倦容的递给我一封信,吩咐我立即送到懋功30军军部,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送到理番面呈陈昌浩、徐向前。我看着他显然一夜没睡的憔悴面容,知道事关重大,复诵完命令二话没说,扭头驱马直奔懋功,把信当面交给程世才、李先念并看着他们派人转送理番。我从懋功返回抚边已是下午,一进院门我见卫士们都在院子里站着,询问才知道张国焘上午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回来后,中央领导同志就不断来访,现在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正与张国焘谈工作。我心中盘算了一下,张国焘紧急交办的事情肯定是四方面军内部军务,还是不当着军委首长汇报为好,我随即就势站在院里耐心等待着。没有多久,周恩来告辞离去,我们立即在门外列队敬礼相送,张国焘送他出门时看见了我,眼神一动但仍若无其事得殷勤相送周副主席出门。转回头来,他招我跟进屋里,边走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小声回答:“有一会了。”“哦?”他凝重的疑问语气吓得我心里发毛,赶紧立正报告了回来后没有立即报到的想法,并紧张地看着他慢慢转过身来,见到他脸上笑容逐渐荡漾开来,我才松了口气。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阵道:“嗯,很好,谈谈情况吧。”我急忙扼要的报告了送信情况,听完后他又一次道:“嗯,很好,休息去吧。”
晚饭前,周恩来、朱德、博古(秦邦宪)、刘伯承、李富春、邓发等首长领着随从(好像有武修权、陆定一、杨尚昆等)来约张国焘出去散步,我领着卫队在后面远远跟随。他们沿着街道出镇北口转上田间小路,边走边聊很是热烈,可惜被一阵零乱的枪声突然打断了。我和卫队迎着枪声扑了过去,远远看见几十个一方面军的人员在围攻十几头牦牛,不知是射术不精还是不得要领,他们乒乒乓乓放了十几枪,好不容易才打倒一头牛,直看的我们面面相觑不停摇头。大家心里清楚,若是在四方面军这事断然不会发生,首先,在藏民中这种十几头的小牛群只能是贫困牧民所有,牧主的牛群一般都在百头左右,所以总部规定部队不允许侵犯这样的小牛群;其次,为了节省子弹,总部规定杀牛只准用刀,所以我们都是用绳索把牛放倒后刺杀,从没有人开枪射杀,更不要说一群人围着射杀了。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我只好求助般的向首长们望去,只见张国焘和朱德不停摇头叹息,其他人则低头佯作不知状,我只好回头命令大家:别多事,假装没看见。首长们可能也觉得无趣,纷纷相邀该回家吃晚饭了,大家遂悻悻地各自返回住所。
吃晚饭时,事又来了。我们刚刚安排好张国焘、黄超坐下吃饭,卫队关好房门才在院里坐下,还没有端碗,博古的勤务兵就大大咧咧的手提一块牛肉闯进门来,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家伙毫不理会我们的让座,很四海地宣称,为了革命友谊特来与我们做一笔生意,那就是用他手中的牛肉和我们换些驳壳枪子弹,这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听得我们目瞪口呆,我还没有缓过神来,一名卫士抢先接上了话茬:“小同志哥,我们部队有规定,武器弹药是不能拿来换东西的,你缺子弹可以向上级申领嘛,可不能这样和我们开玩笑喽。”这小家伙听了一楞神,马上和那个卫士抬起杠来:“谁和你开玩笑,你有子弹没有肉,我有肉没子弹,大家调剂一下,互通有无,这是很公平的买卖嘛,哦,你们四方面军根本就没把我们看成一家人,自己富得流油,却舍不得跟我们平分,现在拿肉和你们换些子弹也要推三阻四,这般小气,分明是欺负我们中央红军。”我一听不好,事情要闹大了,急忙上前拦住准备回话的卫士,和颜悦色地拍拍他的肩膀道:“小同志,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再说会师时我们已经送给中央红军大批弹药,可能还没来得及下发,这样吧,我向首长请示一下,看能不能匀些子弹出来,先解决一下你的问题。”没想到这个愣头青一点不领情,摔开我的手后,扭头向门外走去,边走边叫骂着:四方面军没好人,瞧不起中央、瞧不起中央红军,整天背着中央另搞一套。看着事情已经闹僵,我只好推开房门准备向张国焘请示,刚刚进屋没等我张口,张国焘微笑着朝我摆摆手道:“我们都听见了,你处理的很好,很顾全大局,就按你的意见办吧。”我乘势盯了一句:“张主席,看来中央红军弹药确实紧张,既然人家已经开口了,我们也不能太小气,我想大家凑个二百发送给他……”没等我说完,张国焘挥手打断我道:“你自己处理吧。”当晚我派人把二百发子弹和那块牛肉一并送到博古同志住处,并当着博古的面将东西交到小勤务兵手中,他当时满脸胀得通红,口中不停的说谢谢、谢谢。
第二天一早,我又奉命赶往懋功送达一份电报和一封信。封口的信仍要求30军交通队速呈陈昌浩、徐向前,电报则是让30军电台发给总部,内容大致说了三个问题:1、中央决定中革军委增加张国焘为副主席(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所有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2、中央意见将一方面军编为左路军、四方面军编为右路军,主力迅速向毛儿盖集结,以保今后向甘南发展之通道,但将来发展方向尚未确定;3、一方面军经长途转战,兵员损失惨重,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张国焘意见让一方面军多余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四方面军抽调一些部队和武器弹药补充一方面军,请陈昌浩、徐向前考虑具体方案。
我下午返回抚边,张国焘那里仍然是连续不断的接待中央首长来访,直至深夜。我们在抚边的三天半里,除毛泽东外,所有中央首长都先后来过这里,有的只是来叙叙旧情,大部分是来讨论工作,也有来专门辩论的。博古来过几次,每次都要和张国焘激烈争辩一些革命大道理,我们听不太懂,只知道他多次指责四方面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军阀作风,官兵不平等,张国焘则逐一反驳,他们的争论一般都要数小时。
相煎
6月29日,中央正式宣布了新的中革军委组成名单,张国焘出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成为中革军委委员,并下达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向甘南进军。当日,中央首长们陆续向毛儿盖进发,一、四方面军部队分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各部,相机向毛儿盖集结,我们则随张国焘在原地等待30军共同北上。当天午后,我们与从懋功赶来的30军军部会合,随他们一起来到的还有中央慰问团的领导,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王稼祥、李维汉等。张国焘会见了30军的首长,并询问了部队情况,对部队的状况深感满意,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在汇报中多次流露出对一方面军一些干部的言论表示不满,引起张国焘的高度重视,在他仔细询问下,30军首长报告了所属部队与中央红军交往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以及主要领导的诋毁、污蔑和人身攻击,同时煽动部队对主要领导的不满。张国焘满脸惊愕的听完汇报,随即向汇报问题的30军政治部李天焕主任要来这些言论的记录仔细翻阅起来,渐渐陷入沉思,当天晚上,他又一夜未眠。
七月初,我们随红30军北上进至卓克基一线,随后我们赶回茂县,途径理番时,张国焘与陈昌浩、徐向前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很快就向四方面军各部下达了准备松潘战役的预先号令。命令规定由徐向前、陈昌浩各率一路兵马分路沿黑水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王树声率岷江支队(四个团)周旋于岷江东岸,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据我所知,自5月进攻松潘失利后,方面军首长深知那里地形复杂,道路险恶,尤其处于地震多发地带中心,滑坡塌方随时发生,部队通行十分困难,更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因此对攻取松潘毫无信心。
我们返回茂县立即收拾行装,第二天,总部携川陕省委搬往杂谷脑。在杂谷脑,张国焘主持会议向总部首长传达与中央首长会面的情况,在会上,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因为各自的文化、习俗、认识上的差异产生的摩擦杂音,被编导成斗争交响乐。张国焘在向首长们介绍懋功会晤情况时,特别讲述了中央红军惨重损失和狼狈现状;出示了黄超不知用什么方法从一方面军弄到的中央《前进报》,上面有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彻底批判了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宣读了李天焕主任记录的一方面军一些干部的言论,主要是宣扬敌人飞机大炮厉害,散布失败主义情绪,说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共产国际和中央不信任他,中央经过调查发现四方面军存在严重的军阀习气,官兵不平等,还有四方面军基层干部大多只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名字,这是不尊重中央,是张国焘故意所为。听了上述情况,与会者们情绪激动,纷纷要求上书中央,批评和清算一方面军乃至中央某些人的胡言乱语,而且更有甚者提出要向中央建议按现在实力判断谁正确谁错误。会议决定以川陕省委名义向中央正式呈报书面意见。当时这种下级向上级以书面形式提出不同意见的方式,经常发生,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感觉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在几十年后,被视为藐视中央的不轨行为。
同日,中央慰问团抵达总部,我率警卫连、通信连一部前往负责警卫和勤务工作。
7月8日,红30军88师268团在红一方面军侦察连的加强下,突然包围了驻守毛儿盖的敌胡宗南部西北补充旅一团一营,拉开了松潘战役的序幕。经过八天的围困,乘敌突围之际,于7月17日在追击中全歼该敌,缴获甚丰。但是分路开进的主力均因道路难行,距目的地尚远,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开始。胡宗南这时已察觉红军主力有北移企图,大力加强了松潘地区的防御,薛岳部亦从东面向西靠拢,防堵我军北出甘南,中央的松潘战役计划事实上已成泡影。
当总部进至卓克基时,为解决作战中统一指挥和协调一致问题,中革军委于7月18日发布命令: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为此,红军作战的指挥电台和密码交由总司令部掌握,中革军委实际上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1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调整了进攻的兵力部署。21日,中革军委公布军队干部任免和组织番号: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作战部队取消军团建制,新番号和首长是:
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山,代参谋长曹里怀。
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带#号者为从一方面军调来工作的干部。)
中革军委同时批准了四方面军的建议,将30军90师270团(团长徐庚子,政委易逎有)和89师直属队共一千六百余人补充给红3军(团);将4军11师32团(政委陈伯稚)一千一百余人和33军98师294团(团长余立贵)一千余人补充给红1军(团)。
上述消息一经公布,总部欢声雷动,认为我们提出的意见已被中央接纳,中央还是主持公道的,已用雷厉风行的举措纠正了某些人对四方面军的不公正看法,大家都由衷地拥护中央领导。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首次专门听取四方面军的全面汇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共同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并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当天休会后,徐向前、陈昌浩率前敌指挥部开赴毛儿盖指挥实施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只留张国焘继续参加会议。第二天的会议下午结束,在返回总部的途中,张国焘一直阴沉着脸,一语不发,看来会议开的并不舒心。
回到总部,张国焘马上召集总部首长开会,向大家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他说:中央完全肯定四方面军自鄂豫皖到川陕到川西北的英勇奋斗,肯定了方面军是一支坚定执行中央路线的基干队伍,当然中央也认为方面军尚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克服改正,例如军事民主、提高指挥员素质、加强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等。但是也有个别中央领导不顾客观事实,为了批评而批评,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竟然想当然地指责我们没有保住川陕根据地,又没能占据战略要地松潘,造成今天向北发展的严重困难,说这话的人就是政治局负责军事的毛泽东。他接着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大意是说毛是个独断专行者,像蒋介石一样,不仅牢牢控制决定权,而且喜欢直接指挥,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央苏区时,就因作战部署和军事决策与同事们闹得不可开交,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毛崇尚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蔑视现代军事知识,他制定的作战计划只注重描述自己的天才想象,缺乏具体执行的科学依据和措施,这种训令式的计划往往很难执行,就如四渡赤水战役,作战计划大大超出了指战员的体力极限,虽然出敌意外取得胜利,却也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次松潘作战计划,不顾山高路险,途中多为地震频发区,只凭想象规定部队到达时间,结果四方面军在路上被摔死砸死这么多战士,甚至一个尖刀排全被山体滑坡掩埋,仍然无法按时赶到,计划成了废纸。他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愤怒,相互议论起来,有的说中央歧视四方面军,有的说不能只检讨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领导失败的责任。我站在门外听着他们的议论,心中也感愤愤不平,但我也同时感到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存在很深的个人恩怨,给人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感觉。
很快展开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进展很不理想,红1军担任主攻后,以多路方式向敌发起进攻,但面对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守敌众多的松潘,他们使用了偷袭、强攻、迂回和夜战等一切手段,连攻几天毫无进展,迫使红军主力只好在卓克基以北地区休息待命。期间,张国焘曾致电毛主席建议以四方面军的部队换下疲惫的红1军,但遭到拒绝。我们只好在卓克基等待了半个多月,好在张国焘是个善于开创工作环境的人,成天找部队首长们谈话,了解部队情况和战士的思想情绪,倒也过得充实忙碌,为了照顾中央首长和一方面军首长的生活,他还专门交待总经理部,设法节俭四方面军的补给,尽量抽出一些财物给中央红军的领导改善生活,这些财物均由黄超负责分送给各军首长。
给中央红军各军首长所送的东西大致一样:300块大洋,10斤牛肉干,10斤大米和一些香烟、茶叶。我护送黄超先后到达红3军、1军、5军、32军,分别受到各军热情接待,但是黄超凭着年轻人的小聪明到处打听中央红军的内部分歧,也引起一些首长的反感。像红1军的林彪根本不理睬黄超,3军的彭德怀和32军的罗炳辉一听不对马上就用话给顶回来,搞的场面很尴尬。
卓克基是个有上千户居民的土司大官寨,交通便利、市面繁荣,居住环境相当不错,所以部队虽然闲住,倒也没觉得太难受。7月底,中央决定首脑机关进驻毛儿盖。
红军总司令部成员在毛儿盖汇合办公,中共中央在南面不到三十里的沙窝驻扎。毛儿盖有几百户人家,在附近一带算是一个大居民区,居民都是藏族,房屋全是些下面养牲畜、上面住人的简陋粗糙的石砌碉楼,最特别的是这些碉楼没有上楼的楼梯,全靠一根用刀斧砍出凹槽的树干攀上爬下,与当地金碧辉煌的喇嘛寺相比,显得十分寒碜。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已先行抵达这里,他们率领由中革军委各局三百多人组建的庞大总司令部,几乎囊括了中央红军全部的作战、侦察、通讯机关的所有人员,使中革军委事实成了一个空壳机构。新的总司令部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指会会后,为下一步工作安排好了所有必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同床异梦
对成立总司令部并且直接指挥红军的野战军,中革军委不再实际掌握部队这样的结果,张国焘很是满意。他一直对中革军委新的三人团(中革军委军事领导小组,由毛泽东、（作者只写至此，未完成因病去世。）
